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县的天马街道，有一座近百年的老民居，叫“东淤锅厂”。

这里已经荒废多年，少有人来。

2015年7月，我带着记者走进这座老民居。在荒废的院子角落，刨开浮土，露出一些残缺的青石块。

用水清洗后，石块上面露出清晰的字样：抗日伤亡。

再仔细看，小号的字样也清晰可辨：一等兵李子元、二等兵洪占庭、一等兵李清河……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墓碑？

这个秘密曾经只有父亲知道，后来就只有我知道。

我老了，我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些墓碑从哪里来。但我更希望知道，它们将来会到哪里去？

我的父亲叫王和卿，是一名军医。

1937年12月，在南方最阴冷的冬天，他来到了浙江省常山县。

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上千个伤兵。他们全都是从淞沪会战的前线上抬下来的。

这场历时3个月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近百万兵力，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前，中国军队伤亡已超过了三十万。

全国各地临时组建了很多战时医院，收治数量庞大的伤病员。父亲所在的医院叫第22后方医院，隶属于抗战第三战区。

这个医院原来驻扎在杭州。上海、杭州先后沦陷后，又被迫迁往金华、衢州等地。

战时医院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没有汽车，大量医疗器械全靠人力搬运，很多伤员走着走着，就倒在了路边。

沿途的山上，会多出来一个个新鲜的小土包，里面躺着的是一个个年轻的生命。

没有棺材，也没有墓碑。

这次决定将医院迁往更偏僻的浙江西部小县常山，就是想做持久打算。

常山与福建、江西、安徽三省接壤，加上山高林密，宜于隐蔽，也宜于撤退，将后方医院设在此处，是明智之举。

王和卿随着大队人马进入常山县城门，门楼之下，站着的是一干当地官员，常山县北平镇镇长邱正伟也位列其中，他们满脸堆笑，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翘首已盼。

战争年代的镇长不好当，平时征兵、筹粮、剿匪，样样都是得罪人的事。县里突然要进驻一个伤兵医院，找房子、筹物资、招人手也是邱镇长的活。

全民抗战、人人有责，邱镇长得带好头。于是，先把自家位于东淤的铁锅厂让了出来，这里专门用来给死掉的伤兵做棺材刻坟碑。

这是一个晦气的事，一般人家可不愿意提供这样的场地。

沿途都是围观的老百姓。街路两边，还准备了很多的茶叶蛋和热茶水，以供医生和伤兵吃喝。有人在大声地喊：“来了，来了。”

看着热情的老百姓，王和卿有些伤感，他知道老百姓们很快就会失望。

长长的队伍中，只有零星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工，剩下全是一些相互搀扶着缺腿少胳膊的伤病员。

有的甚至是被一辆辆平板车拉进来，或者被一副副担架一扇扇门板抬进来的，可能是伤口疼痛，可能是一路忍饥挨饿，队伍当中不时发出哭骂声。

“什么伤兵医院，简直就是败兵医院。”围观人群中开始议论纷纷，一些人觉得没意思，准备转身回家。

正在这时，王和卿搀扶着的伤兵大声地吼道：“哭什么丧，别给咱们军人丢脸了，咬紧牙关坚持一下。”

王和卿立马为他叫好：“周连长说得好，要是连这点痛都忍不住，哪还算什么打日本鬼子的军人？在我的眼里，你们一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伤兵队伍顿时整齐了，连轻轻的呻吟声都听不到。

说起来，这个伤兵和王和卿很有缘分。是他成为军医后，第一个抢救的伤兵。

王和卿出生在义乌一个贫民家庭，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去世，后来，他流浪到金华，得到好心人帮助，进入金华贫困子弟学校读书。

初中毕业时，正遇上“九·一八”事变，王和卿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还来到县政府报名要求参军，拿起枪杆子打日本兵。

负责接待的人上下左右看他一眼，打趣地说：“你个子那么瘦小，有多少斤两啊？能杀几个鬼子？等身子骨长结实了再来，我等你。”

