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由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共17架飞机，组成空中阅兵编队飞越了天安门城楼，其中4架带着实弹，随时准备拦截可能前来破坏的国民党飞机。
这是新中国空军的首次亮相，要知道在2019年美国独立日阅兵中，也不过23架飞机参加了阅兵式，足以见得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的空中编队有着不小的规模和气势。
当时的东交民巷里还有一些西方外国使者，他们对于“凭空冒出”的解放军空军大为不解，并深感震惊。
因为虽然空中编队飞行是一支空军的基础，但是整齐的编队也意味着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十分娴熟，但此前从未听说过，也未收到过关于解放军建立成熟空军的情报。
解放军空军是怎么冒出来的？成为了当时西方眼中的一大谜团。
1945年8月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并不甘心失败叫嚣要决战到底。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关东军全线溃败。
驻扎在沈阳附近奉集堡机场的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的300多名机场人员十分焦虑，9月8日晚上，第四飞行大队队长少佐林弥一郎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讨论出路。
由于不了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很多人都以为向八路军投降后不是处死，就是去充当苦力劳作，于是所有人决定不投降，但是也不想继续打仗。
经过讨论后，他们决定向南转移，躲过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的包围，到海边寻求回国的机会。
下定决心后的第二天，林弥一郎带着这300多人抛弃机场，慢慢向南方摸索前进。
9月底，他们抵达辽宁本溪附近，正当他们停下来研究路线时，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却来到了他们面前。
前来谈判的是八路军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21旅12团2连指导员聂遵善，聂指导员告诉林弥一郎他们已经被12团包围了。
“首先，你们得先交出武器，交出武器我们才能把你们当朋友。”聂指导员要求林弥一郎缴械投降，并阐述了我军的俘虏优待政策。
林弥一郎知道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决一死战或自杀是不可能的，因为天皇已经宣布了投降，他们已经不知道为何而战了。
林弥一郎向聂指导员说：“只要保证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就能接受和平缴械。”
林弥一郎以及其他日本俘虏以为，所有战败者的缴械都是在刺刀的逼迫下交出武器，士兵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甚至是衣服都会被扒光，场面及其难堪，也极度伤人自尊。
但是八路军不一样，八路军不仅事先将他们安排到了一处不错的宿营地，为他们准备好了粮食，而且在缴械过程中，没有武装士兵看守，指挥刀和一些日常用得上的一些小刀都可以不用上缴，私人财产也能保留。
八路军甚至都避免使用“解除武装”这样比较严肃的词，不让日军俘虏那么难堪。
林弥一郎深感震撼和感动，他认为八路军是一支百分之百讲信用的军队。
林弥一郎（右）
不久之后，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政委唐凯要求林弥一郎和一些主要军官吃饭，虽然日军俘虏被八路军的优待政策感动，但是戒备心还是很强的，他们起初都认为这一次鸿门宴，不让林弥一郎去。
不过林弥一郎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真要杀我们不用这么麻烦，要杀也早杀了。或许这顿饭是一条生路。”
于是林弥一郎带着十几名军官来到21旅在凤凰城的司令部。
宴席上，军分区首长问林弥一郎有什么打算，林弥一郎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本，总给你们添麻烦也过意不起，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安排点工作，修修路也行。”
随后林弥一郎向首长们报告了自己部队的性质，包括原本机场的位置、里面的设备都详细告知，这些情报也得到了首长们的高度重视。并希望他们能够回到机场帮忙看管设备，用自己的能力来“将功赎罪”。
宴席结束后，首长还对林弥一郎说：“由于条件有限，不能把所有的俘虏都请过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带回去给大家一起吃吧。”
林弥一郎一开始还以为就是些剩菜剩饭，没想到炊事班却给他们牵来了5头牛和50多只羊。林弥一郎和其他的日军军官感动万分，表示感谢后将这些礼物带回了营地，其他日军俘虏见此后也不再对我军抱有敌意，取而代之的是钦佩，并一致统一配合八路军安排的工作。
这时，这些日军俘虏还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的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将会多一个新的军种。
林弥一郎
八路军对这群日军战俘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要知道当时八路军是很艰苦的，自己都吃不饱，那八路军首长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原来在抗战胜利之后，延安方面就立刻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遗留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设备，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航空学校，成立人民空军。
建立自己的空军一直以来都是我党的梦想。1930年3月，红军缴获了一架“柯塞”式侦察轰炸机，并将其改名“列宁”号，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飞行员龙文光被俘后也加入了红军。
“列宁”号为红军革命立下无数战功，但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列宁”号失踪，人民军队的空军梦第一次梦碎。
1941年，延安成立了“航空组”，但是由于缺乏器材未能成军，但是为我军空军干部的培养打下了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在东北缴获到了46架各类飞机以及各种设备，成立空军的硬件设施已经具备，但是缺乏教官成了难题。也正在这个时候，率先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首长得知了林弥一郎航空队在本溪被包围一事，于是立刻制定了拉拢这群俘虏，为我航空军校当教官的策略。
事实上林弥一郎在执教能力上也确实非常出色。在参加战争前，林弥一郎就在日本的熊谷飞行学校担任教官，1941年加入战争后在华中、华南地区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和美军交过站，有过不错的战绩。
1944年来到东北关东军成为第四飞行大队队长，在日军中颇有名气和威望。来到东北的林弥一郎也主要以训练实习军官、飞行员为主，教他们使用“隼”式战斗机如何与美军B-29轰炸机交战。
