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前不久联系上四川籍作家何允中老师，他长期从事川军抗战史研究，出版了上百万字长篇纪实文学。
我问他走访了那么多抗战老兵，现在回想最传奇的是谁？
何老师说太多了，让他想想。
几个小时后，何老师告诉我，八百壮士最后一名李宏毅，经历很传奇。
他没见到老兵本人，但手中还有一本老兵儿子送他的“札记”。
90页，何老师一张张拍照片发给我。我看完后，决定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李宏毅的传奇，是属于西充八百壮士的传奇。
他的一生，都记着855个兄弟的嘱托：“谁要是活着回去，谁就要给西充人一个交代。”
一九三七年阴历的八月二十八日，我们一早吃过饭后，步行出征。
西充县的公路旁站满了送行的人，有送水果的，送热鸡蛋的。
几个缝衣工人拾了一笼热包子，热情地向这些抗日的壮士们分送，激动说：“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随后就来。”
在鞭炮声和口号声中，队伍缓缓向东移动。
父送子、妻送夫、兄送弟、同学邻居一直送到朱涯庵还依依不舍。
谁会想到，这天出征的八百壮士，最后归来仅我一人。
我出生在四川西充县占山乡一个世代耕读之家。
我三岁丧父，弟兄四人，姊妹五人，里里外外靠母亲撑持。
那时家有田约二十亩，地十余亩，大部分佃当出去，自种薄田仅可维持生活，交粮纳税得靠出当田地或借贷应付。
日本占我东北后，抗日呼声就此起彼伏。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第二天，西充县地下党员就联络进步教师和爱国人士成立了“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
大家街上、农村昼夜奔忙，张贴标语、漫画，用说唱、表演方式动员大家抗日。
经过后援会一个多月的努力，全民抗日的理念深入到西充村村寨寨。
到阴历的八月十九日，占山逢场。
街上到处可见红纸告示，呼吁有志知识青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
群众连买卖也不做了，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老师们激情讲演：
“同胞们！青年们！日本兵占我东北，杀我父老，奸我姊妹，抢我财物，抓我青年做苦工，现在又向我华北进攻，他们一心想灭亡我们......我们不当亡国奴......参加义勇壮丁队出川抗日光荣......”
第二天又是占山古佛会，做会唱戏，热闹异常。
老师带领学生来街上演文明戏，人山人海挤着观看。
当演到日本兵拿刀向中国妇女头上劈去时，人们都惊叫起来，愤怒地连续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当亡国奴！
有老师站在茶馆凳子上演说：“日本那个国家像条鱼一样，人没有四川多，地方没有四川大，只要我们团结抗日，一定能打倒小日本......”
也有老师拿出打日本的漫画，挂拉洋片（西洋镜）柜子里，佛婆婆们佛也不拜了，都来围观。
古佛会变成了抗日动员会，当天就有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
第二天，何注江老师来到我家，动员我也去参加抗日。
他和我们家是亲戚，他说这是青年报国立功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何老师告诉我：“你如往北走就到延安，往东走就到武汉，那里有青年抗日组织……”
说完，他又去给我母亲做动员工作，说青年人要有点出息，当亡国奴什么也没有了，哪能安心读书......