6年后，“淞沪会战”爆发，驻在金华的第22后方医院急需大量医护人员，王和卿报名应征，被录用了。

为了让大家迅速投入工作，医院开办医护速成班，传授战地急救、救护包扎、上药打针等方面的技术。

随着前方战况的激烈，后方医院的伤兵越来越多了，大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天，一下子送来一大批伤兵，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全是肢体残缺不全的。正在紧张抢救伤员的军医主任把王和卿叫到跟前：“他由你来处理。”说罢，急匆匆地进了手术室。

王和卿懵了，眼前的“他”就像是一整块血糊糊的碎肉，人处于昏迷之中，只有微弱的一丝呼吸。

他脑子里翻滚着速成班老师讲的，其中卫生救护五个要点：快、准、轻、细、稳。

快，就是救援动作要快；准，就是判断伤情要准；轻，就是实施救援动作要轻，不得造成二次受伤；细，就是实施救护要心细，避免细菌感染；稳，就是包扎伤口时，不宜过紧，否则会引起血液循环不良，但也不能太松，不然固定不住纱布。

默念着这套程序，王和卿给伤兵完成了处理，挂上了葡萄糖。

军医主任忙过后来巡查，对王和卿的救护十分满意。而王和卿一口饭也吃不下，脑子里闪过的全是腥红的血和腐烂的肉。

第二天，这位伤兵有了意识，能和王和卿进行简单的交流。伤兵名叫周世桀，湖南人，1907年出生，淞沪会战时是第19集团军下面的一名连长，他手下的战士全部阵亡。

周连长几乎被炸碎的右脚还需要作进一步处理，不然可能被截肢。但医院条件有限，石膏已经用完，只好用杉木板打固定。

杉木板既硬又糙，但总比截肢好。看到一颗颗豆粒似的汗珠从他额头蹦出来，王和卿说：“周连长，要是忍不了，就喊出来，会不痛一点。”

周连长深吸一口气说：“死都不怕，还会怕痛？继续。”

这样的军人，王和卿敬佩。

医院转移时，周连长还没有康复。他的情况本来可以让担架抬着的，但他把机会留给了别的伤员，坚决要求自己步行。王和卿十分感动，一路架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

伤兵多，医护少，王和卿一人要负责十几位生活基本能自理的轻伤员，主要是给他们换换药、打打针。另外，就是重点看护四位重伤员。

除了周连长外，一位是头部被炸伤的，双眼已经失明；一位是腹部中弹的；还有一位是右上肢和两下肢都做过截肢的。

这些重伤员，随时可能死在他的眼前。

伤兵医院进驻常山县后，王和卿依旧昼夜和伤病员们生活在一起，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医生、护工一肩担。

为了避免扰民，医院安顿在城隍庙关帝庙、谢公殿、恩公殿和中山公园等处，门口都有人看守，一般陌生的外人是不得入内的。当地很多人觉得好奇，有时会在门外偷偷往里面瞄上几眼。

当年安置伤病的一处宗祠

白天市声嘈杂，但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伤员因伤痛而发出的呻吟声，会传出很远，令人毛骨悚然。

物资紧张，包扎伤口的纱布、绷带等都是反复多次使用的。每天上午，常山江的紫港埠头上，全被医院雇佣的洗衣工占据，原本清澈的江水被血水染红。其他挑水、洗菜、淘米的人，就只好走到上游。

洗好的纱布、绷带，有的晾晒在中山公园的空地上，有的就直接摊在河滩的鹅卵石上。稍一起风，纱布、绷带四处乱飞。原来白色的纱布、绷带，怎么洗也洗不白了，呈现出淡淡的黄褐色，经历了多个伤兵的伤口，血已经紧紧地咬在了棉线上了。

南方的冬天，阴冷又潮湿。一千多人突然涌入小城，物资极度匮乏，伤兵们躺在又冷又硬的地上，医院里叫骂声不断。

医院只能找到邱正伟，让他向百姓收购稻草。干净蓬松的稻草铺在席子底下，稍微暖和，伤病员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医院的伤兵难安顿，去把伤兵接来的活也不轻松。

