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昌南进的韦俊一军，在湘鄂交界的羊楼峒遭到两次败仗，先后损失三千余人。石达开因韦俊的攻势受到了挫折，感到在鄂南或武昌周围与湘军决战已无必胜的把握，为了改善局势，必须采用避实击虚的战略，甩开罗泽南，解武昌之围。

过去很多人“称颂”翼王，说他在定都前没有打过败仗。

确实，因为打过败仗的王基本上都死掉了，天德王洪大全在永安突围时被活捉，南王冯云山死在蓑衣渡，西王萧朝贵死在了长沙城下。

此后尽管太平军进军神速，但没敢在一个地方停留，没在一个地方久留。

这样的战绩当然不叫失败。

其实，那些夸大太平军力量的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太平军固然能够打下一些城市，但真正与对手持久较量起来，大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后来石达开以二十万人围宝庆（湖南邵阳）七十天，遇到李续宜带领不足万人，依然无法突破，那是后话。

石达开与其他太平诸王的差别，不仅在于他不大贪财，加上年轻，脑瓜灵活，计谋多，而且，他有着其他诸王所缺乏的政治头脑。

但他在太平天国高层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囿于阅历所限，既不懂势，也无韧劲，不仅缺乏统筹全局的能力，又有年轻人浮躁冲动的性格缺陷。

石达开用兵的特长在于机敏过人，但这种机敏往往借以诈力，善于声东击西。不过，这也是所有太平军的特点，“围魏救赵”之术贯穿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

太平军西征兵力一般认为在七万左右，而当时的湘军不过一万余人。如果石达开不是过于取巧，而是如陈玉成那样敢拼敢战，顽强攻坚，完全可以不把湘军放在眼里。

相反的是，石达开总是在战事稍有不顺时，要么放弃，要么另求出路。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时，正逢湘军水师首尾不顾，陆师两面作战极度不顺的时期，假如石达开坚守武昌决战，而不是另生图谋，避实就虚，战局会让湘军更为不利。

因此，尽管石达开曾在九江迫曾国藩跳水自杀，何桂清也称石达开为“贼中第一狡悍之徒”，但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却对其评价甚低，远不及李秀成和陈玉成。

胡林翼评价陈玉成“贼势较石逆为少，贼势较石逆为狡”。

特别是后来洪杨内讧，石达开被迫出走之后，曾国藩更将其视为“流贼”，专力对付李秀成、陈玉成，将石达开交给骆秉章、左宗棠处理。即便是石达开攻到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宝庆时，曾国藩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称“在宝之贼，不甚善战，不逮陈狗”。

尽管如此，在江西战场上，翼王石达开让湘军吃尽了苦头。

翼王石达开在江西说是西征，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作战计划，让人看不透他的战略意图。然而，其阵势确有些吓人，大有席卷整个江西之势：

从皖南建德进入江西的太平军检点白怀晖部先后攻占过饶州、乐平、德兴、弋阳等府县。

从皖南婺源（今属江西）进入江西的太平军范汝杰部，先后攻占过兴安（今横峰）、广信（今上饶）、玉山等府县。

从湖北兴国州进入江西的太平军陈文金部，攻占武宁。

从湖北崇阳、通城进入江西的太平军丞相钟廷暄部，攻占义宁州（今修水）。

九江太平军遣军先后攻占过德安、建昌（旧治在今修水县西北）、吴城镇等地。

不过，攻坚容易守城难。这时太平军所攻占的城池，多数得而复失或弃城不守。因此，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下旬，即石达开亲统大军自湖北突入江西之前，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地，实际只有九江、湖口和彭泽一府二县。

在江西，曾国藩直接统帅的湘军陆军只有李元度部三千人、周凤山部四千人，水师只有彭玉麟统率的八营约四千人，总共只有一万余人，并且胶着在九江、湖口外围。

江西本省的防兵，在南昌只有两千余人。全省募勇一万五六千名，共分二三十队，或数百人一队，或百余人一队，各不相统属，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石达开率一万余主力于咸丰五年（1855）初取道湖北通城，浩浩荡荡地进入江西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义宁州（今修水）境的崇乡小斗岭下，以诈败、设伏的战术击溃了清军，阵斩清军总兵刘开泰等人。