从林弥一郎的经历上来讲，他确实对中国人民犯下过战争罪，但这实际上也并非他本人意愿。我军在劝降过程中也告诉他，他们的行为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驱使下不得不进行的，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侵华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帝国主义分子去承担，而不应该由被迫加入战争的一般军人去承担。
也正是八路军如此大度，林弥一郎一开始就对八路军充满了好感。
1945年10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参谋长伍修权和东北局书记彭真接见林弥一郎。
这一次谈话，伍修权开门见山表达了希望林弥一郎能留下来协助我军创办飞行学校的愿望。林弥一郎本人其实没什么意见，但是其他人，他还是要去问问意见，伍修权也表示不会强求，全凭自愿。
然而在谈话快结束时，林弥一郎却突然对伍修权提出一个要求：
“将军，能不能把你的手枪留给我做个纪念。”
这一要求完全出乎了伍修权的意料，他并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一来林弥一郎毕竟是刚刚放下武器的日本投降军人，如此公然要枪背后会不会有什么企图很难说；
二来这支手枪是从长征时期就陪伴伍修权一起走过来的，对于伍修权的意义已经不仅是一把武器，更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伍修权思考了一会儿，认为林弥一郎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高级军官要枪不是一时兴起，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是想试探我军对他们这些日俘的信任程度，以及邀请他们当教官的诚意。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要把他们当同志，而不是敌人。伍修权拿出自己的配枪递给林弥一郎：
“你要知道，他对我很珍贵呀！跟我参加了长征和抗战，如果你喜欢，那我就送给你。”
林弥一郎其实只是想试试，可没想到伍修权还真送了，而且还是这样一支具有意义的手枪。林弥一郎非常感动地说：
“我一定竭尽全力说服属下，帮助贵军建设空军。”
后来林弥一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我望着他那充满信任的眼睛，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林弥一郎回到驻地后，将整个经过详细告诉了其他日本人。本来大家都因为我军的宽容政策消除了对我军的敌意，因此想的都是何时回家的事情，但没想到我军如此有诚意，还如此信任他们这些曾经的敌人。
因此他们商量后决定愿意为我军的航空事业服务，最后除了30多个不懂技术和政务人员选择回国之外，其余300多名日本人全部自愿留下来。
就这样这支曾经的日本精锐航空队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的一员。我军为了能让他们放心教学，也给出了很大的诚意。东北局给出指示：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积极帮助。
航空队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保养设备。虽然当时我军缴获了46架日式飞机，但是能飞的只有16架，各种设备也不齐全，难以满足教学条件。
于是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和我军干部一起在东北寻找搜集航空器材，足迹遍布30多个城市，最终共搜集了120架各式飞机，200多个航空发动机，以及航空仪表、机床、航空汽油等设备，为我军空军建设打好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搜集的飞机大多都是残破的，因此只能将一些无法起飞飞机的好零件拆下来，给机况较好的飞机使用，或是直接用好零件拼凑一架飞机出来。因此有的飞机零件是用钢丝连接的，有的安全带就是一根麻绳，降落伞什么的都没有……。
我军的飞行学员和干部一开始对这些“拼凑”的飞机非常怀疑，林弥一郎和几名日籍教官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主动担任试飞员完成试飞，成功的试飞也大大提高了我军干部的信心。
1945年11月，东北局正式成立航空委员会，林弥一郎当选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林弥一郎担任副总队长。总队500余人中，日籍技术人员占到了一半。
林弥一郎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也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林保毅”。
1946年3月，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军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也就是东北老航校），正式成立，代号“31部队”。解放军从此多了一个新军种——空军。
林弥一郎担任航校飞行参谋兼任飞行主任教官，此后的4名飞行主任教官都由日本人担任。解放军早期的许多飞行员几乎都是由林弥一郎亲自带飞，其中包括抗美援朝志愿军王牌飞行员王海（后成为人民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林弥一郎编写的《驾驶指导要领》成为了早期我军飞行员的必学教材。
1949年开国大典上，9架P-51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C-46型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组成飞行编队飞越天安门上空，这些飞机都是缴获或投诚的。
日本教官和中国飞行员在朝夕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从敌人转变成了战友。1954年，原日籍教官纷纷回国，临走前大家依依不舍。
1956年，在为解放军空军服务了11年的林弥一郎回国，他回国后很快和曾经在东北担任教官的战友们联系，成立“第七航校校友会（航七会）”“归国者协会”“日中和平友好会”，林弥一郎担任会长。他们几乎用剩下的一生都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发展，并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
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林弥一郎多次率团访华，他用中文对记者说：
“林保毅向东北航校的朋友们问好。”
“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我作为日本军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新生，这一恩情我永生难忘。”
1985年，原东北局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林弥一郎，并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了对林弥一郎为中国航空事业做出的贡献。
彭真（右） 林弥一郎（左）
1996年，85岁的林弥一郎尽管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但是坚持亲自来中国参加东北航校成立50周年的活动。
1999年，88岁的林弥一郎因病去世，去世前仍在叮嘱中日两国之间一定要和平友好下去。去世一周年后，林弥一郎被中日友好人士称为“新中国空军之友”，而他生前所成立的航七会、日中和平友好协会至今也都在为中日的和平友好发展，做着不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