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场轰轰烈烈的民变，在莱阳城落下帷幕，历史上称之为“曲诗文抗捐抗税农民运动”。

（事件经过见《》——今日头条）

乡民暴动虽然暂时停歇，但是民众对于清政府的口诛笔伐却未消停。清廷官兵在莱阳肆意杀虐的暴行，被社会人士曝光之后，从山东第一行政长官巡抚孙宝琦，到两任莱阳县令朱槐之、奎保，再到坑害乡民的士绅王圻等人，皆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目标。

如何善后，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第一要务。莱阳民变被强行镇压后，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不得不下令山东巡抚孙宝琦对事件全面复查，同时又安排御史王宝田赶赴莱阳，查明事件原委。

来看清政府如何处理这场社会舆论危机。

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很快向清廷回复复查结果，他将民变的缘由，归结为士绅乡民互仇、县令朱槐之失信于民，这个起因还是比较中肯的。然而，对于后来官兵在莱阳的肆意暴行，孙宝琦则予以否认，极力辩解称当时报纸刊载的消息“固皆系得之传闻，不免言之过当”，并把曲士文称为“莱阳县逆匪”。

同时调查事件的御史王宝田，却有不同的回复，他认为莱阳民变情有可原之处，完全是知县朱槐之和地方豪强劣绅王圻等人“官逼民变”，而事件的一再升级终于不可收拾，则是“抚臣措置乖方之所至”，山东巡抚孙宝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两方的不同结果，清廷不得不再次安排复查，命令直隶总督陈夔龙负责详查回奏。

陈夔龙的调查结果是，认可莱阳民变的起因是“绅民互仇，积嫌生变”，是乡民曲士文与士绅王景岳的私人仇怨引发，陈夔龙将曲士文评价为“乡曲无赖”，莱阳民变纯粹是曲士文“假托公义，暗报私仇”，乡民受其愚弄才发生截杀官兵、围攻城池的事情。对于社会舆论指向的“苛捐杂税”、“侵吞仓谷”等等，陈夔龙回奏“详查并无其事”。

陈夔龙的奏陈，将民变的责任全部推到曲士文等乡民头领的身上，并且进一步为涉事官员开脱，称派兵弹压民变“系出于万不得已”，如果不如此安排，或许会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而孙宝琦面对清廷反复调查和社会舆论压力，主动请旨朝廷，要求处罚所有民变涉事官员，并自请罢黜巡抚职务。朝廷的回复居然是“该抚向来办事认真，所请开缺，著勿庸议”。

彼时的清廷，早已不是盛年时期的“一言堂”、“家天下”，对于社会舆论不能简单粗暴的压制了之，只得做些表面文章，于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1910年11月7日）发布上谕，为莱阳民变下了最终结论。

上谕认为，民变涉事官员“办理不善”、“措施亦未尽合宜”，应当分别给予惩处。

一是对莱阳县令朱槐之，革职永不叙用；

二是对候补道台杨耀林、署理莱阳知县奎保，即行革职；

三是对莱阳士绅，候补县丞王圻、于赞扬、王景岳等人，分别予以革职、褫职，均不得参与地方公事，并交由地方官员严加管束；

四是对登州知府文琪，因其对曲诗文拦路喊冤，未能秉公审理，即行革职；

五是对登州镇总兵官李安堂，以其“驭下不严，误毙平民”为由，着即开缺（后登州镇总兵一职，由参与镇压民变的叶长盛补受）；

但是对于山东巡抚孙宝琦，朝廷的意见是“免其置议”。

一场由于士绅乡民互仇、官员处置不当引发的地方民变，被清廷寥寥数语作结，从根本上否认了“官绅激变，滥杀无辜”的事实，有意将事件淡化处理。

其实，在朝廷上谕发布以前，坊间早已有类似内容的传闻四处流传。相关内容来源于《新闻报》在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910年8月31日）的一篇报道，而这份报道中涉及的内容，特别是对民变所涉官员的处理，与后来的上谕内容基本一致，却比上谕早发布了一个半月时间。

这说明，朝廷内部早已对莱阳民变有了处理意见，上谕的发布，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清政府对事件的偏袒行径，让原本寄予期待的社会舆论界一片失望之声，“国家驭吏之经，自此可束诸高阁矣”，国家对于官吏的管理和约束，从此再无威信可言。难怪曲士文在莱阳起义时的檄文中，高呼“救援无路，呼吁不应”，充满了对朝廷的无奈和绝望。

这份早已“泄密”的朝廷上谕，激起了社会舆论更加激烈的反应，对朝廷混淆事实、推搪塞责的态度予以抨击。

《新闻报》认为莱阳民变的缘由，实际是“官绅交相营私，各有所持，狼狈相依，鱼肉生民”，对于朝廷对涉事官员的处理， “犯弥天之重罪，仍仅与无罪之平民等，而侵蚀暴敛之财，且安然无恙”， 评价为“此尚有公理之言乎”？这是对朝廷妄图愚弄舆论、轻描淡写处理问题的有力质疑。

《申报》等主流媒体，则质疑朝廷对山东巡抚孙宝琦处理结果表示不满，加之朝廷部分官员、士绅贤达也纷纷上疏，请求严惩孙宝琦以谢民愤，并揭露孙宝琦在处置民变过程中，曾经多次动用私人关系和影响力，试图脱罪自保。

旅京山东同乡会撰写了一份《莱阳民变调查报告书》，以“山东公愤”开头，组织三千多人到都察院请愿。《申报》对此做了追踪报道，舆论各界也对孙宝琦的狡辩进行全面批驳。

在对孙宝琦的质疑声中，都察院将陈夔龙也纳入其中，认为直隶总督陈夔龙“孙宝琦派兵弹压是迫不得已”的调查结论，实在过于荒谬，要求朝廷“另派公正大员，认真查办，以雪民冤”，一众御史合力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孙宝琦、直隶总督陈夔龙。

而最终清廷也没有对两位封疆大吏做出应有的处罚。

莱阳曲士文等人的聚众请愿，最初不过是寄希望于县里的父母官，能够为民做主、主持公道，惩处劣绅、归还仓谷，然而“官本位”严重的各级官员们，却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再错误，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围困县城，抗击朝廷。

大清帝国上下，在处理莱阳民变的舆论危机中，不仅山东当地官府公信大受打击，甚至将清廷政治中心也卷入舆论漩涡。随着莱阳民变的大量事实被披露出来，清政府距离民众的期许越行越远。

由于地方官员的处理不善，大清政府的赏罚不明，一误再误，其积累的社会公信力和威望，已经丧失殆尽。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宣统四年（1912），民国元年，清帝退位。

一旦公信不在，

“天下土崩，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