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古代历史在每一次分合时，似乎都要经历强烈的民族阵痛。

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真正分裂的时间，实际只有百余年，具体是这么算的：从秦到清的两千一百年间，秦、两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这十个王朝，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都是统一的，时长占到了一千六百余年。

而剩余的几个朝代，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及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与金等四个时期则是分裂的，时长占到五百余年。但是期间有四百年为民族对立和战争时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分裂并不一样。

所以，除去这四百年，那可不就是只剩下百余年了么，这百余年就是“魏蜀吴三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恐怕还需要一些概念的支撑，比如对“国家分裂”概念的设定，我们通常所说的古代国家，它是指一个单元化的民族，还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

如果是一个单元化的体系，仅仅指代汉人，那么上述的表述似乎可以成立，但实际上“五代十国”同样也有重大民族问题的存在。

如果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那所谓的国家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集体，就不能把因“民族对立和战争”导致的“分裂”从中国历史中剔除出去，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古代中国，不应该单纯地仅把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汉族聚居地的中原王朝视为正统，而应该从地理范围内考量，将其中的一切政权和民族都视为合法存在的国家。

在明确上述概念后，现在可以从客观上来评价一下“五胡乱华”了。

历史上的“五胡”，一般指匈奴、羯、鲜卑、氐和羌五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东汉末年以来，从中国西部和北部内迁的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趁着西晋“八王之乱”，纷纷起兵杀入中原地区，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和北方的混乱。

实际上，早在“八王之乱”前，游牧民族南侵就一直是历史上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由于受制于游牧文明的局限性，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始终怀有向往之心，为了得到农耕文明的成果，他们最常采用的方法就是掠夺，掠夺日常生活的一切物资，包括人口在内，其策略一直就是抢完就跑的游击战术。

游牧民族之所以采取游击战术，主要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将中原王朝吃掉，而中原王朝也不可能大规模的深入游牧聚集区，就拿西汉与匈奴之间的几十年战争来说，汉武帝是让匈奴人怕了，但西汉经济也因此损耗巨大。

但是一旦中原王朝陷入混乱，游牧民族就了可乘之机，乘虚而入。所谓的“五胡乱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西晋的衰败，北方游牧民族大举集体南侵，西晋无力抵挡，汉人贵族只好集体南迁，在南方建立了“东晋”，而北方则陷入游牧民族的统治之下。

游牧民族越过长城占领了中原，但随之问题也产生了。在此之前，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过着游牧生活，但深入中原地区之后不得不转换生产方式，也就是转为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

在此之前他们的地盘有限，一下子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广大的领土，他们也是需要时间来消化的。

对于领地的管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是如何解决的呢？有两套系统，即法家+儒家，法家就是一套复杂严密的官僚机构，以此保证皇权能够到达帝国的每一个郡县，这是“法”；儒家就是以“礼”、“仁”的道德思想教化百姓，以减少社会的管理成本，这是“儒”。

这两套系统是农耕民族所特有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更不用说实践了。既然没有管理经验，那么面对这么广大的领地，他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们用武力捣毁了西晋，也只能继续使用武力对他们所占领的区域进行统治与征服。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其一，对留居汉民大肆劫掠屠杀；

其二，不同政权之间混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

长年混战导致人口急剧下降，同时游牧民族之间的争霸赛，又导致北方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民族政权。

从氐族人李雄和匈奴人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始，至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的136年间，各少数民族先后在北部和西南地区建立了多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

如果以晋太元八年（383年）东晋与前秦之间的淝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建立的政权有：成汉、汉和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在此之后建立的有后秦、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和夏等。

此外，还有没算在十六国之内的政权，即前期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冉闵建立的魏，以及后期建立的西燕政权。

这个时期的北方，各族之间的关系频繁呈现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族压迫与反压迫斗争不断。同时，长期的动乱，不同统治者对民众的狂暴屠杀、劫掠和奴役，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生产也极度不安定。不可否认，这是“五胡乱华”的罪名及其对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逃到南方的东晋，是否就呈现出一片和谐的局面？实际上东晋也不太平。