何注江老师为人正派，信得过，说的话也有道理，这是打国仗，不是军阀混战。
国家有前途，个人才有前途，国家亡了还有什么个人前途。
我考虑去，但得要母亲同意。
母亲最爱我，她听何老师说得有道理，又舍不得我离开。
想了半天，含着眼泪说：“儿啊，去吧，为国家出力，在屋里也没啥。”
得到母亲同意，我当天就同何老师上街报了名。
到阴历八月二十六日，乡上通知义勇壮丁在街上集合进城。
我妻比我大几岁，几天来只是背地流泪，我们有个一岁多的女儿，她现在又怀着身孕，只说了一句话：“要写信回来啊！”
离家的那天，早晨她要给我煮干饭，家里米不多，要留给孩子吃，我借口说想吃稀饭。
这顿稀饭米多菜少，女儿吃得很香，她不知道爸爸要出征远行。
我摸摸女儿的头，含着眼泪，硬着心肠走了。
妻子没有送我，她端着碗流泪，见我出门她就把门关上了。
我提着包袱去辞别母亲，母亲送我到当门，她站在田坎上望着我，我走上南门山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
我躲在黄角树下望着她，眼泪直淌。
我父亲死得早，靠妈把我兄弟姊妹养大成人，妈很苦。
妈呀！儿走了！谁知这一别，竟永别了！
母亲望着我的那个身影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哥哥不放心，跟上街来了，他拉着我到于冢茶馆喝茶，再三叮咛我保重。
直到我们集合了，哥哥还站在那里望着我，不想离开。
占山共有18人参加，联保主任和几位绅士办了几桌酒席欢送，我们在鞭炮声中进城了。
八月二十七日全县集中义勇壮丁856人，大部分是学生，共编成八个连，干部是从中挑选的壮丁担任。
下午开欢送大会，主席台横幅写道：“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援会欢送义勇壮丁出征抗日大会”。
对联写道：“万里赴戎机壮怀激烈，何日平胡虏回望乡关”。
壮士们对这下联发出议论，认为不够景气，有“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味道。
有人说能改成“百战平胡虏高奏凯歌”就好了。
家乡人民还送了我们“为民前锋”“抗战到底”两面锦旗。
每人发了点路费，还准备了信纸信封，署名为“西充县各界人士抗敌后授会赠”，要壮士们把胜利消息及时向县上汇报。
“八百壮士”出川抗战誓师大会会址
八月二十八日一早吃过饭后，步行出征，途中有民主人士来检阅队伍，我和几个年小的站在排尾，检阅人员说：你们还小，转去，过两年再来。
我们说：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抗日嘛，我们抗日决心已定，当不了战斗兵当勤务兵也要去。
检查人员点头说：好！好！
这样继续步行到合川，由合川坐木船到重庆。
重庆受训后，年底补充到43军26师。
“西充壮士”单独编成野战补充营，开赴江西景德镇石门街训练。
训练中家乡壮士刻苦认真，射击不及格或刺杀输了一枪的，经常半夜起来练臂力，战斗技术均达到优秀标准，随即分配到第一线连。
有三人分在师部通信连，各团壮士们的作战情况，都通过他们向县上汇报。
1938年5月，我们在江西湖口殷家山守江防阵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向我进攻，我第一次和日军作战。
机枪班坚守在第一线阵地上，班长牺牲后，日军虽被打死打伤十余人，但进攻的势头一次比一次强，跟波浪似的。
激战至中午，阵地开始被日军突破，白刃战开始。