当时，第22后方医院接收的大多是淞沪会战以及第三战区各部与日军战斗中的伤员，但由于1937年9月开通的浙赣铁路没有经过常山，接收伤兵，必须派人去衢州站。

衢州到常山40多公里路，只有一条简易的沙石公路，而且，基本上要不到汽车来运送伤病员。轻的伤病员还好，让他们自己步行，重的伤病员，则需用架子车甚至担架抬过来。

王和卿接一次伤兵，来回耗在路上的时间需要一两天。

路途如此颠簸艰辛，有的伤病员还没到达医院就已经撑不住了，直接抬进墓地安葬。

伤兵医院笼罩在死亡的阴影当中，气氛压抑，令人窒息。

王和卿照顾的伤兵不断有人去世，那个头部受伤的重伤员，也死了。

这些在医院里去世的伤兵，装在来不及上漆的白木棺材里，让当地百姓抬着埋葬在墓地里。

死亡伤兵除每人有一口棺材外，还需要立一块宽40厘米、高60厘米，上面刻字的青石墓碑。

这件事，王和卿觉得很重要。伤兵不是死在前线，但他们应该和前线牺牲的烈士一样待遇。

寒冬过去，小县城也迎来风和日丽的日子。

医院渐渐稳定，王和卿很高兴，一些轻伤的伤员们在他的精心照顾下慢慢好起来，有的痊愈出院，被部队接走，又奔向了前沿阵地。

一天，王和卿接到院长指派，去衢州接一位刚调来的女军医戴毓祥:“路上千万不要有闪失。”

那个年代，女军医很少。

戴毓祥比王和卿年长了两岁，祖籍浙江绍兴，从小就被视她为掌上明珠的父亲送到杭州读书，接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

年轻时的戴军医

抗战开始，戴军医毫不犹豫地投身伤病员救治工作当中，父亲知道后专程赶到杭州接她回家。

没有国，哪有家？她坚决不回，父亲一气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她心里说:“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父亲，我会跪在您面前认罪的。”

戴军医曾经在第十六辅助医院、第十一后方医院等战时医院工作过，年纪虽轻，但救治伤病员经验丰富。

这种科班出身的医生，王和卿非常敬佩，一见面就谦虚说：“戴军医，我要拜你为师。”

戴军医笑了起来，满脸的孩子气：“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你都把我叫老了。”

两人年龄相仿，聊到开心处，都哈哈大笑起来。

到了第22后方医院后，戴军医除担任外科手术，还要负责管理药品，因为她会一些英文单词。

当时许多药品都是从美国、德国进口。王和卿经常看到戴军医每天都早早起床背单词，拿着笔记本认真抄写。

不仅如此，戴军医还是个细心的大姐姐。每天吃过晚饭，她都要去查房，见重伤员情绪不稳定，她就取出口琴，坐在床边给他们吹歌曲，直到伤员慢慢平静下来，安静睡去。

王和卿看到这些，对戴军医更加心生敬意。

王和卿不知道，常山县里，也有人暗中对他崇拜无比。

天气越来越热，能够行动的一些伤兵，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在街路上走一走，看到当地的水果和小吃，也会买点尝一尝。

等熟悉了之后，伤兵们也会操着各地的口音和当地人聊聊天。人们就推断这个伤兵是四川人，那个伤兵是河南人，甚至还学他们的方言口音，不管像不像，都会引来众人哈哈一笑。

他们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身上还扎着纱布绷带，有的表情漠然，有的会冲小孩挤鬼脸。一些胆大又顽皮的小孩，私下把伤兵称作“伤兵老爷”，大人们听到，会斥责小孩不懂事。

王和卿每天都要从城隍庙去关帝庙，给安置在那里的伤病员换药打针，途经一个酒馆，那是邱正伟镇长姐姐家的。

虽然每天路过，但王和卿从来没有进去过，一是医院太忙，二来他也不好酒。特殊年月，酒馆生意看起来不好不坏。

有一天，王和卿路过时，突然看到酒馆门口发生了争吵。

一个小姑娘拦住四个伤兵，说道：“哎，你们还没有付钱呢？”

