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元标是江西人，九岁即读通儒家经书，二十岁时出游，遍历名山大川，到天下各个书院踢场子，因其学富五车，又能言善辩，所以在辩才上无人是他的对手。

1577年，他中进士，到刑部实习，苍天有眼，他赶上了张居正夺情事件，以他的性格，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他连上两道奏疏，请朱翊钧允许张居正回家丁忧。

但很遗憾，他位卑言轻，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吴中行等四人被廷杖时，冯保特意命令全体京官观赏。

在血肉横飞和受刑人的惨叫声中，邹元标的雄性激素加速度升高，他有了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快感。廷杖完毕，大家都去救人，他却从袖子中抽出一封信，交给小宦官。

小宦官问：“何事？”

邹元标平静地回答：“请假。”

小宦官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邹元标这封信是弹劾张居正的，大概没有人能想得到这么变态的人，刚观看完行刑场面却去犯相同的错误。小宦官把邹元标的信交给冯保，冯保看后惊骇道：“真有不怕死的啊！”

这封信很快就到了张居正手上，冯保派人特意提醒张居正：看信之前要有个心理准备，因为邹元标这小子的话说得太难听。

张居正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会被人骂死，可看了邹元标的弹劾书，还是气得浑身发抖，险些晕厥。

邹元标的这份弹劾书，大有泼妇骂街的神韵。他首先批驳朱翊钧对张居正“有利社稷”的评价，他说张居正虽然有才，但学术却很异端。志向虽正，却刚愎自用，行事乖张。接着他对朱翊钧说：“您应该自立，不要总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否则这辈子就算完了。”然后猛地拐到张居正身上，“张居正经常说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我看他果然够非常的，连老爹死了都不回家奔丧。守孝是五常之道，他践踏大道，留恋权位，这是违背良知的禽兽行为！”

自夺情事件以来，还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禽兽，邹元标开了个先河，他付出的代价自然也和别人不同：他被廷杖八十。冯保告诉行刑员：“给我好生打着。”很多人认为邹元标必死无疑，想不到他凭着胸中的浩然正气，坚持下来，被发配边疆。虽然如此，张居正还是给他的肉体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他从此成了个瘸子，直到四十多年后，如果坐久，还会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

据说被驱出京城后，张居正还派了杀手去宰他。幸运的是，这名杀手追错了路，邹元标才逃过一劫。若干年后，邹元标重回北京，担当重要官员。

当时已是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末年，他眼见国事败坏，才想起张居正的好来。他拄着拐杖四处奔走，为张居正平反，并每夜焚香，祈祷上天能再降下一个张居正来。有人问他：“你不记得自己屁股被打烂的事吗？那可都是拜张居正所赐啊。”他却苦笑道：“年轻时太无知，现在明白了，恐怕已晚了。”

邹元标用残废换来了天下美名，士大夫们都说他是顶级男儿，是天底下第一君子。他拄着拐杖去边疆了，可就因为他，夺情事件再度升温。无数的人都决心用腐烂的屁股换取天下之名。张居正有成人之美的心，既然屁股的主人都不怜惜他们的屁股，他何必狗拿耗子。于是那段时间，紫禁城中随时都有惨叫声，廷杖行刑员累个半死。

张居正不仅要迎战那群想获取清誉的人，还要对付他的朋友。邹元标事件后，吕调阳和张四维来找他，委婉地劝告他回老家丁忧。张居正不为所动，只是说：“圣旨不可违抗。”吕调阳和张四维碰了一鼻子灰，叹息着走了。

戚继光居然也来信说：“平息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回家丁忧。”张居正给戚继光回信说：“您远离京城，不知事情原委。有些人别有用心，是想赶我走。我如果走了，岂不是正合了他们的心意。皇上英明，恐怕也看到这点，所以才坚决挽留我。我当然想回家，可我怎敢违抗圣旨啊？”

这些人只是劝他回家，并未说出不中听的话来。他的另一位朋友周友山可就很不客气了，他说：“您这是恋位，不是君子所为！”

张居正冷静而又坦然地回复道：“恋位并不是坏事。当大责重任的人，心存国家，不同于普通臣僚，不可轻言抛去。所以古人说，恋之一字，古纯臣所不讳言。如果只是为官位，持禄自固，则又当别论。但天下人都知，即使天下人不知，您也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人。天下人如果真懂得这其中的道理，那就真能如理学大师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了。”

周友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他也不在张居正的位置上，所以无法理解张居正的想法。张居正当然恋位，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内阁成了帝国的政治重心，而他张居正又是这个重心中的神经中枢，他就是要去，也不可能得到朱翊钧的许可。他明知无法脱身，又何必装腔作势，博取个恬退的虚名？

但这种心思，很少有人理解，即使有人理解，也假装不理解。就在这种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智慧中，有些人见上疏已无效果，于是另辟蹊径，散播起了谣言。其中一条谣言最让张居正震惊：张居正要谋反。

这谣言一下道出了这次夺情风波的本质，如果吴中行等人反对夺情是出风头的话，那后来的一批人反对夺情，其实就是想让张居正滚蛋。他们不是痛心疾首名教被张居正践踏，只是痛恨张居正的新政。

张居正要谋反的谣言主要有三条内容：第一，张居正擅权，目的当然是谋反；第二，张居正连名教都能践踏，可以想见他的心有多狠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第三，张居正用淫威处置正直官员，这是为他谋反扫清道路。

谣言不一定止于智者，也不一定止于沉默者，张居正和朱翊钧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朱翊钧很快就发了一道圣旨。圣旨说：“我是天下君，进退予夺我说了算，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不回家丁忧，是我下的命令，和他何干？那群屁股被打烂的官员也知道是我下的命令，又与张先生何干？你们不要胡说八道，干好自己的事，如果你们管不好自己的嘴，我就修理下你们的屁股！”

这道上谕马上起了作用，谣言烟消云散，跑来贡献屁股的人也日益稀少。

张居正适时地上疏请求朱翊钧恢宏圣度，不要和这些人再计较下去。看上去，张居正这是要收拾人心，人人都知道，廷杖了那么多人，背后的主谋就是他张居正。他已被人打上了“心地狭窄”的烙印。实际上，张居正并非是想收拾那群大嘴巴的心，这是没有必要的事。他只是希望夺情事件尽快消停，他不想把一部分精力浪费在这上面。

可天下事往往不遂人愿，就当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时，又一起风波来了。这场风波不在北京，而发生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