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勺之战的漏洞:曹刿一介平民,为何能当朝批评鲁庄公执政得失?

欲云谈史论今 2020-10-15 20:51:18

《左传•庄公十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曹刿与鲁庄公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长勺之战

以上,就是著名的《曹刿论战》故事。然而,在《曹刿论战》的故事开始前,却暗藏着一个巨大漏洞。

在去见鲁庄公前,他所在“乡”之人劝他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所谓“肉食者”,《左传·正义》说是“盖位为大夫,乃得食肉也。”曹刿不是食肉者,那他就是平民,无以食肉。

一位毫无身份背景的平民,曹刿凭什么就能陡然踏入朝堂之上,与鲁国国君平等地探讨国之大事,甚至还能评价鲁庄公执政得失、跟着鲁庄公走上前线,一起参与指挥鲁、齐大战呢?

这一疑惑的答案,与周人建立的一项制度密切相关。

《左传》原文中,有“其乡人”之说,一般都认为是代指曹刿的同乡。但是,联想到周代乡遂制度,“乡人”其实更应该是指曹刿所在之“乡”的“士人”或是“国人”。

所谓“乡遂”制度,其实就是周王室把周王畿内除了诸侯国和各卿大夫采邑之外的地方,划分区域治理的制度。周王畿从宗周镐京到成周洛邑,号称千里之地。为管理好如此广阔的区域,西周“中央政府”把王室直辖之地划分出多个区域,实行分片治理、重点布防。依据《周礼》记载,在周王畿内,周王室总共划分出了“六乡六遂”。

很多历史学者们认为,乡隧制度就是周代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乡,是西周“城市人口管理”制度;遂,就是西周“农村人口管理”制度。

现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往往只是由于出身地不同而造成。通俗地说,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现代,就是你投胎地方不同造成:投胎到农村,就是“乡下人”;投胎在城市,就是“城里人”。但是,投胎地不同,通常并不意味着两类人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绝对性的差异。“乡下人”搬到城里,买了房、结婚生子,久了,也就成了“城里人”;“城里人”在农村买了地,落地生根,身份自然就转化成“乡下人”。

然而,在西周,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却并不仅仅是因为投胎选错了地方,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政治背景。周王室之所以要设计出乡隧制度,就是因为“城里人”与“农村人”在政治上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身份差异。

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稿》中说:“……西周初年周人征服了广大地区分封建国……他们所统治的对象是原来住在被征服地区的村社共同体,而不是个别的家族或个人,这些共同体分布在野外,称为野人或遂人。”遂人既然是被征服者,那么“乡人”就是征服者;遂人既然居“邦”之野,那么乡人必然居“邦”之内。

根据《周礼》中有关乡、遂的定义,徐中舒先生还进一步提出了“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概念:在“乡”的划分中,“闾二十五家,四闾为族,族则以百家为单位,族与党保存的‘家族公社’关系是较多的”;对于“遂”,“这种组织里就没有族、党等名称,说明遂和乡不同的地方正在于遂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是“农村公社”。

农村公社

设立“乡公社”与“遂公社”,其目的还不只是为了管理不同来源的民众。设立“乡”与“遂”,更为重要的是体现着周王室在军事上的关键战略规划。

如前所述,周王室创立乡遂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应对周王畿内及其周边严峻的维稳态势。周王室在“乡”行政区域的基础上,首先推出了周王畿内的“征兵法”:“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对于各家各户,“凡起徒役,家无过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这意思是说,一旦因战争需要而征兵,每家最多出兵一人,即所谓的“正卒”;家庭中其他服役人员,只负责在地方维持治安,不需上前线,即所谓的“羡卒”。(《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

贾公彦疏:“凡出军之法,先六乡,赋不止,次出六遂;赋犹不止,征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赋犹不止,乃征兵于诸侯。”可见,“六遂”之地的“农村户口”拥有者,理论上也需服兵役,但通常只是作西周正规军的辅助补充。这是因为“遂人”是被征服者,周人虽然征服了他们,但却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并不太放心让他们上战场作为主力兵种。

从上可知,“乡人”与“遂人”虽然都是周人统治下的子民,但在周人建立的军事体制中,二者所承担的义务并不同。二者付出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权利的不同。

星河战队

多年前的美国科幻大片《星河战队》,曾经让众多中国的科幻迷们看得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在电影中不但有高科技的太空战舰,还有凶猛而恐怖的外星生物,恢宏而浩大的战争场面;更为关键的是,其中还有迷倒万千少男少女的俊男美女。除了所有这一切,电影中的一个小小情节,也让许许多多中国人思考和争论了很多年。在电影一开始,男女主人公在课堂上和政治老师一起讨论什么是公民,什么市民。按电影主人公的定义,公民就是要尽公民的义务,需要服兵役来保卫整个社会,因而公民才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市民则拒绝服兵役,虽然交了税,却不愿对整个社会作其它任何付出,当然也就失去了特殊的政治权利。

影片中的定义,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其实很难实现。

但在西周时,“乡人”与“遂人”的区别,确确实实就体现着公民与市民的区别。

因为天生就有服兵役的义务,“乡”之民又被称为“国人”。与之相对,“遂”之民虽然在局势严重时也需服兵役,但一般来说他们是职业农民,不需要到战场上去冒险,因此也被称为“野人”。(《论西周金文中“六师”“八师”和乡遂制度的关系》杨宽著)

“乡人”是“公民”,尽了服兵役的义务,自然也享有较高的政治权利。《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意思是:“国家有大事要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时,‘乡大夫’就要各自率领本乡的民众来到王的外朝。”在国家遭遇重大事故之时,执政者都要向“乡人”征询意见,这就是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

曹刿

曹刿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却属于西周社会阶层里的士人,天生有服兵役的义务,也拥有“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的政治权利。这是他能公然出入朝廷,与鲁庄公公开讨论国政的根本原因。

曹刿出入鲁国朝廷,参与“询国危”不过是件平常事。

公元前841年,镐京突然发生“国人暴动”。在众多“国人”的反对声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周厉王也被拉下马来!“国人暴动”能一举成功的基础,就是因为西周自古就存在“乡人”(国人)问政的制度。“国人”们在王室举行例行问政会议期间,被有野心的共伯和煽动起来,集体造反而囚禁了周厉王,从而引发了千古闻名的“国人暴动”。“询国危”、 “询国迁” 、“询立君”,是法律赋予“乡人”的政治权利。“国人暴动”,就是“乡人”(国人)拥有特殊政治权利的真实案例。

国人暴动

除了问政的权利之外,“乡人”还拥有被选举权:“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大意:让人民自己推举有德行的人,使他们做人民的长官;让人民自己推举有才能的人,使他们治理人民。)

曹刿为曹叔振铎之后,虽然春秋时期曹刿家族这支已经从诸侯堕落成为士人,但乡遂制度赋予士人的政治权利,促使鲁国国君也不得不礼贤下士,听从他对于时政的意见。

0 阅读:4

欲云谈史论今

简介:专注两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