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韩宣惠王向大臣摎（jiū）留咨询起一重大的人事任免问题：“我想并用公仲、公叔来执掌国政，是否可行？”公仲，即韩国国相公仲朋，又称公仲侈；公叔，则是另一位韩国公族大夫。这两人韩宣惠王都十分信任，但这两人政见却截然不同，因而他同时重用这两人，一方面是拓宽执政思路，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让两人相互制衡。

摎留听了，马上表示强烈反对：“不行！晋国同时启用六卿，最终导致国家分裂；齐简公同时启用田恒和阚止，导致自己被杀；魏人同时启用犀首和张仪，导致魏国丧失了西河之外的土地。如今大王要同时启用这两人，那么势力庞大者在内结党营私，势力薄弱者就会借助外部势力来损害国家。大臣在内结党营私而侵犯国君，在外与敌勾结而分裂土地，那么大王之国就必定危险了！”

显然，韩宣惠王对摎留这番说辞不以为然。最终，他让公仲朋做了国相，可公叔也被重用。从此后，公仲、公叔二人内斗不断，致使韩国在两人长期党争中发展停滞不前，率先走向了衰落。

韩宣惠王是韩昭侯之子；韩昭侯时，重用申不害变法，一度令国内大治，诸侯不敢来侵犯韩国。如今因韩宣惠王用人不当韩国就走向了衰落，委实是太过可惜。如果韩宣惠王听从摎留之劝，韩国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

不过在发出叹息之前，更应明确的是：韩国的衰落，真是由公仲与公叔二人党争所造成吗？

在论述某个议题时，有些人往往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摆在一起，让别人相信“后果”是由“前因”造成。尽管“前因”与“后果”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实际上二者在逻辑上根本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晋人任用六卿治国，是晋国分裂的根本原因吗？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恒与阚止，是齐简公被杀的原因吗？魏国失去河西之地，是因为魏人并用犀首与张仪吗？

这些“前因”与“后果”，其实都似是而非。

晋国的六卿制，是春秋第二任霸主晋文公所创。在回国为君前，晋文公已在国外流亡长达十九年。虽然最终坐上了国君之位，但此时晋国早已物是人非：十九年后，国内亲近重耳之人已被晋惠公父子残杀殆尽，晋文公的执政基础极其薄弱。为尽快赢得人心，晋文公推出了六卿制。某种程度上，六卿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获得晋升，为己所用。晋文公生前最多建立了五军、任命了多达十位卿士，就足以证明这点。

可在春秋晚期后，卿族势力恶性膨胀，逐渐压倒了公室，并在战国初将晋国一分为三，促成了战国七雄中韩、赵、魏三国的诞生。

虽然晋国分裂了，可分裂的根因却不在于六卿制。即便六卿制对晋国分裂有些影响，但其影响力也是处于次要地位。晋国之所以会分裂，是晋国公室对分封制的变革不彻底。

公元前645年，在韩原之战中，晋国大败于秦国，国君晋惠公不幸被秦人俘虏！不久后，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秦穆公决定将晋惠公释放回国。

晋惠公深知自己前期执政不得人心，如今又成了败军之君，已遭国人的普遍嫌弃。为笼络人心，晋惠公委托亲信吕诒甥进行了普惠大众的“作爰田”改革：将公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国内卿大夫阶层。

自周王国建国之日起，各诸侯国就与周王室一样，实行藉田制：由公室直接管理、经营国内绝大部分土地，并在藉田制基础上建立起乡遂制度，从而对绝大多数国民形成有效管理。乡遂制度下，“乡人”（又称士人、国人）拥有参政、议政之权，但必须服兵役。公室土地上的“乡人”，也就成为列国军队士卒的主要兵源。

晋惠公将公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卿大夫，不仅是将晋国经济大权让渡给了卿大夫，也把民众的治理权、军队的征兵权让渡了出去。本质上，就是将公室土地全部分封给了卿大夫，公室由各位卿大夫的贡赋来供养。“作爰田”改革后，卿族势力就迅速膨胀起来，赵氏、郤氏、栾氏等等严重威胁到公室的强大氏族频繁出现，让公室防不胜防。后来甚至连晋国民众都只知其主，不知其君了。如此一来，晋国公室岂能不被边缘化？

所以，与其说是六卿制分裂了晋国，更应说是“作爰田”改革分裂了晋国。

齐简公同时重用田恒与阚止，是齐简公被杀的主因吗？

公元前485年，趁吴王夫差伐齐之际，田氏杀死了齐悼公而改立其子齐简公为君。齐悼公就是公子阳生，为齐景公之子。因为晚年时齐景公更喜欢孺子荼，便将众多成年儿子都赶走了。公子阳生逃亡到了鲁国，与鲁女成亲，生下了儿子齐简公。齐景公死后，田乞招回公子阳生，想改立国君。因为不确定国内形势，公子阳生把妻儿都托付给了家臣阚止，独自先回到了齐国。因为这段渊源，齐简公对阚止十分信任。

