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机会写一点关于警察的东西。

翻阅青岛当地史料，德国驻胶澳总督公署决定在青岛修造墓园的时间，应当是1901年，到1904年完工后，欧人墓地投入使用。

欧人墓地的使用原则，只限于德占胶澳租借地的内界（即当时的“青岛区”）外国侨民死者使用，华人死亡的人，只能埋到郊区新开辟的湖岛子义地。

1927年，当时负责管理华人义地的齐燕会馆，曾经向市政府申领了孤山（今属市北区水清沟街道孤山社区）的一片土地，大约有四十亩左右，预备将来湖岛子义地的满额之需。

1929年，当时的青岛市公安局向市政府申请修建警察公墓，市政府经过考虑，将孤山原本的四十亩墓地，辟出十亩移交青岛市公安局使用。至1931年10月，警察公墓修建完成，时任市长胡若愚亲笔题写了匾额“捍卫留绩”，并安排专人看守墓园，一年两次进行公祭。

这座墓园，成为全国唯一的专题警察墓园。

1938年日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这座墓园依然存在，伪青岛市长赵琪，曾经为墓园修建了一座纪念碑，题词“永奠英灵”。

这是现在能查到的，关于警察公墓的全部资料。

1930年7月31日，当时公安局有一个叫骆金铭的警察，向局长余晋龢写了个申请，建议提请市政府批出公共用地，用于建设警察墓地。

“拨给相当官地十亩，创设警察公墓，并春秋致祭，以使死者含笑九泉，感盛德于千秋不朽矣”。

对此，时任局长余晋龢的批示是，

“所见甚是，即拟呈文请赐拨”。

随后，于同年8月15日，青岛市公安局向市政府呈递了申请文件，根据网传内容大致如下：

“窃查贱局按现编制，官员、长警、丁夫连第三保安队归后，综计人数达四千人左右，冒暑冲寒，披星戴月，其职务之苦无可讳言。贱局官员、长警、丁夫本市之人甚少，隶籍南北，假设遇死，上有家属者固可搬柩回籍，得以魂归故土。且年年时局不靖，往往因受战事影响，途为之梗不得返，浮厝一时。甚有只身无家可归者，一旦死亡，由来埋葬湖岛，一经埋葬，稍一年久，不但无人忆及，竟至失考无所，究竟是否抛弃不得而知，稍具知觉者睹物伤其类，思之不寒而栗。钧长准予令饬财政局拨相当官地十亩，俾作警察公墓，责成共济社经营，先草创规模，以为警察葬身之地，一俟共济社基金充裕，再行建筑围墙，派丁管理，未来长警政者，倒应率同僚属春秋致祭以慰幽魂。拟请拨给官地创设警察公墓。”

申请中提到的理由有三：

其一，说当时的全部警务（正编及辅助人员）人员共有4000余人，大多数不是本市户籍，加上当前时局不宁，去世之后，很少能够归乡安葬；

其二，作为无人认领或者无家可归的逝者，如果统一葬入湖岛子义地，时间长了无法分辨，甚至是否遭人丢弃也不得而知；

其三，如此处理为公尽忠的警察，会让死者无依，生者寒心。

除了无法反驳的理由，还对警察公墓的用地、管理、修建、致祭等等也有安排计划。对以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申请，市政府也只能予以批准。

根据其他文件推断的警察公墓竣工时间，大约是在1931年冬天，这在1932年3月14日公安局向农林事务所寻求拨付“免费公墓树苗”文件中可见，“本局四方孤山警察公墓已于上年冬季建筑完成。”

当月，青岛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定期致祭警察公墓”的总字第210号训令。

1934年7月，青岛市公安局出台公墓看守办法，规定公墓有专人负责值守，并做好杂草清除、坟墓加土、维护墓容等工作。

1941年12月，也就是青岛建设警察公墓的十年后，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的国家《警察公墓章程》，要求全国各级警察机关均设警察公墓，

“各级警察机关均应设置警察公墓，由各特别市警察局各省会城市警察署及徐州市警察局先行筹设，其余各地方逐渐推行之”。

《警察公墓章程》中各相关规定，比如一年两次致祭、派专人看守墓园、树碑表彰等，基本上参照了此前青岛警察公墓的运行管理模式。

抗战胜利前后，城市治安环境恶化，即便是公安局设立、安排了专人看守的警察公墓，也遭到了不法之徒的光顾。

十年浩劫期间，警察公墓未能幸免，遭到了严重毁坏，所有的石碑、坟墓几乎砸毁殆尽，仅剩纪念堂及其看护房没有破坏，而当年胡若愚题写的匾额，被当时的守墓人拼力抢救藏了起来，至今尚在，上面有胡若愚的名字，还有题写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

青岛解放前夕，地下党被大规模杀害超过两百人，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日，解放军在太平角发现多具被害地下党烈士遗体，随后这些烈士遗体被送到警察公墓埋葬。

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市公安局将此处移交消防部门管理，八十年代经过迁坟处理后，无主墓地被统一清平，此处用地性质转为民用。

如今，将近百年历史的警察公墓，只有部分遗迹尚存，已然难辨原貌。如今是一处汽修厂的废弃厂房，并有人居住，门牌为市北区（原四方）金华路39号。

据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地方上曾经把“青岛市警察公墓”列入考察对象上报，但是经过专家实地考察，认定此处依据国家文物评定标准，不符合文保范围要求，没有进行文物申报。

关于青岛公安局警察公墓修造的那些人

胡若愚——时任青岛特别市市长

1930年6月，国民政府青岛特别市发生了大规模“人力车夫罢工”事件，诱发了市国民党党部和市政府的矛盾纷争，这一事件惊动了民国中央政府，时任青岛市长葛敬恩被迫递交辞呈。