伤兵嬉皮笑脸地说：“什么，我们吃饭也要付钱？告诉我钱长什么模样，是不是跟你一样细皮嫩肉的。”

小姑娘又羞又气，忿忿地说：“吃饭掏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一位伤兵撩开上衣，露出胸口刚结疤的伤口说：“老子在前方跟日本人拼命，才有你们在这儿过安生日子，吃你们一点酒菜算得了什么？”

酒馆老板不愿多事，劝她还是算了。可小姑娘明显咽不下这口气，拉住伤兵的衣服就是不肯松手。

一位伤兵扬起手中的拐杖威胁说：“再不放手，信不信我打你？”

王和卿立即走上前去，拦在小女孩面前，正色道：“你们不可乱来，把力气省下来去打日本人，跟老百姓耍横算什么本事？”

伤兵正要发作，见是曾经医治过他们的王医生，就蔫了下来，老老实实付了酒菜钱，相互搀扶着离开了。

“谢谢你，王军医。”小姑娘转头，对王和卿开心说。

王和卿有些吃惊，这个小姑娘是怎么知道自己姓王的？

小姑娘叫何姣娣，是邱镇长的侄女，当时14岁。

这以后，王和卿发现，只要他从酒馆门口经过，何姣娣都早站在酒馆门口，微笑着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呀，王军医。”

医院又接收了一批新兵，王和卿5天没有去关帝庙了，也5天没有经过何家酒馆。

一天午后，王和卿正在忙着给伤兵包扎。也不知过了多久，伤兵的伤口处理好了，王和卿这才发现身边竟站着何姣娣。

何姣娣把一个保温的罐子递到王和卿手中，转身就离开了。

那天推迟的午饭，王和卿是和戴军医一起吃的。饭凉了，但保温罐里的红烧肉还热乎乎的。

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看来是用文火慢慢烧的，花了一番心思。

戴军医一边品尝，一边笑嘻嘻说，“王军医，你要走桃花运了，这小姑娘看上你了。”

王和卿的脸立即红到耳根上。

第二天，趁去关帝庙的机会，王和卿把保温罐子送还给何姣娣，还执意要付昨日红烧肉的钱。

何姣娣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用力把王和卿往门外推，她父母连忙过来把何姣娣劝住，给王医生端上一杯热茶。

他们非常感激王军医那天帮女儿解围。“要不是你，店里肯定会被军爷给抄了的，以后想吃什么，让姣娣烧好给你送过去。”

王和卿走后，何姣娣的父母看出来女儿的心思。看来暂时不用托媒人给女儿寻亲了，未来的女婿就在眼前嘛。

在民间，有“天上雷公，地下舅公”的说法，遇到家里有红白喜事或分家析产等，必须请舅舅到场做主。

一天，老两口把邱正伟请到家里，向他询问王和卿的事。

邱正伟一拍大腿，直夸外甥女有眼光。王和卿尽力医治伤病员之外，还做一些后勤杂务，和邱镇长时有往来。方方面面很是能干。

一家人主意已定，除了经常给王和卿烧一些好吃的东西，送到医院给他增加营养，逢年过节，老两口还会把王和卿请到家里来吃一顿饭。

即使再迟钝的人也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小就失去父母，又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是很享受这一种温暖的亲情的。

王和卿只是觉得何姣娣还是个孩子。但和他要好的周连长、戴军医都劝他要珍惜这份情缘，他们相差不过十岁而已。

成年后的何姣娣

从那之后，两人有了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时间过得快些，再快一些。

转眼，王和卿27岁，何姣娣17岁。

何姣娣长大的三年，也是医院的物资供应最紧张的三年。

1939年9月到1942年2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以长沙为中心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这三次会战，中国军队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近10万人，部份伤员转往浙江各医院救治。

