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统从原汪伪政府手中接收上海，戴笠率特务进入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一方面清算犯有战争罪行的汉奸，以迅速获取上海老百姓的支持；另一方面借机清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汪伪政府的“红人”李时雨面对来势汹汹的军统有些焦急，他的身份是汪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和警局司法处长，在外人看来是妥妥的大汉奸。不过李时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在汪伪政府内的潜伏特工。

无论哪一个身份，李时雨都是戴笠枪毙的对象。原本李时雨的任务是在日本投降前夕组织一个师的伪警保安队起义，与新四军配合解放上海，但是由于形势变化，起义计划被终止，起义部队随新四军前往北方，李时雨和一部分地下党同志则留下侦察敌情。

戴笠突然搞起“肃奸”对于李时雨来说情况就很危险了，无论是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伪装身份都很有可能被戴笠当成“鸡”杀给“猴”看。于是李时雨就一直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潜伏，还是去解放区。

无法下定决心的李时雨向组织汇报了自己我的情况，在等待组织命令期间，一位叫余祥琴的律师主动敲响了李时雨的家门。

余祥琴是之前李时雨以汉奸身份认识的“老朋友”，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余祥琴来的目的是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留下来跟他一起干，因为军统在上海还是很缺人的，李时雨手下有一帮汪伪的警察特务，都是军统急于拉拢的“人才”。另外，沪郊情报站曾报了些吃空饷的名额，这要被戴笠查到，余祥琴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于是这边想到了李时雨。

其实李时雨从心底里是不想和军统打交道的，他更想告别这看不到阳光的潜伏生活，回到解放区的正面战场和敌人拼杀，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极为难得打入军统内部的机会。

“我愿意跟着祥琴干，只是我听说军统要肃奸，我怕……”

“时雨兄别担心，我既然让你留下，自然能保你性命，我这里有些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一个就是。”

余祥琴见李时雨答应非常高兴，但他也没忘让李时雨多拉些警察局的人来作为“见面礼”。

李时雨将他和余祥琴的谈话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很重视这次打入军统内部的机会，便回复李时雨：“将计就计”。

就这样，李时雨以“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内部。李时雨顺利打入军统的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和中国近代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和周佛海也有很大的关系。

1939年8月，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开始着手组建伪政府，计划在上海秘密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以换取日本对伪政府的支持。为了尽快促成大会的召开，汉奸们开始四处寻找“代表”。

由于当时组织获取汪伪集团的情报渠道并不多，地下党在捕获这一情报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顺利的话甚至可以一步打入敌人高层。于是组织上希望李时雨能够冒充“北方代表”出席大会。

汪伪到北方召集代表的负责人叫朱晶华，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李时雨在组织的运转下，以东北老乡的身份在天津见到了朱晶华，此时李时雨的对外身份是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从1935年打入东北军内部宣传抗日思想，到1939年在天津从事地下情报工作，4年的特工生涯已经让李时雨极为老练。

朱晶华和李时雨一番交谈之后，非常欣赏这个法学专业人才，加上汪精卫催得紧，于是当场提议让李时雨当这个“北方代表”。李时雨怕引起怀疑并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以兹事体大，需要与家人商议为由吊了他一下胃口。

朱晶华以为李时雨是怕被扣上“汉奸”的帽子，于是又谎称自己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汪精卫内部的情报员，所以只要跟着他就不会被重庆当成汉奸。

李时雨自是清楚这是骗人的，哪有向刚认识的人透露卧底身份的，显然朱晶华已经是“不惜一切”要拉李时雨入伙了，如果李时雨拒绝，说不定朱晶华还要以知晓机密为理由威胁他的生命安全。

李时雨说：“代表我到是愿意当，可我不是国民党员啊，怎么有资格参加大会呢？”

朱晶华见李时雨松口也舒了一口气，他的任务总算是能交代了：“这你不用担心，你不是，我可以让你是，从现在起，你就说你在北法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入的党。现在汪精卫急于拉人，没工夫查。”

汪精卫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国民党伪“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此地后来成为汪伪特工总部。伪六大确定了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投敌纲领，迈出组建汪伪政府的第一步。不过这场绝密会议的内容被李时雨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

12月，李时雨和一众汉奸受到了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在讲话中毫不避讳地炫耀他和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这些都是汪伪政府的最高机密，但他没想到这段内容也被李时雨详细记录下来。

这些极为珍贵的情报后来被我党适时公布，给汪伪政府造成了极大的震动，被震动的还有蒋介石，他没想到地下党已经将手升到了汪伪的高层。

194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伪政府主席成为一号汉奸，陈公博担任上海市长兼任立法院院长成为二号汉奸。而李时雨也因为参加了伪六大，也被任命为立法委员，直接听命于陈公博。

伪政府中真正专业的人才并不多，大多都是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而李时雨由于有扎实的法学专业，加上既年轻又谦虚，因此很快受到了陈公博的注意。李时雨也没有放过任何与陈公博接触的机会，他特意表现出对陈公博的仰慕，有意无意地表达了愿意追随的心态。

