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133师工作战斗的五年
——从东北到华南
参加广西剿匪
广西解放之初，敌人有计划的派遣大批匪特潜伏下来，以伪军官为骨干，以地主恶霸为靠山，以惯匪为先锋，组织土匪武装，企图长期与我顽抗。土匪番号有六个军政区，一个兵团，18个军，74个师，31个纵队，其余旅、大队、支队、突击队不计其数，是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十万大山和大瑶山的土匪已经十几县连成一片，猖狂得很。
签于广西剿匪初期不力，1950年11月，中央发电，是毛主席起草的电文，命令叶剑英、陶铸到广西坐镇剿匪，限期半年，务清匪患。在陶铸的亲自指挥和指导下，到1951年5月，半年歼匪45万，杀头4万，按期完成了剿匪任务。毛主席曾对广西发电鼓励 “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和限期 “3月底肃清土匪” 的指示，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剿匪的积极性，一致表示坚决提前完成剿匪任务。
广西战役结束后，我师奉命进驻贵县一带，担负清剿桂东南地区残匪的任务。师于1950年1月上旬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部署剿匪工作。我团根据军、师指示也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地匪情、民情、地形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明确了以 “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确定了“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的斗争策略。明确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 的政策。要求部队出敌不意，猛打穷追，每战必胜，每打必歼。会后以十天左右的时间，在部队中进行动员教育，着重解决 “快打快走”，“帮忙做客” 思想，和认为蒋介石800万军队都消灭了，一小撮土匪掀不起大浪的轻敌麻痹思想情绪。并以“我军永远是战斗队”为内容轮训了排以上干部。为部队开展剿匪做好必要的准备。
根据军、师部署，剿匪分三个阶段，“分散驻剿，平息暴乱”，“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我只参加了第一阶段的首战，就负重伤离开了部队。
根据当时的情况，活动于我师剿匪区的上林、贵县、迁江、来宾等地之土匪约6000余人，百人以上的土匪约30多股。我师三个团于1月中旬分散展开驻剿，我团奉命进到上林地区。我团在广西战役中虽然打了胜仗，但没有打上过硬的仗。我团党委决心要在最后的剿匪作战中继续锻炼好这个部队。团领导分工是：副团长孙国华带一营，参谋长刘春海带三营，我带团直和二营分散进剿。1月25日，我团侦察得知，盘据在宜山县加贵的兰树超股匪百余人，分驻三处。我与二营同志研究，三个连对三个点同时分别进剿，我带团直和六连进剿驻加贵村之匪。午夜部队已集合准备出发时，天下大雨，通讯股长赵振东同志向我报告，说有一份特急电报，是否译出来再走，我说算了，反正是打仗，（电报内容是调我们到十万大山剿匪的）部队就冒雨向加贵出发了。26日拂晓，进至加贵，发现敌人，六连迅速向村内展开攻击，但进村后部队动作迟缓，我即冒着敌人火力封锁跑到村里去督战，两次险些被敌打中。我到村内发现敌人已上山顽抗，我又退回村外指挥位置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路上又险些被敌打中。当我回到房内正手指着架在窗前的重机枪向右山坡之敌射击时，一发冷枪弹击中了我胸部负了重伤，当即昏倒在地，大口吐血。战斗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仅俘敌6名，而我伤亡19名。仗没有打好，主要是思想上轻敌，兵力使用分散，没有事先控制村外制高点，部队动作迟缓等原因。战后我虽然批评二营不如游击队，但主要的责任在我轻敌麻痹，指挥失误，这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后来部队接受了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二月初又对该匪进行了第二次进剿，以军事打击和开展政治攻势相结合，全歼兰树超匪帮300余人。在以后一年多的剿匪作战中，我虽不在了，我团打得都不错，较好地完成了剿匪任务。