仅仅是口粮上，每天约需消耗500至750公斤不等的粮米，最多一天粮耗达1000公斤，按每人1市斤粮耗计算，医院当时伤员大约在1500人上下。

当地政府为给医院筹粮忙得焦头烂额，邱正伟带人经常前往江西、安徽买粮。据资料显示，1941年度，第22后方医院院长陈德成向当地政府借米104625斤。

馆藏档案内医院报请上级向当地借粮的文书

伤兵们吃不饱，营养跟不上，身体就难以恢复，王和卿就经常把自己的饭菜，甚至是何姣娣给他开的小灶让给伤病员吃。

何姣娣有一次蒸了两条鲫鱼送到王和卿手上，嘱咐他赶紧趁热吃掉。王和卿说，不急，等忙空了再吃，催促何姣娣早点回家。

何姣娣走出了城隍庙，又偷偷地返身回去，只见王和卿把鲫鱼剔掉刺后，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喂给几位伤病员吃。

何姣娣又心疼又感动，更多是敬佩。

吃是一方面，更让医院头痛的是药品跟不上，像最紧要的盘尼西林，经常断供。一批批伤病员由于缺少西药而失去了生命，人数多的时候，棺材都跟不上。

这一天，院长陈德成心情沉重地找到了王和卿：“听说你画画不错，给你一台照相机，你肯定能给伤病员拍照片吧？”

王和卿回答说：“拍是能拍，就怕拍得不好。”

以前，伤病员入院，都是请当地照相馆的人来照相的。

陈德成说：“拍得好不好没多大关系，只要把人拍清楚就可以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以后，医护之外，再分配你一个任务，就是给进到医院的伤病员拍照片存档案。”

一台半新不旧的“康太时I型”照相机交到了王和卿手中。“康太时I型”照相机产自德国的蔡司公司，据说是从日本人手中抢来的战利品。

王和卿的照相技术很快就上手了。

每次照片冲洗出来，一张张年轻而又英气的脸呈现在眼前，王和卿都有一些发呆。

他最怕的是，手中的照片成为哪位伤兵的遗像。

后来王和卿才知道，他照相节省下来的费用，是要用来制作棺材的。

医院死亡官兵所用的棺材，原定每具工料费是国币十五元，但随着阵亡官兵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前每日最多一二具，后来最多的一天需要七八具，再加上所需杉木、铁钉、油漆等原料价格的上涨，每具棺材的成本费已升至十九元四角。

亏本的买卖谁都不肯做，当地的木匠拒绝给医院做棺材，死亡的官兵就得不到及时安葬。虽然当地政府特别是邱正伟多次出面做工作，但木匠们也要养家糊口。

迫于无奈，医院向第三战区司令部申请来一台照相机，让会画画的王和卿负责照相。这样，每位入院官兵的照相费三元八角，就可以用于贴补棺材的制作费用。

尽管如此，经费上仍然有缺口，木匠们只好减料，以前做的棺材，需四个人才抬得动，后来只需两个人就可以了，棺材既轻又薄。

原计划，死亡官兵除每人有一口棺材外，还需要立一块宽40厘米、高60厘米，上面刻字的青石墓碑。

青石是常山特产，可就地取材，但死者多，青石墓碑刻制一时难以跟上。

埋葬时，只好先用木板写上死者姓名、年龄、所在部队番号等文字插于墓前，等青石墓碑制作镌刻完成后再竖立于墓前。

谁也没有料到，这些墓碑终究未能立在伤兵坟头。

医院虽然很困难，但老百姓和医院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

医院在关帝庙设有对外门诊部，给当地群众诊疗治病，每天就医的群众多达几十人，遇到难产的产妇也免费给予接生。

大家都催促王和卿赶快结婚，好军民一家亲。戴军医也与一位姓徐的常山小伙在谈恋爱。

王和卿与何姣娣正商量何时结婚的时候，从前方传来消息，大部日军正向衢州方向推进。

一场会战在所难免，要求医院随时作好转移的准备。

那天的下午两点多钟，县城里接到了防空警报。何姣娣带着父母向东面的河边跑，然后藏身于河埠头的几棵樟树下。

不一会儿，几架日军飞机在小县城上空盘旋，接着，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起爆炸声音的，正是伤病医院城隍庙方向。