陈公博经过多次考察和调查，觉得李时雨可堪大用，便在1940年8月任命其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李时雨当上处长后，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掌握了伪政府中的人事组织和各方面活动细节，后以“休假”为由回到北平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他的单线联系员何松亭，再由何松亭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中央。

组织上担心李时雨频繁北上引起怀疑，于是派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也是地下党员）以行医为掩护去协助李时雨的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传递情报。后来孙静云被日本宪兵队怀疑一度入狱遭受酷刑，但孙静云坚持不承认，宪兵队也迟迟拿不出证据，最后由陈公博出面让日本人放了人。

陈公博非常看重李时雨的法律专业，加上李时雨非常懂得陈公博爱慕虚荣，贪图名声的心思，经常打着陈公博“廉洁政治”的旗号惩治伪军特务，既限制了伪军的犯罪又赢得了陈公博欢心，另外日本方面也很认可李时雨，因为日本是太需要这样的人来改善日伪的形象了。

之后，李时雨多次传递重要情报帮助新四军躲过了日伪的扫荡，日伪方面却从来没怀疑过李时雨。

1943年，李时雨再次被陈公博提为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几乎已经成为了汪伪政府的核心成员，爬这么高让李时雨本人也有点担心。孙静云将这一消息汇报给组织，当时的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许建国对孙静云说：

“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1944年汪精卫病死，汪伪政府内部开展权力争夺，陈公博成为了最后的赢家，陈公博本想带李时雨去南京担任司法行政部次长，但却被周佛海扣下，周佛海坚决要将李时雨留在上海。

周佛海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他拉拢李时雨一方面要削弱陈公博的势力，另一方面拉拢这个手里有一堆警察特务的高官。

此时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几乎已成定居。周佛海在“考察”完李时雨后对他公布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重庆政府的情报员。

当然他和前面的朱晶华不一样，他是真的和重庆政府有秘密联络，早在1942年10月周佛海就开始两头下注，以便不管战争是什么结局都有退路。李时雨得知这一情况后，判断周佛海是希望利用自己手里的警察部队方便战争结束后抢在新四军前控制上海，后续情报对于新四军来说极为重要。李时雨便立马表示自己不愿当汉奸，愿“为党国尽忠”。

于是蒋介石便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则任行动总队军法处少将处长。李时雨表面上积极查处“可疑分子”防止新四军乘虚而入，另一方面又积极策动警察部队起义。

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关系，李时雨在后来进入军统后经受起了军统的考察，其经历也得到了戴笠的赏识。

李时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上海二站二组上校组长，从少将到少校官职低了不少，也是戴笠对李时雨的下马威，不过李时雨到是比较高兴戴笠让自己去了二组。

二组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戴笠的“肃奸令”，李时雨作为伪政府高官对伪政府内的汉奸是了如指掌，便提供了一份汉奸的详细名单和相关资料，这些都是十恶不赦的汉奸，李时雨早就对他们恨之入骨，便趁机将其铲除。由于效率实在是很高，也给戴笠带来了极大的正面影响让戴笠很高兴。

另外，二组能接触到军统总部对上海站的各个指令和军统内部的机密文件，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职权获得了不少“暗杀名单”，为解救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不过，军统的内部排查并未放过李时雨，特务从日本宪兵的报告中得知李时雨的妻子有通共嫌疑，于是请戴笠批准将其逮捕。

然而没想到戴笠却拒绝了，他认为这是当时汪伪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况且日本宪兵最后也因为没有证据放了人。当然更重要的是，戴笠发现李时雨工作很勤奋，加入军统后立了不少功，所以认为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在戴笠的保护下，李时雨躲过了军统内部的排查。但是不巧的是，1946年3月戴笠因为坠机意外身亡，军统内部斗争加剧，督查和军法处为排除异己再次以“通共”为由对李时雨展开调查。

组织上认为李时雨的情况非常危险，于是决定将他撤出来去北方的解放区。可就在计划离开的前一天，李时雨被军统特务逮捕。为了逼李时雨承认，特务对他使用了重刑，但李时雨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军统方面也因为找不到证据开始动摇是不是真的抓错人了。军统也不敢把李时雨杀了，毕竟在他的履历上，他为党国立功无数，内部影响太严重。

3个多月后，在外围同志的努力下，李时雨被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并被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李时雨被保释出狱。出狱后，李时雨与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联系上，随后继续在上海执行情报工作，又一度引起了军统头子毛森的注意。为避免再次入狱，张执一决定将李时雨转移。4月，李时雨和妻子孙静云取道香港，来到阔别已久的北平。

15年的潜伏生涯终于结束，李时雨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担任多个要职，1978 年担任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达到人生政治生涯的巅峰。

1982年退休后，李时雨撰写了《敌营十五年》、《烽火历程》等回忆录作品，为后世研究留下宝贵资料。同时他又将自己的积蓄捐给家乡巴彦县，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的学生，将革命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