我和傅继尧跳出战壕与鬼子对刺，战友们人多势众，又悍不畏死。
傅继尧被日军的步枪子弹从前胸击穿后背，鲜血如注，要求他撤下阵地，送医救治。
但傅继尧只让卫生员上了点红药水后，继续与鬼子对刺，直至将日军全部赶下阵地。
这一战，西充壮士伤亡10余人。
我随后在77团3营7连当班长，全连和敌又激战一昼夜，伤亡20余人。
活捉敌兵两名，二人很横蛮，把其痛打一顿拖到营部，副官给他端碗水去，冷不防被他一脚踢飞。
副官踢他几脚头，拖往团部法办。
两战下来，长官们感觉正面接敌后，西充士兵在战场上剽悍善战，敢打硬仗。
后来在赣江、浙江绍兴等守备战中，家乡壮士又得到实战锻炼。
1939年2月，我升任本营机枪连代理排长。
在进攻南昌时，西充壮士又伤亡100余人。
南昌之战后，黄埔军校来部队招收青年军官。
我考入该校三分校军官班八期二总队，在江西瑞金学习。
1940年8月毕业，回原职任少尉排长，我放下行李立即参加第二次进攻南昌战斗。
此次战斗是三、六两战区联合举行的，总指挥是罗卓英。
当时26师编入49军，旅长王克俊率两个团穿过敌碉堡群直插牛行车站。
炸毁敌坦克数辆，并捣毁其出发阵地，又直逼敌飞机场，予敌重创。
我军校同学黄国康当了半天排长，率队冲锋阵亡。
我营在攻隆昌桥敌阵时，伤亡很重，七、八连缩编为两个排，只九连完整。
旅长王克俊
营长命令我排放下机枪，拿起步枪夜袭唐溪周敌阵，士兵们心里不舒坦：平时拾重机枪操练，战时拿起步枪冲锋。
我只好身先士卒带头前进，进入敌铁丝网后却异常沉静，打了一天，夜晚在阵地上却不见敌人。
我进入村沿，举脚不敢落地，不知敌人会捣什么鬼。
夜暗、怕触雷、怕埋伏、怕陷阱、怕中毒，为弄清敌情，横下一条心前进。
原来，日军把前沿守兵撤到村内大庙假眠。
我看见庙门前两个守兵，一盏马灯，指挥全排向庙内敌军突击。
打死两个守兵，冲到庙前，只听敌人在庙内骚动，不见敌人出来。
我急令撤退，刚撤到村沿，两股敌军合围，我恰好撤出合围圈外，险些被“包饺子”。
我排被迫沿水塘边与敌对峙，坚持到第二天下午，说105师来接防，但在阵地后面迟迟上不来。
到第三天，我派人和105师联系上，深夜才撤退下来。
撤退时，我观察到敌人发射的子弹弹道很低，我要士兵们伸着腰沿道路跃进。
我和三个士兵负伤，伤口都在腿上，如果弯着腰就会伤到要害。
营长以为我排全部牺牲了，看到我们下来，他很高兴，直招呼找地方休息。
我们已是疲惫不堪，倒在路旁动弹不得。
战后住进贤县整补，我调升师部特务连中尉排长。
各团壮丁代表来我处商量向“后援会”写报告，西充壮士伤亡300余人，怎么告慰乡人是好？
这次全师团、营以下官兵伤亡二千多人，49军军长陈安保阵亡，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
友军79师师长段林茂作战不力，到重庆开作战检讨会时，军令部部长白崇禧问：“军长阵亡时，你在哪里？”
段答：“部队顶不住垮下来了。”
白问：“是部队顶不住还是你顶不住。”
段无言对答。
白说：“进存退死，军法官带下去依法枪决。”
我们全师在进贤县层层开作战检讨会、追悼会、评功会。
西充壮士在作战中冲锋在前，奋不顾身，舍身炸敌堡，舍身炸敌坦克不计其数。
咬着鬼子耳朵下河拼命，敌我双方刺刀同时插入胸膛一齐倒下等英勇战例很多。
全师22名勇士得奖，西充壮士就占11名。
南昌会战中的场面
西充壮士有一种口头语，开口就是“老子”“锤子”。
官兵们都带着幽默的贬意，把我们喊“锤子”，并说我们“很扯”。
带兵官都知道，没有顽强性和好胜心的兵不是好兵，所以又都喜欢我们。
经过多次战斗表现，“锤子”成了英勇善战的“铁锤”，由贬义变为褒义。