日军飞机轰炸一番离开后，警报解除，何姣娣让父母回家，自己直接去了城隍庙。

一路上，何姣娣都在默默祈祷，赶到那里的她发现，庙里空无一人，里面杂乱一片。

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城隍庙大殿的偏殿处，虽幸亏未爆炸，但屋顶被砸开一个大洞。

何姣娣捂住胸口，长长地喘了口气。

战争的乌云，压在两人头顶，曾经安全的常山也不再安全。

一个月后，医院接到命令：迅速往开化方向转移至安徽境内。

去，还是留？

选择摆在了王和卿的面前。

虽然留下更加危险，但王和卿豪不犹豫地选择留下，这里有他的爱人。

更重要的是，一些无法撤离的伤兵员也需要人照顾。

医院开始做撤离的准备，人员进进出出，显得特别的杂乱。一些伤兵不愿撤离，想要留在当地打日本鬼子，找医生给他们几支枪。

反正最后也要死，倒不如拉几个鬼子垫背。

王和卿就劝他们：“先撤离，等养好伤后，能杀更多的鬼子。”

王和卿、戴医生和其他4位医护人员留在了常山。周连长等16位重伤员，被疏散安置在百姓家中。

陈院长收走了他们的军装和白大褂，又给他们留下了有限的一点药品和钱，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第22伤兵医院一共撤了两天，前一天，走的是重伤员和设备机械，第二天，走的是轻伤员和医护人员家属。

这次一别，真不知道何时才能活着相见了。

大家都泪眼婆娑。

6月9日，常山县沦陷。日军攻入常山，到处搜捕国军伤兵。

滞留在常山的国军伤兵，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下和民众的帮助下，撤退到城郊山上或者乡下的农户家里。

王和卿带着周连长及另外两名伤员隐蔽在城郊的后山上。何姣娣和父母一起躲到了乡下的亲戚家。

日军侵占常山后，进乡入村扫荡掠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实施惨无人性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亡的有29820人，被毁房屋8337余间。

日军撤走后的第三天，何姣娣一家才从乡下回来。何姣娣第一时间来到城隍庙，远远地看到王和卿已经回来，正在照顾伤员的他又黑又瘦。

这期间，由于东躲西藏，缺医少药，王和卿照顾的9名伤员先后去世，他只能将他们草草掩埋。

这些伤兵自然也是没有墓碑的。

日军撤离后，县城老百姓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四位军医进入了当地卫生院工作。王和卿没有去，他托人买来一只旧的“徕卡”照相机，在何姣娣家酒馆附近开了家照相馆。

王和卿爱好美术，自己画起了背景墙，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拍的照片效果佳，服务态度好，照相馆的生意慢慢红火起来。

既然是照相馆，门口总得摆几张好看的照片当广告招牌，最好是年轻漂亮的女子，能吸引眼球。王和卿不好找别人，只好跟何姣娣商量。

何姣娣把脸捂了半天，才答应。

照片洗出来，还放大了，王和卿很得意，连说“好看”。何姣娣也觉得好看，但口是心非，连说“不好看”。

1943年，王和卿和何姣娣终于结婚了。

那天，留在常山的伤兵和医生都来参加婚礼。客人散尽，就他们全还留下喝着酒，突然就有了伤感的情绪。

王和卿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大声地说：“往后，这里也是你们的家，随时随地都欢迎你们来。”

这家照相馆，后来也成为滞留常山伤兵和医护人员的重要联络站。大家有事没事聚在这里，聊聊天谈谈心，回忆一下伤兵医院的过去，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抚。

1946年5月的一天，照相馆门口来了一个人，说是来找王军医的，王和卿走出门外，一眼认出来是一位自己当初看护过的伤兵，激动地说：“我知道你能活下来。”