十二月九日，石达开军击败扼守八叠岭的新昌县团勇，随即占领新昌（今宜丰）。

同时，石达开分军占领上高，并在新昌、上高会合由湖南茶陵进入江西的周培春、葛耀明、陈寿、邓象、卢伟、王崇开、关志江、陈植槐等天地会起义军约数万人，因而势力大增。

十二月中旬，石达开自新昌、上高分兵三路，同时向瑞州（今高安）、临江（旧治在今樟树市临江镇）和新喻进军。

太平军北路，由检点赖裕新率领，于十二月十八日由新昌经棠浦镇进攻瑞州，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杀湘军营官知县刘希洛、李锟，攻下府城。咸丰六年（1856）一月，太平军自瑞州分军占领奉新。二月，又先后占领靖安、安义。

四月初，太平军九江守军也开始配合出击，先后占领德安、南康（今星子县）、建康（旧治在今永修县之西北）、义宁、瑞昌等城。

中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以丞相张遂谋为先锋，于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自上高经界埠、阴冈岭进占临江，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领樟树镇。

不久，又分军于咸丰六年（1856）一月一日占领新淦（今新余）。此时，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刘普云部已于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攻占泰和，并继续向吉安挺进，与当时正沿赣江而上的太平军遥相呼应。

于是，中路军在新淦又兵分两路：一路攻取吉安，一路攻取抚（州）、建（昌）。吉安一路，由张遂谋率领，于一月八日占领吉水，时太平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已进抵吉安城下，与天地会起义军王义潮部会师，并开始联合围攻吉安。

攻城军“屡掘地洞以棺载硝轰城”，守军则“先穴城内地以销其焰，故四五举而不能破”。

吉安形势危急，清军守将“求援于上下游，无一救者，城中乏油，官弁兵勇皆暗坐以守，无盐辄食淡，虽有米猪鸡狗，食悉尽。马有毙者，剥其肉卖之，价比常时昂三倍。次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大雪，翌日雪愈甚，深二尺余，城中无柴炭，兵勇冻且馁”。这时，石达开亲自赶到吉安前线，决定“屯宁式安地雷轰西城”。

太平军从吉安分军占领府属之永新、安福、永宁、莲花、万安、龙泉各县之后，石达开旋即率主力回师临江，决定重新夺回战略要地樟树镇。此樟树镇非左宗棠入仕之前隐居之湖南樟树镇（即今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昔名柳家冲，左宗棠于此建立柳庄），而是江西之樟树镇。该镇在历史上与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并称为江西四大名镇。“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建，（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

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十二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五千人先往瑞州遏制，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自己则协助曾国华整顿溃勇，随后跟上。

曾国藩带领周凤山部、曾国华部两支人马来到樟树镇，吩咐就地驻营，他料想到近日内太平军必率师北上进犯南昌，而樟树镇则是水陆两军的必经之地。于是，曾国藩又火速派人通知彭玉麟率内湖水师出青岚湖，由武阳水过三江口镇，驶进赣江，南下到樟树镇集结。

咸丰六年（1856）一月十一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二月九日，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二月二十二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三月十八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

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太平军先是与周凤山部交战，假装溃败，纷纷“丢盔弃甲”，夺路逃跑，湘勇见丢在路旁包袱里的全是金银珠宝，并没有起疑，个个以为捡到了便宜，不知是计，慢慢地将周凤山、曾国华部湘军引到百丈峰下，不知不觉地被诱进了树林里太平军埋伏圈。

经过两天激战，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全部被毁，知县马丕庆、训导林长春，以及兵勇一千余人被歼。

周凤山率残部狼狈逃归南昌，省城大震，据传教士丁韪良所写太平军占领抚州经过的《通讯》中说：“府城原有三千官兵驻守，一遇险象发生，即弃城而遁，留下大炮，甚至其他军械，尽资敌人。太平军到，屯东城下，居民开城迎之。乃先遣八人骑马先入，巡行各街道，安抚百姓。大队乃继之进战。其后派队四出，在各村镇募兵，持有“奉命招兵＇大旗，迅即招得志愿兵几至万人·······本地绅士被邀合作，有被任重职者，而一般士人则被雇用为书手先生······太平军减税至半额，禁止部下屠宰耕牛。凡有暴行祸民者，严刑惩罚，以故深得民心······太平军政治严明而有力。”

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建昌府，及宜黄、南丰、新城等县。南路太平军胡以晃、黄玉昆占领分宜、袁州、萍乡。

江西八府五十余县皆陷，自此，江西大半州县落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坐困南昌，“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左宗棠在致王鑫的信中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西抵吾乡（按指湖南），北抵鄂，皆贼踪也。”

他为曾国藩的处境十分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