师长王克俊对“锤子”很感兴趣，战斗激烈时，他总要同营、团长说：“你那里还有好多‘锤子’。派‘锤子’搞突击嘛。”
好多突击队、敢死队都是“锤子”领队，成功也多，伤亡也大。
我被提升较快，人称我为“大锤子”。
南昌战后，大部分西充壮士都当了班长、排长，在基层起骨干作用。
两次南昌攻击阵亡将士遗体都埋在江西进贤县抚河边梁家渡26师阵亡将士公墓。
我们怀着沉痛心情，凑钱买了祭奠品，派代表到公墓去祭奠。
那里黄土累黑，遍地血衣白骨，饿狗成群，瘴气扑鼻难以接近，黄昏月冷，亲人在何处。
据扫清战场的卫生队士兵说：“我们都是带着防毒面具去收拾遗体的，人已分不出个数来，用工具将尸体钩上担架，抬下来埋起就是。”
我们在公墓边点烛奠酒、烧纸招魂，禁不住嚎啕痛哭。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件件难忘的往事都涌上心来！
我们在战前都曾宣誓：为了振兴民族，要英勇战斗。
并互相约定，没有被打死的要向死者家属通封信，谁要活着回去，谁就要向“后援会”的父老兄弟们报告我们作战情况，并去慰问一下死者的家属。
想到死者的家属，也想到自己的家属。我们的家信都要互相传看，看到有的家属受保甲长欺凌，无不感到伤心。
看到公墓此情此景，我们含着眼泪宣誓：要为战友报仇，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为了振兴民族，决不辜负西充人民“为民前锋”“抗战到底”的嘱咐。
日军宣抚班在衢州墙上写“抗战者尽杀”
在战区，经常看到日军暴行。
日本兵先是在浙江、义乌县境用鼠疫和细菌制造无人区，炊烟断绝，尸横田野。
我们在火车上看到“路倒”还在爬动，没人救护。
当时医药缺乏，为避免灾情扩大，对灾区实行封锁，车辆过境不准停留。
民族的空前浩劫，目不忍睹！
1941年5月，在江西、高安县城郊，日军狂轰滥炸、奸淫妇女，一些妇女被强奸后又遭残杀，财物被抢光，家毁人亡！
幸存者房屋被毁，衣食无着，哭母呼儿，到处流浪，烽火漫天，哀鸿遍野！
一年后，日军悍然发动浙赣战役，更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造下累累罪行。
8月日军在江西广丰县南街河坝大屠杀，留下男女老幼五百多具赤身裸体、血肉模糊的尸体。
一个妇女被杀，孩子抱着母亲的头，鬼子又把孩子一刀砍成两段，孩子的眼睛、嘴巴都还张着。
营长陈檄文单腿跪在地下，抚摸孩子的眼皮，放声痛哭说：孩子呀！你有深仇大恨啊！叔叔来迟了，对不起你呀！你去吧！叔叔一定为你报仇！
此时，群众来报，鬼子在水南街杀人，团长命令我营猛攻。鬼子先用刀劈，遭我猛烈攻击又改用枪杀，群众挣扎跳河逃跑。
鬼子被我营赶出水南街，少数群众得救。
现场惨不忍睹！
整条河坝是鲜血和热泪，悲痛的哭声和愤怒的誓言。
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满面泪痕，各自宣誓要为民族报仇雪恨。
西充义勇壮士身受民族灾难的现实教育，在抗战过程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不管战斗如何激烈，总是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并互相勉励英勇战斗。
半壁河山，一片凄凉，往哪里去！
为阻止日军南下，我26师在仙霞岭一带设防，严阵以待。我率8团第7连于峡口设置潜伏阵地，延伸到龙溪村，设下排哨......
