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孤坟鬼唱诗。

作为山东文学史上的骄傲，《聊斋志异》无疑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巅峰之作，是短篇小说艺术集大成之书。

四十岁那年，寄居淄川毕家坐馆的蒲松龄，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初稿，之后的几十年，可以说直到他生命的后期，仍然不间断对这部书进行补充修缮。单这份专注和执着，也确实令今人钦佩。

据史料，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个朝廷正三品大员，听闻蒲氏大作《聊斋志异》，想用一千两银子买断署名权，也就是说，拿了银子，以后蒲松龄再也不能说这本书是蒲氏的作品了。

一千两银子在清代初期有多少购买力？

用同期作品《红楼梦》里刘姥姥的话，平民庄户之家，一年的生活费，二十两银子尽够用。一千两银子，是普通五口之家五十年的口粮钱。

对于这个要求，蒲松龄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蒲松龄不缺钱么？缺的很，要么也不会寄居人家坐馆三十年。

但《聊斋》是他的命，一个文人的命。

一百年后，《聊斋志异》家喻户晓，蒲松龄名扬天下。

其实，史料传闻中，最初想要购买《聊斋》手稿的，却不是喻成龙。

这里要从另外一个人说起。

赵起杲，字清曜，号荷邨，祖籍山东莱阳，曾任杭州知府和严州知府，他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书闻名既久，只是这部书最遗憾处，就是蒲松龄穷困潦倒，一部好书却无力刊刻印刷，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

乾隆十一年（1746）那年冬天，赵起杲首次从好友处借到了两册手抄本，读罢爱不释手，只是可惜并非足本，不能一窥全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多方留心搜求，终于凑齐了其他抄本，经过初步校勘，得到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乾隆三十年（1765），赵起杲由杭州调任严州任知府，公务闲暇他邀请了之前任杭州知府时结识的书商鲍廷博、学者余集等人，还发动了弟弟赵皋亭和朋友郁佩先等人协助，开始了多年来的夙愿，将《聊斋志异》刊刻发行。

赵起杲将手中的十六卷初勘本，精选合编为一个十二卷本，作为刻印脚本，由于刊刻印书实在是一个很费钱的事情，不仅赵起杲为此搭上了全部积蓄和俸银，余下的亏空典当了家里的细软金银，就连杭城书商鲍廷博也捐助了不少银钱，才保证刊印工作顺利保质保量进行下去。全书的编校核对，在严州府衙内的“青柯亭”完成，所以首刊面世的《聊斋》就依其出处，被称作“青柯亭本”。

次年（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全书终于刻毕付印完成，而后赵起杲不舍得埋没其余书稿，又嘱托书商鲍廷博对余下四卷进行补刻。为了这部书，赵起杲耗尽家财、心血，竟在不久后逝世。这位堂堂知府，死后连运送灵柩回山东老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侍妾陈氏也投缳而死，还是亲朋好友们凑钱凑人，把这位嗜书如命的官员安葬在严州城南门外。

此时，距离蒲松龄去世，已经过去五十一年之久。

为什么要说严州知府赵起杲，这个买断《聊斋》署名权的传闻，最初的版本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

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的书前，附有赵起杲的一篇《刻〈聊斋志异〉例言》，其中记载了一些关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往事。其中第三条写道，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

他说这本书在初稿完成后，蒲松龄曾经向当时的王士祯求教斧正，王士祯是请代初年的文坛领袖人物，号渔洋山人，世人皆称“王渔阳”。记载中提到，王士祯曾经提出以“百千”购买书稿，遭到蒲松龄的拒绝，后来在书中做了一些评语，将书归还。

王渔洋与蒲松龄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个是庙堂栋梁、文坛领袖，一个是不第秀才、落魄文人，王仅比蒲年长六岁，且同属于济南府人士，是同乡好友。

除此而外，蒲松龄长期坐馆的毕家，馆东毕际有与新城王渔阳是“累世姻亲”之好，两家来往密切，有了这些关联，所以才有了蒲、王这两位社会地位悬殊文学大家相知相识。

其实这段故事，也是赵起杲听来的，他虽然心仪淄川蒲氏，却没有直接往来，然而他在刊刻序言中收录的故事，却被后来很多人采信并广为流传，甚至衍生出更多版本。

如清民之交的学者邹弢，曾在《三借庐笔谈》记载说，

“……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

“百千钱”变成“三千金”，登门求教变成了“托人数请”。邹弢曾在淄川做过幕僚，其间亲往蒲家庄寻访，并凭吊蒲氏墓冢，这个故事应当是从当地听闻的传说。

此外，有清代医家、学者陆以湉在撰写的笔记《冷庐杂识》，其中记载，

“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

而后又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认为王士祯的文风雅正端方，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多属寓言，荒诞浮华”的风格截然不同，王士祯应当不会做买断《聊斋》这种庸俗的事。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无风不起浪。

“买断书稿”这个事情，一直流传到二十一世纪，台湾著名学者有“南师”之称的南怀瑾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王渔阳看了《聊斋志异》非常喜欢，开价“十万两银子”，要买断蒲松龄的出版权。当然结果还是蒲松龄不干。由于这个事之后，王渔阳还写了一首诗，送给蒲松龄，就是文章开篇的那首七言。

直到后来，关于“买断书稿”的公案，终于有了眉目，有研究显示，是时任山东布政使喻成龙请蒲松龄到官宅做客时，提出了这个要求，时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

据史料，当时已经是三品大员的山东布政使（称臬台）喻成龙，读到了蒲松龄写的诗作，对其大为赞赏，下令当地县令厚礼邀请，当时正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予以婉拒。却是馆东毕际有劝蒲松龄不要执拗，蒲松龄才答应前往。

喻成龙见到蒲松龄优礼有佳，留蒲松龄住了好几天，后来蒲松龄为他的《梅花书屋图》作赋而归。这位三品大员也算是领教了淄川“拗秀才”的性情。喻成龙开口购书，也应当就发生在这个时间。

喻成龙是汉军正蓝旗人，以荫生得官，能诗能文，初以荫生任安徽建德县知县，历任安徽池州府通判，池州、临江知府，山东盐运、按察使、布政使，后官至刑部、兵部侍郎，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务。

这段故事，在蒲氏后人蒲立德《东谷文集》中的《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一文中也有提及，

“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

在淄川张庆林藏《聊斋诗集》钞本中，明确了“喻成龙买书”的时间点，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腊月，蒲松龄应喻成龙（时任山东按察使）之邀，到济南府按察使司署做客，期间喻成龙谈及购买《聊斋志异》著作权一事，被蒲松龄婉言谢绝，后为喻成龙所藏《梅花书屋图》题诗三首而还。

买卖不成情意在，次年十月，喻成龙受命升任山东布政使，此后一路官运亨通。

康熙三十二年（1693），蒲松龄与喻成龙在济南再次会面，蒲松龄写下《古历亭赋》和《重建古历亭》诗，为酬和之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六月，喻成龙升迁京官，蒲松龄得知之后，又写下《送喻方伯》五古一首、《又闻喻方伯迁京尹》古体一首，作为朋友的送别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