媒体的嗅觉最为敏锐，当年8月8日，《申报》即发布了题为“胡若愚将就青岛市长”的报道，“胡若愚将就青岛市长，并在平物色技术人员数名，以便青岛建设。”同月20日，《申报》再发消息，“（沈阳）张学铭已由国府任为青岛警备司令，将偕新任市长胡若愚赴青，接收各机关。”

9月1日，时年三十五岁的新任青岛特别市市长胡若愚，由“镇海号”军舰护送抵达青岛栈桥码头，青岛党政各机关代表数百人齐集栈桥欢迎。简单寒暄后，胡若愚即在众人簇拥下，乘车前往市长官邸。

9月4日上午九时，胡若愚宣誓就职青岛市长典礼举行，或许由于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学生的缘故，典礼特别邀请了蔡元培先生现场监督宣誓。十点半，典礼毕，胡若愚履行手续后正式上任，时人称之为“少爷市长”。

次年3月，胡若愚授命兼任北平市代理市长，同年10月，为新落成的青岛市警察公墓题写匾额。

余晋龢——时任青岛特别市公安局长

余晋龢，字幼耕、幼庚，浙江绍兴人。十九岁时赴日本留学，191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历任陆军部参事、宪兵学校教官、青岛港政局局长、青岛政府参事、青岛特别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青岛警察公墓就是他在任时批准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余晋龢避居上海，不久北上北平，于1938年接受日本人邀请，担任北平市长，直至1943年改任建设总署督办，此后还出任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

1946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首都高等法院，专门审理汉奸罪案件，余晋龢是十四个由平解京受审的人之一。余晋龢一向笃信佛教，解往南京赴审时，还随身携带《金刚经》，在狱中每日诵经不止，有时用碗筷扶乩占卜命运，据说某次测算自己有无“枪毙可能”，占卜结果为“不受国法”，余晋龢以为罪不至死，心下稍安。

当年10月，等候庭审其间，余晋龢突发脑出血。

11月6日，再次审理期间，法院鉴于余晋龢身体情况，采取律师代理辩论的方式，3日后，余晋龢被判处无期徒刑。

两个月后，余晋龢病势转危。家属到高院申请保外就医，被拒。

1947年1月，法院安排医生检查后，以“三万万元保证金，三家殷实铺保”同意保释，当月17日，余晋龢被送进鼓楼医院，21日（旧历除夕当天）去世。

不信革命信鬼神，扶乩所谓“不受国法”的结果，最终果然应验，余晋龢没有受到国法制裁，但却未必能逃过天谴。

同样受审的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里写道，“余（晋龢）为有数之行政人才，战前任北平、青岛公安局长、厦门市长。”

骆金铭——时任青岛特别市公安局第一科文书股股长

1934年6月底，著名作家、诗人郁达夫出版了他的文集《屐痕处处》，欣喜之余却苦于杭州的炎热。苦夏难捱，正巧有朋友“汪静之、卢叔桓来信相邀”，便与妻子和大儿子由上海转船，乘船于7月13日抵达青岛。

当晚，郁达夫一家暂住在朋友寓所内，次日移居到广西路38号一家骆姓朋友的家里。这里是商人李眉孙建造的广西路两座商业楼中的一幢，当时由市公安局租用，作为警员宿舍由外地警察局住。它正对着的，就是市公安局第一分局（今公安局市南分局原址，现市南分局观海路派出所办公地）。

这位姓骆的朋友，就是青岛市公安局任第一科文书股股长的骆金铭。根据现有资料，骆金铭是浙江杭州人，早年由三台山移居青岛，在公安局供职十余年，平日颇爱文墨，与郁达夫恰好又是同乡，相谈甚欢，颇为投缘，郁达夫在日记里也写道“房客房东，亦很能相处”。

作为局里的“笔杆子”，市局提报市政府的那份“拟请拨给官地创设警察公墓”呈文，条理分明，理由充分，叙事通顺，应当也是出自骆先生之手吧。

1938年日本二次入侵青岛后，骆金铭辞职闭门，拒绝为日本人做事。

值得一提的，是骆金铭先生的儿子——骆春霆。

骆春霆生于1916年，清华大学毕业，受到父亲的影响，一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抗击外来侵略者，他认为中国缺少空军人才，就想加入空军，报效祖国，“哪怕牺牲，也是有价值的”。

骆金铭夫妇支持他的行为，骆春霆最终成为南京中央军校航空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后加入中国空军第5大队17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1937年8月14日，骆春霆参加了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袭杭州笕桥的作战，史称“8.14空战”或“笕桥空战”，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1938年3月8日，骆春霆在与其他战友前往山西风陵渡，对附近的日军炮兵阵地执行轰炸任务，返航时遭遇大规模日军敌机阻击。国民党空军两架飞机被击中，其中就有骆春霆驾驶的飞机。

3月16日，青岛《新民报》刊登一则标题《日军仗义埋葬义士》的消息，说日军在风陵渡击落中方多架战机，将坠毁死亡的中国飞行员予以厚葬，并立一木碑，上书“中国英勇空军驼春迁墓”。这件事，后来被一名日本战地记者发布的照片证实，木牌上“驼春迁”是“骆春霆”的误写。

据知情人信息，当时日本军队对坠毁飞机进行搜索，发现已经双腿负伤的骆春霆，当时骆春霆见日本士兵逼近，不愿做俘虏，随即以随身手枪饮弹自尽。日本士兵对骆春霆的勇气颇为钦佩，就将其埋葬并树立碑记。

骆春霆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1957年10月29日，青岛市人民政府追认骆春霆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