这名伤兵是贵州人，在淞沪会战中腹部中弹负伤，当时伤情非常严重，认为自己肯定活不了，非常的害怕。

王和卿对他非常照顾，医院往安徽方向撤离时，这名伤兵也想留下来，但王和卿坚持让他跟着医院一起走。

当时留下来，人地两生，没物资保障，没兵力保护，危险更大，跟着医院走，肯定能活下来。

现在抗战胜利了，后方医院完成了历史使命，陆陆续续地解散了，伤病痊愈的，可回家可回部队，伤病未痊愈的，转到其他医院继续医治。

这名伤兵伤好后，返乡途经常山，专门打听到王和卿来看望这个救命恩人。

听到伤兵医院解散的消息，王和卿心情复杂，他嘀咕了一句：“但愿以后不要有打仗，不要有伤兵医院。”

王和卿留这名伤兵住了一天，第二天专门送他到车站。车子开出很远，王和卿一直看着，在此一别，这辈子，他们再也难以见上一面了。

留在常山的伤员和军医，除了周连长之外，也先后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曾经制作棺材和墓碑的东淤锅厂也闲置起来，那些还没来得及安放的墓碑被遗弃在那里。

如何处理这些墓碑，这成了王和卿的一块心病。

当年死了那么多的伤兵，他不能把墓碑和坟堆一一对应，怕张冠李戴。

那些墓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渐渐长满青苔。

1951年，我出生了，父母给我取名叫王惠群。

我的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她们都是戴医生接生的。

我虽然没有见过戴医生，但从小就经常听父母讲伤兵医院的事。

公私合营后，父亲向国家交出了自己的照相馆，成为了国营照相馆的一名职工。虽然照相馆不是自己的，但只要能照相，父亲就很高兴。

父亲的医术偶尔也能派上用场，邻居们有个头痛脑热的小毛病，父亲会帮着看看，从不收取一分钱。

仅靠父亲的这一份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很艰辛，有时候靠挖野菜度日，但他们很乐观。在他们的心中，只要不打战，等儿女们长大了，好日子就到来了。

王和卿何姣娣合影

留在常山的周连长也成家了，他经常会来家里找我父亲。父亲也会带我去周连长家。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记得周连长个子又瘦又高，解放后，周连长一家住在城郊的后坊村。我7岁那年，一天，有人进城给父亲捎口信说周连长生病了，父亲立即去药店配了西药还有中药准备去探望。

母亲也非常担心，决定和父亲一起去看望周连长。我也跟在了后面。后坊村距县城大概5里路左右，要经过一条由一只只木船搭起来的紫港浮桥。

那天起了点风，人走在上面，浮桥晃动得厉害，我非常害怕不敢挪步。父亲让我骑在他的脖颈上，一手牵着母亲走过了浮桥。

周连长躺在床上，见我们到来，要起身时被父亲按住。母亲取出几片药丸，倒了开水让周连长服下。

周连长说话有哽咽声：“谢谢你们。”

伤兵医院结下的情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们聊天时，也经常会说到东淤锅厂里的那些墓碑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的舅姥爷邱正伟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天，他专门对此跟我父亲商量。

走进东淤锅厂，看到已经蒙上厚厚青苔的墓碑，父亲神情凄凉。摸着一块块青石墓碑，他默默读着上面的碑文。

每年清明前后，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姐弟来到东淤锅厂，把墓碑上的青苔和灰尘扫去，然后点上几支清香。

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对不起，我没能把墓碑安在你们的坟头。”

从小我就知道，这是父亲心头最大的遗憾。

我13岁那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来，父亲无比激动。

我清楚记得那天父亲在门口点燃3支香，又倒满一杯白酒缓缓地洒在地上，对着天空泪流满脸。

他哭着说：“牺牲的战友们啊，我们国家强大了，终于有原子弹了，今后，我们再也不会被欺侮被侵略了。”

然而，两年后，“文革”开始了。

父亲头上被扣上一顶报纸糊的高帽子，身上挂一块写有“国民党军医”或者“资本家”的木牌子，被拉去游街，受尽了折磨。

母亲看不得父亲被冤枉，跟他们争辩说：“老王救的全都是打日本鬼子的伤兵。”

招来了一阵痛打。

父亲急得大叫：“求求你们别打她，打我好了。”

父亲装着很生气的样子，使劲地把母亲推走了。

晚上回到家里，父亲烧起一锅热水。母亲在默默地哭，说：“你干嘛推我？”

