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晚，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包括很多俄罗斯人在内对这个消息也是比较惊讶，当然不是惊讶于他的突然离世，而是惊讶于原来这个历史课本中的人居然活了这么久。

戈尔巴乔夫曾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手里握着数千枚核弹；但后来他也成为了全世界最落魄的老人之一。苏联解体前他问叶利钦“我有退休金吗？”，叶利钦大方地给了他每月4000卢布，但是由于俄罗斯经济的崩溃，4000卢布只能兑换不到2美元。

为了生存，戈尔巴乔夫想过在政治上复出参选俄罗斯总统，但却只有0.5%的得票率，从此他对政治再也不敢兴趣。不过鉴于他的身份和经历，赚钱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戈尔巴乔夫撰写了很多回忆录，揭露了很多关于前苏联的秘密，这些回忆录对于各国研究苏联的学者来说是一份极为宝贵的资料，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可以为他带来数以百万的美金，据说仅1992年一年，他就靠写书进账180万美元。

除了写书以外，戈尔巴乔夫为了钱为也甘愿成为消遣的对象，从苏联解体到他去世，他参演过70多部影视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演的是他自己，一遍一遍地重复他肢解苏联的过程。同时，他也会接一些广告，从披萨到LV什么都接。据说由于LV广告的效果不错，LV给了他一百万美元的报酬，并且还多次为他的基金会打广告。

戈尔巴乔夫晚年的物质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是精神层面的生活，却总让人琢磨不透。2018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受邀出席的戈尔巴乔夫被拍到留下眼泪。紧皱的眉头暴露他是因为伤感而流泪，没人知道他当时的内心活动，《共青团真理报》分析认为，他或许是想起了参加过二战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红色帝国。

很多人都很好奇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后悔过当初的改革。在2019年，戈尔巴乔夫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不后悔。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已经不可能按照原有既定的那种发展模式再走下去了，“那个体制本身濒临死亡，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所以对于戈尔巴乔夫一直认为改革是苏联唯一的出路，“改革并不是1985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

而在回忆起但改革失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决定时，戈尔巴乔夫表示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他也非常惋惜苏联的解体，但他仍然不后悔，因为他认为他避免了一场恐怖的内战，尽管最后依然死了很多人。

“我为保住苏联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当时的信条是，所有事物，在任何困难下，都不流一滴血。但是没有做到。尽管如此，还是避免了像内战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

不过戈尔巴乔夫也有过较深刻的反省，在苏联解体10年后的一次讨论中，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改革行动中有“很多幼稚性和乌托邦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中，外交政策是一大重点，他推行的“新思维”政策改变了以往苏联的外交政策，“为了减少军事预算，增加国内建设的投资，开始寻求结束冷战，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且将核战争的威胁最小化。”

1985年3月，刚刚上任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举行得非常全会上就迫不及待地指出，希望同中国的关系可以得到改善。他不认为中国是苏联的敌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苏联避免“腹背受敌”，有利于改善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被动。

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希望绕过“三大障碍”（边境屯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出兵阿富汗）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希望拉拢中国抗衡美国，所以中苏关系的改善迟迟得不到进展。

1986年，邓小平同志曾回应戈尔巴乔夫：“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的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也就是在这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和中国重归于好，不再回避“三大障碍”，同意削减驻中苏边境的苏军，同意撤出部分驻蒙古军队，不再对华保持高压。同时加大两国经贸合作。

随着三大障碍的逐步缓解，中苏关系开始回升，1988年苏联重新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此时，双方均认为举行高级会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16日与邓小平进行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交谈，这次交谈也是此行最为关键的部分，主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这次访问让中苏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苏联不再将中国当小弟一样看待。

新关系的确立不仅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与合作，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也起到了积极意义。原外交部长钱其琛曾评价戈尔巴乔夫，

“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巨大且出色的外交成果，客观地讲解决了自60年代末以来苏联“双线作战”的尴尬境地，明显缓解了当时苏联在经济、外交上的巨大压力。