见敌军指挥官在二度关口站立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不知搞什么鬼。
突然，枪声四起，炮火连天，几里外的山地像天崩地塌一样，炸得敌兵哇哇直叫，连人带马滚落万丈深涧。
日军退走无路，血肉横飞，抛尸暴骨于山涧。
血战几日，痛快利落地打了个漂亮仗。
此时，西充义勇壮士大都担任了连、排长，在全师起骨干作用。
抗战坚持到1944年夏，日军为固守杭州，凑集一个旅团兵力，企图出诸暨，占义乌。
进而窥我金华、兰溪，相机袭取龙游、衢州，击溃我主力，破坏衢州机场。
第三战区司令部决定，在义乌作第一抵抗线，先予敌以重创，再诱敌至金、兰地区聚而歼之。
当时军民、军政之间协调不力，友军之间互相猜疑。
敌人一出诸壁，义乌守军就准备后撤，人心惶惶，难民涌道，互相惊扰。
敌人到了义乌，金、兰混乱，敌人到了金、兰，龙、衢混乱，军队且战且走，敌人尾追直入，直抵龙游。
此时，南昌守敌又派出兵力沿浙赣路进犯，以配合其行动。
战区若不抵抗，上饶将无立脚之地。
浙赣会战中的激烈战斗
6月上旬，第49军从龙游正面阻击敌人，第21军在常山、招贤一带集结，准备策应。
义乌、金兰两线暨设阵地委而不用，龙游无工事、地形不利守备，被迫应战十分不利。
上级决心动摇，连排斗志松懈，战线难稳，又决定退守衢州。
中旬，军长王铁汉决定以第26师78团守衢州。
师长率76、77两个团在105师掩护下撤至大溪滩整顿，105师沿铁路线阻击敌人。
摆成一个挨打的架势。
敌以一部与105师接触，主力穿插，包围了衢州。
此时，敌后方远、补给困难，兵力疲惫，深入无援，已成强弩之末，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我以衢州为核心，占地形、人和之利、外线为我控制，可予敌以再包围，只要决心打，断其归路，内外夹击可以全歼敌人。
可惜“抗战将军”虑不及此！
我第78团团长于丕富，山东人，黄埔军校10期毕业，三十岁，为人刚直，英勇善战，勤奋廉洁，爱护部下，有抵制歪风的气魄。
78团在淞沪战役中伤亡很大，补充了一批西充义勇壮丁，他们有爱国热情，经过几年战斗锻炼，成为基层骨干。
该团战斗力较强，纪律比较好，经常承担重要任务。
衢州虽然被围，官兵们听见铁路沿线枪声激烈，士气很旺。
王铁汉军长对78团这个番号的名气他是喜欢的，但他讨厌这批不阿附自己的人。
于是，在紧要关头，私人恩怨代替了民族利益。
6月26日拂晓，王铁汉命令：“78团向沙漠滩突围，12时有21军接应。”
团长考虑了突围部署，计算好时间，指挥部队撤离阵地冲出城垣。
可经过河坝于12时到达沙漠滩时，才发现那里全是敌人火器阵地，不是21军。
全团官兵1800多人，尽暴露于敌人预设的有效火力之中。
围城之敌，趁机登上城墙，堵住退路，部队进退不得，在戈壁滩上惨遭毒杀。
此时，我任78团第三营副营长，正奉命到江西玉山接收新兵补充部队。
等我率领新兵营返部，经过大溪滩时，师参谋长黄惕斋派人拦阻我，要我就地收容伤兵不要上去。
我知道团长身边无人，团附、副官都下连队代理指挥去了，我要求带几个人上去协助团长指挥。
参谋长连连摇头，心情沉重地说：“战况有变，只准下来，不准上去。你能收容一个人算一个人，收容一支枪算一支枪”。
我预感战况不利，惶惑不安。直到黄昏时刻，才从衢江漂流出来两人传来噩耗：
有下河逃命的，却被城墙上敌人瞄准射击，刹那间血染衢江，忠骸遍地，全团复灭。
军队加随军突围的民众，两千多人尽倒于血泊之中。
官兵们嚎啕痛哭！新兵也淌着眼泪，要求参战杀敌。
到第二天中午，共收容幸存者二十余人，状至凄惨。
于团长坚守水亭门掩护部队过江达5个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不撤退直至战死，在埋葬于团长的遗体时，子弹是从正面击中于团长的前胸。
我们噙着眼泪，准备开追悼会，师参谋长亲自写挽联，满腔悲愤地奋笔疾书：“我独伤悲失战侣，谁为剪纸招忠魂......”