如今齐简公成为国君，阚止自然颇受重用。这让田氏极为忌惮：齐悼公是田氏所杀，如今齐简公重用阚止，是将要清算田氏了吗？

这时，齐国大夫御鞅看出情势不对，便劝齐简公：“田氏、阚止无法在朝中并列重位，国君您还是要在其中选择一个。”可齐简公却不肯听。有了齐简公作后盾，阚止就暗中策划，准备清除田氏。

可田氏势力太过庞大，怎能任由阚止摆布？

公元前481年5月，田氏先发制人、擒杀了阚止，然后又拘捕了齐简公。直到这时，齐简公才懊悔地说：“如果我能早听御鞅的话，就不会到今天这一步了！”6月，田恒就悍然杀死了齐简公！

表面上看，齐简公之祸，也是并用田恒与阚止之错。可在齐景公过世后，田氏势力其实早已超越了齐国公室。齐景公执政五十八年，因为他生活极为奢侈，厚赋重刑，以致民间怨声载道。所以在齐景公死后，有人就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与之相反，田氏家族则利用种种惠民之策，长期在齐国收买人心，赢得了齐人拥戴。在田乞自作主张招回公子阳生时，不少齐人已看到了公子阳生，却无人愿向公室举报！这充分证明，齐国人心已归于田氏。

田氏能轻易杀掉齐悼公、齐简公二君，不过是实力使然。即便齐简公不利用阚止来制衡田氏，如果他本人敢对田氏有任何不利之举，也迟早会被田氏干掉！

所以说，齐简公之死的根因在于田氏坐大、公室衰微，而不是因为并用田恒和阚止。

至于说到魏国失去河西之地，是因为并用张仪、犀首，就更没说服力了。以《史记》来看，因为政见分歧，张仪与犀首几乎就没有同时在魏国出仕过，反倒可能在秦国同朝为臣。正是这两人在秦国出仕期间，秦国逐渐蚕食了魏国的河西之地。秦人启用张仪、犀首，却得到了河西之地，那不正说明了两用人才之利？

既然前述种种都似是而非，那么韩国的没落又是因为并用公仲与公叔之祸吗？

虽然在韩、赵、魏三家中，在晋国时代韩氏长期高居卿位，而且没经历过重大打击，但韩国在“三晋”中堪称最弱。三家分晋之时，韩氏所分领土围绕在周王畿周边，堪称繁华地带。韩氏地近中原，很可能就是韩氏在晋时长盛不衰的结果。进入战国后，韩国又吞并了郑国，国力进一步增强。如果晋国还是一个整体，韩国地理确实利于发展经济。可进入战国后，无论是韩国还是郑国，都处在四战之地，几乎无险可守，战略上其实极为不利。

地缘政治上天生处于劣势，当然只能从国家治理上进行补偿。

韩昭侯执政期间，大胆启用前郑人申不害为相，进行变法，使得“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然而，韩国最为强盛之时，也就仅限于“诸侯不来侵伐”了。申不害刚死两年，秦国就第一次攻占了韩国的宜阳城。

韩昭侯死后，儿子韩宣惠王继位，此时韩国国势已每况愈下：韩宣惠王八年，对魏国战败；十四年，在鄢陵之战中再败于秦；十六年，在修鱼之战中败于秦……。

虽然韩国衰败之相是在韩宣惠王时期，但根源上，还是韩国自身实力导致。韩国国土不足千里，在三晋中最弱小。申不害变法，虽说是“依法治国”，但他所谓的“法”，其实更强调国君治国之“术”——也就是国君的管理下臣手段。国君管理能力强，则国家兴盛；国君能力平庸，国家也就无所作为了。所以，申不害变法并非是制度性的彻底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韩国。正因如此，申不害一死，秦人就敢攻占韩国西部的重镇——宜阳。

韩国的衰败，在客观上来说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主观上来说又缺乏彻底的制度性变革。公仲与公叔二人的党争，反倒是微乎其微的因素了。

用人到底能否同时并用多人？

西周初时，周王室就同时重用了召公与周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在召、周二人同时主政下，周人得以迅速平定武庚叛乱，稳定了天下。可见，只要主政者贤而且一心为国，“贤人”并不愁多。

摎留提及的几个案例，晋国分裂根因是在“作爰田”改革而不是六卿制，齐简公被杀根因是田氏妄图篡国，魏国失去西河是人才流失太过严重，根本都算不上是并用人才之祸。公仲与公叔二人党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韩国的衰落，但韩国衰落根本上是韩国地缘政治恶劣以及改革不彻底造成，而不是并用人才之祸。

战略环境上的劣势，是与生俱来的客观外因，人力难以改变；可改革不彻底，却是韩国衰落的主观内因，人力原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韩国为什么没能进行彻底改革？

韩昭侯去世前一年，韩国突发大旱。可韩昭侯却在此时大兴土木，修筑了一座高门。楚人屈宜臼见此，讽刺道：“韩侯是没机会出入此门了。为什么？这太不合适宜了！往年秦国攻陷宜阳，今年又大旱；韩侯不体恤民众疾苦，却执意奢华享受，这就叫‘时运衰败时做奢华之事’！”

曾经锐意改革的韩昭侯都是如此，韩国统治者的堕落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此一来，韩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