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又是一年“七·七事变”纪念日，每年的今天，朋友圈里都会刷屏。

作为记录抗战老兵故事15年的我，可能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铭记这一天？

这一天，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

我先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87年前的这几天，中国的大地上都发生了什么？

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的，是日本驻丰台的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

先说个背景，日本驻屯军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

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

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

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

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

截至“七·七事变”，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已有36个年头了。

截至“七·七事变”，日本已经在中国制造了无数事变，理由千奇百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1937年的7月，日本东京开始盛传“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这种小道消息。

而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也私下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这是日本神秘的预言，还是早有准备的预谋？

7月7日当天，日本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正是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夜晚，清水节郎指挥日军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地点就选择在卢沟桥北永定河东岸上的回龙庙附近。

这里是第29 军防地。

随着日军演习的逼近，该地守军发现情况与往日不同，因而逐级上报给正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

冯立即赶回北平作应战准备。

到晚上10时30 分左右，日军演习场上突然响起了几阵枪声。

这本系日军自己所射，但清水节郎却向上级报告，诡称听到宛平城内发枪数声，并发现一名士兵去向不明。

夜12 时许，第3大队长一木大队长接到命令后，摔大队主力达到现场。

他先占领了沙岗村北大枣园山南北一线进攻出发地位后，开始向驻宛平城的第 29 军交涉：

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日兵。

这时，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致电冀察外交委员会，要求让第29军进入宛平县城搜索日兵。

冀察外交委员会第一时间报告了第29 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

秦德纯是个山东壮汉，从小就是学霸，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战带兵都有一手。

秦德纯收到消息，立即答复：

“因为日军的演习未经许可，士兵下落不明本当局不负责任。如果是事实的话，由当局的警察来搜索。”

经拒绝后，松井又致电冀察外交委员会，称：如中国方面不允许，日本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秦德纯电话宛平县长王冷斋核查此事后处理。

王冷斋是福建人，书香门第出身，毕业于保定军校，后被称为“七·七事变”见证人。

王冷斋在宛平城外，卢沟桥事变亲历者，写下详细经过

王冷斋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

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因为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至于所谓失踪日兵，更是毫无踪迹。

王冷斋向市府报告后，奉命前往日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谈判。

王冷斋到达时，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及日本顾问樱井等都在座。

王冷斋先声明，枪声绝不是我方所发，失落日兵一名，经派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

但松井仍强调说，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

双方各执一词，谈判结果，决定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

这时，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余人并炮六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出发，事态甚为严重。

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也约王冷斋面谈。

他说：“现在时机紧迫，应即迅速处理。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延误扩大。”

王冷斋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所商定的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

牟田口再三要求，王冷斋仍坚决拒绝。

王冷斋同林耕宇、周永业两委员并樱井、寺平、斋藤共六人，乘两辆车在茫茫夜色中前往宛平城。

当车到达离城约两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做战斗准备。

这时，寺平突然请王冷斋下车。

他拿出一张地图，向王冷斋说：

“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说：

“此来只负调查使命，在你们机关部原已议定，适才牟田口要求负责处理，我已拒绝。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寺平又说：“平日军演习都可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

王冷斋再驳斥说：

“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接滨田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

这时日军指挥官森田联队副胁迫王冷斋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两人举动大似绑票。

王冷斋到前线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

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王冷斋进城调查。

可想而知，调查自然不会有结果。

那个消失的日本兵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他因突然闹肚子，所以脱离了行进中的演习队伍，找了个僻静处“方便"去了。

等他解决完“生理问题”，回头归队时，队伍却已经走远了。

志村菊次郎是个刚入伍的新兵，来中国还没几天，一看自己“落单”了，顿时就慌了神，由此迷了路。

但很快就归队。他晚上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 分归队。

志村菊次郎之后服完兵役回到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次被征召入伍。

还有一种说法：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

时任驻屯军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不在北平，联队长牟田口廉是当天日方最高指挥官。

