作者：连传浩。整理编辑：连忠卫。

由于我每晚在食堂里买的总是素菜，就“出名”了。冯书记等人总是笑我说：又出了个姜在恒。

我就“反击”：你们知道我中午是过的什么生活吗？他们就说，我们中午还不是吃的肉。

有时，被大家“逼”得没法，也买一个粉蒸肉，有一满饭碗。

我买了一个，他们也笑我，因为他们不但买了粉蒸肉，而且还在喝酒，有的人还买两个粉蒸肉，反正一个也只三角钱。

吃菜方面，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也随人闹一次，但在喝酒和打牌方面，我一直没有破步。

有一次，彭显高的舅舅（也算是我拐弯磨角的一门亲戚），正自酌自饮。我见食堂坐满了人，他旁边还有空座位，就喊了声叔叔，坐在他旁边吃饭。

他非要拉我喝酒，我最后还是端着碗离开了。

当着这么多人，他觉得难为情，以前见了我，他总要问彭显高的情况，问他为什么不出来做砖。可自从这次拒绝了他的好意后，他见了我总爱说我“臭夹生”。

因为这里不比积肥时，如果在积肥时不陪他们喝一点，四个人就显得四分五裂。

打大车遇雨天休息时，虽也打打牌，但我是不打钱的玩一玩，等有了人来接替，就让给别人打钱，我也不在一旁看牌，就到厂俱乐看大字报，或者睡懒觉。

有天晚上，我被吵闹声惊醒了。原来，是王家院子的老王因打牌输了钱在哭，他说，我们左港队三人扎台子赢他的钱，如果不将钱退给他，他就去告诉杨队长。

扬队长是厂部工人战斗队的头头，他每天派人背着枪到各生产车间去巡逻（砖瓦厂因占地面积太大，没建围墙），也偶尔到宿舍区巡逻。

反正我也被吵醒了，就起来相劝。老王说，这是我家屋妻子做的布叫我带出来卖的钱，她在坐月子，还没满月。明天我就要回家拿米，要将这个钱送回去，我袋里再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要往外走，我就跳下床一下子拉住他，然后调头又这样劝那样劝姜才六他们三人：你们又不是前几天没看见，杨队长来抓赌，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黄光华那么大的年纪，当他父亲还有多的，杨队长不也指着鼻子尖像吼小孩的吗？饭票、菜票都收走了。要是赌钱，连人都带走了。

才六等人才极不情愿地把钱退给了老王。看来，赌博，有时赢钱的好，有时输钱的好，还真交不了差。

抓了几次临时工赌餐票的行为后，杨华堂又亲自带我们上了一次特殊的班。头天晚上，他就通知我们明天不上班，过了早后到厂俱乐部门口集合。

我想，搞糟了，肯定是要赶我们回家，那天，杨华堂吼黄光华的时候就说过，再这样下去，迟早要你们滚蛋的。

第二天，杨队长弄了六辆大卡车开到俱乐部门口，叫我们全部上去，还有厂里的正式工。

每辆车上都有一面“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战斗队”的大旗，车辆两边都贴有“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支持新水运战斗队”等标语，车子开到正街上，杨队长领头喊口号，我们就跟着喊。

看这阵势，我感到担心，这一定是杨华堂带我们去声援他的“同道的”，该不会发生武斗吧？

果然，车子在水运学院门口停下了。杨华堂又带头高喊口号，将我们二百多号人带进了校园，校园内，一片狼藉：花坛践踏了、路灯打破了、电杆砍断了、玻璃粉碎了。

我们来到一间学生宿舍，明显地看到这是战斗后的现场，没有一张好床，有的床单上有大块的血迹，窗户连同砖块都垮塌在地上……

水运学院的造反派介绍说，他们这次受伤和牺牲的人不少……

回厂后的这天晚上，再没有人提打牌的事，都在谈国家形势。

上床后我也在想：有人为了关心国家大事而流血牺牲，有人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废寝忘食地写大字报；有人劳动累了就喝喝酒，打打牌。

而我，只顾上班，既无权“抓革命”，又不是真心的“促生产”，只不过是为了每月省几块钱带回家。

要是跟这些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比，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但也觉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