但是，中苏间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分歧和矛盾依然尖锐，因为戈尔巴乔夫的矛盾性（维系苏联既得利益与缓和中苏关系的矛盾）决定了中苏关系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改善。因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而是停滞不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苏关系改善不到2年苏联就分崩离析，但是稳定的中苏关系对于中俄关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俄罗斯独立之初，和中国达成了多个重大合作项目，特别是军事上的一些项目，如苏27的引进，对于日后的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现在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并不是特别喜欢他，普京虽然对他作出过积极评价，但是却并不会出席他的葬礼。独联体国家，尤其是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的独联体国家中，很多人将苏联解体的锅全扣在了戈尔巴乔夫头上，认为他是叛徒，以至于现在俄罗斯的民主自由派都很容易被打上“叛国”的标签，曾有俄罗斯杜马议员甚至建议，追究戈尔巴乔夫解体苏联的责任，对其进行审判。

西方国家对其到是一如既往地“赞赏”，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顺利当选开始，英美等国都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1984年，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西方第一个发现戈尔巴乔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撒切尔夫人也曾直言不讳:“是我们让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美国在戈尔巴乔夫当选当天出版了关于他的第一本传记，书中已经为他塑造了“良好”的形象。直到戈尔巴乔夫去世，西方对他的赞美之情依旧毫不吝啬，西方各国领导人纷纷称赞他是“改变时代”的人。

戈尔巴乔夫到底是该如何客观地评价，还得把时间推回到上世纪80年代。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已渐露疲态和衰相。军费占国家支出份额太大，体制僵化更是加重了经济停滞。在过度对外扩张中，苏联发展了很多贫穷盟国，自己也深陷战争泥潭，加上东欧国家的债务越来越高，苏联也越来越承担不起过多的对外援助。

而且随着美国逐步走出越战后的阴霾，里根上台后针对苏联经济弱点施压，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另外，苏联是计划经济，大家都是分配工作，企业没有裁员，没有辞职，没有降薪，工资只涨不降，这就导致老百姓永远都有购买力。而苏联生产力又跟不上老百姓需求，进口商品又会极大降低外汇储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远超过生产力，因此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内外压力骤然增大迫使苏联精英层对内外政策进行反思。

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尽管最后没有达成戈尔巴乔夫想要结果。

让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五大主要社会思潮：第一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第二是新自由主义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第三是历史虚无主义摧毁了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第四是保守主义阻碍苏联社会的改革发展；第五是民族主义思潮推动国家分裂。

戈尔巴乔夫极力推动这五大社会思潮的目的不是说他想解体苏联，而走错了路线。

改革的头三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但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的不顺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

他认为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限制了社会活力，因此影响了生产力。所以他多次攻击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是“精神垄断”，主张“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对西方制度进行生搬硬套。

这样的结果就是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信仰，有上百万人脱离党籍，并在所谓“自由”“多元”的旗帜下否认苏联的伟大历史，还将其描述为黑暗、残暴、血腥的集权统治。从此苏联军人不再受到尊重，苏联英雄不再受到崇拜，就连列宁的坟墓也被人威胁挖出来。

英国《独立报》当时以《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破灭》为题发表评论说，苏共“正在经历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

当时全球最反苏、反共的不是西方，而是苏联自己。

其实纵观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尽管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是真的想救苏联，他的目的是想改变过去旧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提出的所有的政策都是极为激进的，一味强调“加速”，以主观想象代替政策，对不切实际的方案和目标盲目乐观，希望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

或许是苏联的病入膏肓让戈尔巴乔夫对于改革极为迫切，他曾写道:

“我们力求战胜这一场可怕的祸害灾难的愿望太急切了。”

在经济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尝试向民用企业推广军用工厂实行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却发现根本没法套用。90年代的私有化有导致许多国防企业要么关闭，要么实际上脱离了国家的控制。“改革”的结果反而分散了责任，预算资金被大规模侵占，将国防工业综合体分割成纯私有企业、私有/国有混合企业和国有企业，难以管理和监督。

缺乏通盘的战略考虑，最终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脱离实际、轻信西方、带着苏联高层自我放弃信仰是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失败。但这背后更多的是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只是让这些矛盾从水下浮出了水面。

苏联解体时几乎没有看到党员们或群众团结在一起示威反对，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尤其是苏维埃中官僚和特权人士。他们没有像半个世纪前那样挺身而出保卫这个伟大的国家，而是变成食尸鬼，分食抢夺着巨人尸体上的每一块血肉。

背叛苏联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维埃腐朽的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