凌晨1点左右，牟田口廉也以及主要军官们，个个身穿整齐军装，围在办公室中央的一张长方形桌子旁，等着上级和下属的电话。

凌晨2点，北平市长秦德纯电话先响起。

电话还是北平市外交委员会打来的，对方说，日方对他的答复不满意，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就包围宛平。

当时具体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第29军219团，团长吉星文。

秦德纯连忙电话联系冯治安师长和吉星文团长，要他们严密戒备，做好应战准备。

当时这些极度压抑的中国士兵都有着强烈的作战欲望，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要高唱军歌，提醒自己莫忘国耻。

时任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根据华北拔剑弩张的局势，早就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佟麟阁给每个士兵都背一支枪，配一把3尺长、7斤重的大刀，还邀请河北的民间武术家前来传授武术。

后来第29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至今被传唱不衰。

一直密切关注日方动态的中国士兵突然发现，日军散开成为散兵线，以宛平县城为目标，向西急进。

当日军向城内开枪时，中方军人起初还以为仍是演习。

“及见其愈迫愈近，有意挑衅，始知系抢夺县城，当即起而应付，为正当防卫计，予以还击”。

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从前线打来电话，向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汇报前线情况，问怎么办，要不要还击。

牟田口廉得知后，斩钉截铁地说：“被敌攻击，当然还击！”

电话那一头的一木清直似乎预感到还击的严重性，他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是可以开枪吗？”

接着又慎重地说：“既是这样，事关重大，请对一下时间吧！”

“上午4时23分。”

这个时间就这样定格在历史上。

后来牟田口廉在笔记中也写道：

“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

8日晨5时，日军第3大队长一木下令所属部队从铁路北侧地区向宛平城外第 29 军部队阵地进攻，同时下令位于沙岗村北侧大枣园山的炮兵射击，以此支援步兵进攻。

严阵以待的守军奋起抵抗。

第29 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命令团长吉星文：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于是卢沟桥附近中日两军的战斗开始。

凌晨3点20开始的枪声，一直持续至7点50分左右才停下来。

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

8日上午蒋介石接到报告事变经过，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做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

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

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

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战斗打响以后，秦德纯、冯治安、张自惠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表声明。

声明提出：和平固所愿，但日方如一再进攻，为自卫计，惟有与之周旋。前线守军士气极为激昂，表示 “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8日下午3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

旅团长河边也于当日下午3时50分回到丰台。

他了解战况后，命令第1联队主力集结于永定河东岸，准备于9日拂晓攻击宛平城。

激烈的战斗延续到下午6时左右，日军攻占了龙王庙及其附近永定河东岸地区，并有一部突过永定河，占领铁路桥西头一部分地区。

在战斗中，双方均有严重伤亡。

图为卢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团长（右五，穿白衬衫拄拐杖者），在宛平城内的断垣残壁中留影

9日凌晨4时，王冷斋接到北平电话，说日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日兵也已寻到，现在可以商定和平解决方案。

枪声暂停，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

当天，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他率徒手幕僚入城慰劳，王冷斋谢绝后，日方又派外交人员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

而宛平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尽，到入夜后，去而复返的日军数目逐渐增多。

日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日本侵占东北后，对中国，日军内部由此分成“不扩大派〞和“扩大派”。

“不扩大派”主认为，目前不是扩大战争，而是见固在中国的侵略成果，不失时机地开发满洲，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

待到积存有战费50亿日元，能动员15 个师团，同时能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时，再利用半年的时间，把作战地域扩展到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

如果现在就扩大战争，中国会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日本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陷于泥沿而不能自拔。

因此，卢沟桥事变后，他们主张“此刻宜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

“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参谋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人为代表，人数较多，他们大都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活动，在侵略中国时立过功。

他们认为中国的当权者都患有恐日病，“确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

他们扬言：只要日本造成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

另一部分人似乎还留点余地，断言“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完事大吉了”。

1937年6月4日，新上任的首相近卫文麿，在其内阁中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正、外相广田弘毅、藏相马场英一等都是军部中的“革新派”，且掌握了内阁中的实权。

“扩大派很快占了上风”。

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回关东军后，8日下午 3 时 20 分，日本内阁召开全体会议。