第二次衢州之战敌我两军态势图
9月，部队住江西广丰县整训，我奉命将全团残部和新兵编成团直属队和一个营。
王铁汉第一号命令就派来78团团长、团附、营长、主任等五个校官，全是他的亲朋故旧，毫不隐讳要将78团变为私产。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在师部作战检讨会上慷慨陈词质问：
为什么有利战况不打，而要突围？
为什么突围时自己有力量不用要依靠远在四十里外的21军？
为什么把突围集结地选在战术上称为“死地”的戈壁滩上？
这是为什么啊？
到会军官一致哗然愤怒地提出向司令长官顾祝同、总司令李觉控告揭露此事。
李觉亲来部队慰问、安抚，并命令王铁汉收回第一号人事命令，其阴谋未遂。
11月我到战区作战人员研究班学习战术，顾长官亲自召见我，询问衢州突围情况，他对78团的复灭感到极大的悲痛。
多难兴邦，中国人民何时才能真正站起来了？
龙衢战役之后，西充壮士只剩下三个人了。
1945年8月8日，我军奉命直逼杭州。
在进攻昌化县城时，77团为主攻，该团有西充壮士两人都任连长，在突击城垣时阵亡。
这时，全师只剩我一个了。
8日夜，师长曹天戈命令我率一个加强营，从敌后插入昌化配合77团歼灭守城之敌。
我指挥突击队在挑灯巷争夺制高点时，敌向我猛扑，激烈巷战中，我身负重伤后昏死过去。
战友突围时拖下我的尸体，发现还有微弱呼吸，便把我抬上担架，紧急包扎后准备送去后方治疗，
我在转院的担架上听到鞭炮声和欢呼声：“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仗。
我是打完最后一仗离队的西充义勇壮丁。
“后援会”的乡亲们，我八百壮士实践了出征时“为民前锋”“抗战到底”的诺言。
李宏毅在札记中记下了壮士们的事迹
我战场三次负伤，血洒沙场筋骨尚健，没想到当营长打完的最后一仗，差点要了我的命。
躺在医院治伤，没有麻药，在取背脊骨上的弹片时，两个人按着，医生喊忍住点。
他用铁钳钳住弹片往外扯，连骨带肉都扯下来了，再用碘酒洗伤口，人痛昏死过去了。
关云长刮骨疗毒，这滋味我不敢再来第二次，小腹里、嘴唇里的弹片只好瞒着医生，成了永久的纪念。
1945年12月初，我率领部分伤员提前出院。
从江西婺源第五后方医院到江苏常州师部，关山千里晓行夜宿。
沿途时劫后余生的群众，有的在为死去的亲人扬幡招魂，化纸痛哭；有的在收拾破瓦残墙，重建家园。
胜利代价都极其惨重，老兵、人民都急需休养生息。
到了师部伤员各自归队，我留住旅馆候差。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无奈长官们正忙着“劫收、求赏”事宜，一直无人管我这赳赳武夫。
旅舍黄昏，寂寞寒窗，乡思萦萦！
我的战友哪去了？我的儿女妻小如何？谁无儿女私情？
我赶去向师长报告回家看看家小。
想想叱咤疆场的铁锤子，西充八百壮士只剩我一个了。
当兵人未必只能杀家告庙、马革裹尸，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回家一趟，向西充“后援会”父老们扯个回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
殊不知竟遭白眼，一不准假，二无路费。
师长说部队要整编，要我仍回78团第一营，那是衢州战后我组建起来的营。
官兵们都要求我回去，团长派马夫来接我，到团后，团长说：你暂到第一营任副职，马上调整。
我的回家之路，还有漫长的二十多年。
查资料得知，1943年，“西充县抗敌救援会”曾在肃王庙旁立了一块木质纪念牌，表达家乡父老对“八百壮士”的缅怀之情。
木质纪念牌早已不在，但李宏毅为八百壮士手书的“札记”流传了下来。
西充川军的“八百壮士”，只是抗日川军的一个缩影。
抗战八年，350万川军走上抗日前线，伤亡60余万，川军官兵前赴后继，大家都清楚这是一场“国仗”。
抗日，是为国家兴亡尽忠，为民族复兴尽职，是荣光。
抗战结束后，新的战场上，李宏毅有了新的名字，新的使命，和新的战线。
在时代汹涌的浪潮下，李宏毅说：“我不能左右局势，总可左右自己。”
周五，我们继续讲述他的传奇。
编辑：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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