“失败是成功之母”，问题是要认真对待。在展开剿匪初期，各级领导者盲目性较大，轻敌麻痹思想比较突出，既不实际调查敌情，又不隐蔽行动企图，也不认真研究战术，多是得知匪情就走，遇上敌人就打；加上混入我地方政权之阶级敌人，暗中通敌，将部队的行动向土匪告密，甚至布置土匪打我伏击。因此，时常要么打不着土匪，空手而归；要么自己伤亡很大，战绩很小。以后各级都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检讨和批判了各级领导的轻敌麻痹思想，调整部署，改进战术，情况就大为改观，连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圆满完成剿匪任务。我们师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剿匪作战中，共歼灭匪特35857人，其中团以上匪首222人，收缴火炮50门，枪60823支（挺），还有大批弹药器材。
负伤以后
1950年1月26日，加贵战斗负伤，是我第三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导致了终身残废。胸部贯通枪伤，12椎体骨折，脊髓前角损伤，继发性下肢肌肉萎缩。
1951年评为二等乙级残废，1991年伤情后遗症加重，严重影响生活能力，经空军广州医院检查，调为二等甲级残废。
在战场上，是被敌步枪弹击中胸部，由前胸右乳头下射入，于第十二胸椎突起部下右方三横指部位射出，当即倒地昏迷，意识仍半存在（脊髓性休克）。自此时起，两腿弯曲回缩，异常疼痛，昏倒后又大口咳血。我当即意识到伤情严重，便对抢救我的团卫生队长赵智增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请把我的情况告诉周冀，要她保重。他说，不要紧，血吐出来好。
战斗结束，把我抬到村里休息后，到了晚上情绪稍好些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师首长发个电报：“我胸部贯通负重伤，请告副团长或参谋长前来指挥。”
受伤后，因交通不便，土匪又多，路远不通汽车。决定先就地由卫生队负责治疗，待控制了炎症，伤情稍稳定后再向后转运。在就地由卫生队赵队长负责治疗休息了一个星期，连续注射盘尼西林（青霉素）控制炎症，防止胸膜炎；注射吗啡控制疼痛；卫生员田浩同志等轮流昼夜给我按摩两只脚减少痛苦。并找了一块较宽的门板，改制了一副担架（四周镶边，以防运转时摔下来），还留下了一个加强排给我担任警卫和护送后转。在此期间和我同时负伤的六连副指导员田荫芝同志（过去曾和周冀同志在一个卫生所工作）还几次捎话问我情况如何？可惜这位同志因伤情过重，没有等到后转就光荣牺牲了，临终时我也无法和他见面，成了终身遗憾。1991年我到广西，特通过广西军区了解到他已安葬在都安县烈士陵园，并托刘继昌转告了他家乡，才觉宽慰一些。我的伤情稍稳定后，于2月2日至5日，从宜山县加贵转到上林县城团部驻地。在路上晚上宿营休息时，赵队长看我痛苦难忍，还安慰我说，我们都知道，咱们团里就是靠你呢，什么都是你干担子太重了。到上林又休息了几天，军首长派我们在锦州解放的、在军卫生部工作的两名最好的外科医生李长林和苗春甫同志到上林来给我检查治疗。在上林我还用无线电话和师首长通了话，他们安慰我好好休息。9日师派武装护送周冀到上林接我。10日从上林又用担架转运我到宾阳县城师前指驻地，师长张万春、政委谢明、参谋长王振东等同志都来看我、安慰我。11日师在兄弟部队借了一辆救护车送我到军部贵县野战医院，途经师后方驻地覃塘时，在村边停了一会，副师长郑寿才等同志都来看。负伤后因用吗啡过多有中毒现象，小便靠排，大便十来天没有，当时当着那么多人，在车上的担架上不由自主的大便了一次，差不多有小半桶，周冀一把屎一把尿地收拾打扫了半天，大便后就觉得轻松多了。当天下午到贵县军野战医院二所后，就开始了安定的检查治疗和休养。
伤后休克状态，持续了三、四天才渐次轻快，咳血一直到第八天才止住。体温半个月后开始恢复正常，伤口、射入口经过半个月结痂治愈；射出口曾流血，但不久即止，没有过明显的发炎现象，到四月底才第二次愈合。四月中旬可以下地站立，五月可依拐杖而行，七月可弃杖而行。
神经损伤，疼痛难忍。我至今想起来还不寒而栗。特别是到医院后，减少了麻药用量，每当药劲过后，我都大喊大叫，“爹呀！娘呀！我的奶奶呀！” “光荣，光荣，我那光荣在哪里呀”，还经常指责给我按摩的老婆、医生和卫生员 “你们慢着点，不要手脚太重，要有老太太的心，姑娘的手”。2月19日至24日发现禁断现象，疼痛加剧，我曾想自杀，据原病历记载：“因执行的疗法，认为是对症疗法，无基本疗法，而悲观”。因两肢剧痛，天天喊着要外科主任给我斩腿（把腿锯掉）。至三月初禁断现象才过去。负伤后的前一个多月，除控制炎症外，止痛成了主要矛盾。开始应用吗啡，第一针可止痛十多个小时，第二针只管七、八个小时，以后只能管个把小时。二月初在转运路上已无作用。改用剧药 “纳尔卡珊” 止痛。在2月11日入院前共用了78支。入院后又用了十多天，以后逐渐减少，并配合使用小量海洛英和镇定安眠剂药物，有时还打维生素骗我说是麻药。到三月中旬才停止使用麻醉镇静药物。完全靠注射大量硫酸镁、维生素、进行热水浴和按摩治疗。我开始锻炼站立和走路也是十分艰难的，在大木盆里热水浴后，两个人用手拉成圆圈，一个人扶着才能站起。