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件”改为“华北事变”，将向华北“出兵”改为向华北“派兵”。

11 日 18 时 30 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 56 号”命令。

命令关东军所辖各一部分别派遣去华北，并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在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

接着，参谋总长在19 时 40 分给第 20 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同时命令第 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 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11 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

由于当时舆论界多数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因此日本政府的声明很容易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1937年7月20日，日本第20师团已经到达华北。

此时，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乐陵老家休养。

他是全国著名的抗战英雄，也是冯玉祥的得力干将，被称为军中赵子龙。

他还是华北最有实权的军政长官，掌握着北平、天津及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

宋哲元的政治态度事关整个华北抗日救亡大局。

7月9日，蒋介石先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封密电，要大家准备抗战。

同时，蒋介石调26路两师、第40军、第85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21、25 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

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全军的动员令，可见国民政府虽然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意图，但基本上已定下了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蒋介石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

但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

“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地、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

“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 11 日离开乐陵，但他直接去了天津。

他还是希望能与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

宋哲元曾有题词：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 12 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

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与此同时，蒋介石已经对中央直属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 13 日致电宋哲元：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 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 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

并要求其 “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并未按中央政府的指示奉行，而是下令解除北平戒严， 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

但香月清司对谈判并不积极，拒绝与宋哲元会见，仅派出 1 名少佐参谋于 14 日夜会见宋哲元，要宋哲元承认原拟就的《情况判断》中的 7 条要求。

宋哲元原则上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仅请暂缓实行。

宋又派张自忠等作为自己的代表，访日军参谋长桥本，要求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

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

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日军道；

调走第 37 师，由第 38 师接替北平城防；

允诺立即撤兵和取缔一切抗日活动。

但由于日军已经决定以武力占领平津，所以日本军方未予批准，仍加紧进行进攻部署。

何应钦不断地将日本国内动员和调兵华北的情况通报宋哲元，并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 29 军发动进攻。

同时，蒋介石对宋在军事上给予应有的支持。

但宋哲元显然对此不以为然。

16 日晚 11 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指出日军签订的协议另有文章。

“务希兄等特别注 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何应钦惟恐冀察当局为“保住地盘”而昧于大势，于 17 日再次致电宋哲元。

何应钦一再强调，不放弃和平，但也要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

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

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

弱国无外交，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蒋介石试图通过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美国在观望、法国在观望、英国也在观望，他们不想引火烧身，还在想坐收渔利。

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忍无可忍，与日本法西斯决一死战。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 7 月 17 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但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偕张自忠向日司令官香月道歉，并开始撤兵。

19 日这一天， 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向中国守军发动炮火袭击。

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

张自忠听到这一声明后，立即访问日军参谋长桥本。

于是在当夜 11 时，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

宋、张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和第 29 军广大官兵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妥协退让方针。

但并未改变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带刺的铁蹄碾过中国的寸草寸土。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仅中国的武装势力关注，全国人民都在关注。

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向全国疾呼：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请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通电号召：

“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

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

在主张在团结抗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雄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们，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

卢沟桥事变激发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全国人民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也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情绪激昂。

各地、各界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派军抗敌的申请电报纷纷到达南京。

国内外群众团体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量后援会、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抵敌会等，展开援助前方抗日的各种活动。

各地报刊都纷纷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要求并拥护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各文化界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一个黑暗混乱糜烂的旧中国，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就是这种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信念，让中国坚持了八年，靠着血肉、靠着中国不会亡的信念，取得了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

为什么全国要纪念“七七抗战”，除了不能遗忘我们所付出的民族牺牲，还有什么是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去学到的。

我想，就是团结和统一。

从2009年接触到抗战老兵，15年过去，我采访记录上千个抗战老兵，他们或分属不同军种，或服务于不同组织，甚至在不同的阵营。

但那种齐心协力，那种团结奋进，那种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是一样的。

87年过去，这些战争亲历者大多凋零，但他们故事还应该被讲述下去，他们团结和统一的信念更应该被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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