“不推你走，他们更要打你。”父亲让母亲洗把脸，然后让她平躺在床上。父亲把母亲打伤的胳膊拍拍打打捏捏拿拿，母亲不觉得那么痛了。

“多亏我当过伤兵医院的军医，这点伤痛我还是会看的。”父亲半开玩笑地说。

母亲唬地从床上蹦起来：“老天爷，你千万别提伤兵医院了，正是因为伤兵医院，我们才受这个罪的。”

周连长被人诬告是特务，家中藏有枪支弹药，抄家时灶台都被挖掉。游街时，造反派就用木板锯出一把手枪，用墨水染黑插在他的腰上。

从此以后，父亲闭口不谈第二十二后方医院的事情，也不给人免费看病了。

他和周连长也不敢再往来。父亲沉默寡言，像一只忍冬的龟。

乌云总要散去的。1978年，国家鼓励依法兴办个私企业，已经退休的父亲蠢蠢欲动。

母亲拉下脸劝他：“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个什么？前些年，你还没有被斗过瘾？”

父亲还是花了40元钱，到工商部门领取了县里第一块照相馆营业执照。

那天，父亲兴奋得一夜都睡不着觉。

王和卿亲自起名“美丽照相馆”，现在已经传到孙辈的手上了，在常山县开有三家

照相馆开业不久后，周连长来了，也不进门，笑咪咪地在门口走来走去、左看右看。父亲在里面忙，母亲看到周连长后，招呼他进店里坐一坐。

周连长摆摆手说：“嘿嘿，我高兴，我就想多看看。”

也许对于周连长来说，王医生在，伤兵医院就在，曾经的抗战记忆就在。王医生好，一切就都好。

1990年，父亲去世了。

曾经作为医院总部的城隍庙缺少维修，在风吹雨淋下，墙体不断坍塌，后来被拆除，建起了别的房子。

东淤锅厂那些不知如何处置的墓碑风化严重，好多都已经残缺不全了。

人一上了年纪，就喜欢回忆过去。我总是想起父亲那未能完成的遗愿。

我想做些什么，但又无处下手。思来想去，我动笔写了《中草药救伤兵》，记录下第22后方医院的那些伤兵和军医。

王和卿的口述作品

这段往事，母亲也和我详细讲过。那时常山县城无闲人，老少妇孺只要能动弹，都齐上阵上山找草药。

母亲也经常陪同父亲一起上山采草药，这是他们难得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山上绿树成荫，山风劲吹，与山下医院的压抑气氛相比，着实让人心情舒畅。

母亲每找到一颗，父亲就拿出医院编写的中草药纲目一一对比。这些中草药偏方，极大缓解了当时医院药品的匮乏。

我一边回忆一边写，也更加明白了父亲对伤兵的感情。

到2015年前，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社会上关于国军正面抗战的宣传越来越多，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伤兵医院，想起那些长满青苔的墓碑。

东淤锅厂残缺的墓碑

我邀请记者来到了东淤油榨弄16号老民居，在院子里的泥土中挖掘出八块墓碑，上面有清楚的字样：一等兵李子元、二等兵洪占庭、一等兵李清河……

从现场看，仍然有很多墓碑深埋在地下。

当时志愿者也帮我把照片发在网上，想寻找到牺牲烈士的家人。

时间很残酷无情，冲淡和带走很多重要的东西。根据常山县政府的统一规划，东淤锅厂所在的区域就要被拆迁了。

回家翻看几年前记录下的几块残缺墓碑上的信息，我突然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沉重心情。

工厂可以被拆除，但历史不应该被掩埋，为国牺牲的烈士不应该被遗忘。

王惠群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些墓碑烈士的亲人。让烈士能够魂归故里，也让亲人有地方可祭。

今天的故事的结局，在21年首次报道出来的时候发生了转折。

浙江常山县为此召开了座谈会 ，研究如何保护这些烈士墓碑。 从墙角下找到的7块烈士墓碑，已经被县文管所拉走妥善保护。

编辑：喀秋莎袁 霞姐

记录时间：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