然后躺在床上按摩，按摩后，周冀在床上爬着，医生和卫生员站在床下扶着练站起和迈步，大有杨白劳喝卤水之势。然后留声机放轻音乐催眠休息入睡，这套土办法对我的治疗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负伤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都非常关怀。军首长派医生到前线去看我，住院后还经常到医院看望，叫后勤部每月给我一袋面粉。师、团给我派医生黄树起、卫生员田浩、团中灶炊事员邢占金还有跟我的警卫员刘振江、饲养员向瑞起同志陪我在军野战医院休养治疗。在住院期间，师、团到军部办事的干部和战士，多数也都到医院去看我。由于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当时伤虽很重，条件也很差，但基本上得到了及时较好的治疗，收到了好的效果。1951年7月我在北京医院检查治疗期间，负责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的苏联教授给我检查后说：“你这个伤落这个结果已是很好很好的了。” 我的伤基本治愈后，1950年9月送我到广州陆军总医院，1951年6月送我到北京医院，1952年9月送我到武汉陆军总医院，1953年1月又送我到北京和平医院检查治疗，使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除领导外，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团卫生队长赵智增同志，没有他战后妥善的应急处理，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自从部队入朝参战后，近40年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到199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已转业，离休在邯郸。9月我们从兴城疗养回来，专程到邯郸去看望他，在宾馆请他吃了饭，到家里看了看他的孩子们，久别重逢，大家都非常高兴。不幸的是我们离开邯郸回到广州后10天，他于9月21日心脏病发作逝世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在陪我养伤的其他几位同志中，警卫员刘振江、卫生员田浩同志曾有过书信联系，医生黄树起、炊事员邢占金、饲养员向瑞起同志，40多年来一直没有打听到他们的消息，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经常惦念着这些从死亡线上把我救回来的老战友、好同志。
我伤后又能工作和生活了40多年，除感谢党、组织和同志们外，周冀同志是我的特别护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自1948年8月，在辽沈战役前夕结婚后，长期因战火而分离，胜利后尚未团聚，我又剿匪负重伤，使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0年1月中旬我们部队分散在广西剿匪，恰巧就在1月26日我负伤的这一天，在后方的家属来到部队，其他家属都团聚去了，只有周冀和我团参谋长刘春海同志的爱人邹洪治仍留在师部。组织上说，部队剿匪，路远、土匪多，不好走。开始她们两个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很是着急，过了十来天还没有消息。以后周冀从老乡、同事、师政治部直工科长郭钜璋同志的爱人孟秀珍口中得知我负伤了。她一再和周冀说，你可不要说是我说的，组织上有交待，谁也不准说，说了开除党籍。周冀知情后，马上去找留在师部的郑寿才副师长，他已无法再瞒她，作了些解释，当天即派了一个班武装护送她到前方去接我。从此有一年多时间，她一直陪我检查治疗和休养，给我喂水、喂饭，帮我打针、吃药，锻炼身体，料理生活，一直到我恢复工作。我有时不高兴还说她甚至骂她。不但使她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而且也影响了她以后的发展。全国胜利后，没有能进医科大学，业务上也没有什么提高，还由司药改作了政治工作，在职务待遇上也受到影响，过去同事中甚至比她差的、在她下边的，也都赶上有的还超过了她。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我将终身感激她。（待续）
来源：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 一个小八路的自传（焦红光著）
转自：雄师劲旅子弟兵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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