我们知道东晋是一个典型的门阀士族政权，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

晋朝皇族司马睿，在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 与秦汉政权有着很大的区别，皇权利益不是第一位的，世家大族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由此呈现出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加恶劣的政治环境，史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士庶之别由此难以逾越。

这种门阀士族政权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只要皇族的势力变弱，大权就会旁落，而为了争夺发言权，东晋内部也是斗争不断。比如谢、桓两家与皇室的斗争，以及皇室司马氏之间的斗争。

东晋内部的派系斗争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统治者致力于笼络世家大族，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并不关心，从北方流落南方的民众，原本为了躲避战乱，但到了南方之后，为了生存他们又不得不投身于豪强门下为奴，阶级压迫同样很严酷。

孙恩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的，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日益腐败的东晋政权也发出了强烈的警示。

就在镇压孙恩起义之际，桓温之子桓玄乘乱出击，在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之后，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桓玄借助北府兵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还是南方的东晋王朝，其内部都不太平，都是战乱频发，南北人民基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深受统治者的压迫。

那么，是否在这一时期全是负面影响呢？也不尽然，也有正向的发展。

东晋以来，中国北方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游牧民族占领。尽管在纷乱的北方，战争频繁，但所有参与混战的目的却都很明确，也是为了最终的大一统，这是历史的趋势。

游牧民族在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自觉地选择了汉化，比如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在政治上自称自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说他是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他有合法地位接管大汉政权。

实际上他是大汉的仇人还差不多，西汉与匈奴可是势不量力的，所谓的和亲也不过是无奈之举。刘渊当然也不是诚心汉化，他这是为了借壳上市。但他这么做，至少证明汉文明一直牢牢主宰着历史的命脉。

再如羯人石勒，在他身边有位张良一样的人物张宾，在乱世中，张宾主动投靠石勒，做了他的谋士。有了张宾的石勒如虎添翼，很快自称赵王，建立了后赵。

在建国后，他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明令禁止侮辱汉族知识分子，还专门设立公族大夫来管理士族，实行了汉胡分治的政策。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目不识丁，但他高度重视文化教育，曾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试儒家的经义，他不识字不要紧，就让儒生读给他听。

如果说匈奴人刘渊披了一张汉文明的外衣，那么羯人石勒已把汉文明印在了脑海里，而氐人苻坚则是把汉文化刻到了骨子里。

苻坚从小就开始学习汉文化，而且他不只自己学，还让其他人也学。在攻下代国后，居然把被俘的代王送进了太学。

而且在他手下，也同样有一位重量级的汉人谋臣，就是王猛。有了王猛，苻坚加速了前秦的汉化，同时也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建元十二年（376年），苻坚统一了北方，由此实现了北方短暂的统一，为“五胡乱华”以来的北方民众带来一丝生机。

但是在王猛死后，苻坚为了自己更大的梦想，把矛头对准了东晋，以图实现一统天下。于是，淝水之战爆发了。

但结局却是意外的，淝水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率领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万的前秦军，居然没有敌过八万人的东晋。

最后为五胡十六国画上句号的是鲜卑人的政权北魏，其中孝文帝为消除民族界限，突破重重阻力，进行了汉化改革。

从上述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游牧民族对汉文明的向往，在进入中原地区后，主动进行汉化，从而实现了自觉的民族融合。

同样，偏安于东南的东晋，在进入南方后，北方大量的普通民众不堪北方战乱，也迁徙到了南方。由于他们掌握着北方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因地制宜，将自己先进的生产力与南方湿润的气候条件相结合，对南方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开发也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对于“五胡乱华”，笔者认为，可以用生物学的理论来评价，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西晋虽然实现了大一统，但它所实行的分封制管理制度却是落后的，当一种文明呈现出疲态时，那么另一种文明自然不会放过机会，更何况，汉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或者说是融合。

在五胡十六国这段特殊的岁月里，不过是游牧文明在通过激烈的对抗方式来实现向先进文明的过渡，我们现在的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也是来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