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浪暖泉有张氏一脉，考系山东安丘望族张氏后人，查阅史料典籍，张氏先后出了1位进士、4位举人（一说3位），更有多位贡生，任职全国各地，官至明清两代道台、知府、知县等职。

古浪张氏一门，传以大明帝国弘治三年安丘籍进士张鸾公为始迁祖，鸾公高中金榜武科进士，朝廷敕封为甘州提督（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属张掖），张鸾上任之后，适逢夷狄犯边，平定西陲期间，张鸾以身殉国。张鸾去世之后，家中留下孤儿寡母度日艰难，不得已迁居甘肃苍松异地而居。

张氏孤寡为谋生计，张公其子以自幼熟读经典，设帐教书为业，逐渐在苍松县暖泉坝落脚，繁衍成为当地大族，有族户六百余计三千余人，大部在古浪、定宁、古丰、十八里堡。当地遂称“古浪张氏”。

古浪张氏自张鸾公以下，传至第十一世张公起鹓（行名维选），是十世祖进南公之子。

张起鹓生于大清朝嘉庆十一年（1806），原籍行名张维选，字子班，号耐庵，父亲进南公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举人，先后选任安徽祁门、太和、颍上等县知县，官声清明、颇有政绩。

朝廷循例将其子张起鹓选入国子监读书，成为监生。后经朝廷选任，张起鹓初授直隶总督衙门隶员，因干事历练，先后擢升直隶河间府、保定府知府，永定河道等职，于道光末年升任天津道道台。最高官职做到咸丰一朝的顺天府尹、加布政使衔、享从二品待遇。

据《天津通志》载，张起鹓从地方官员直至京畿大吏，始终“政清刑简，吏畏民怀”，天津任职期间，遇到当地豪强大户称霸一方，张起鹓毫不纵容，以雷霆手段“拘而鞫之”，当地百姓“翕然称快”。

立志在天津道任上做出业绩的张起鹓，却遇上了官宦生涯中的大麻烦。

清咸丰三年（1853），史料记载“三年秋，粤逆北犯”，广东地区有叛军从海陆两路，分兵进逼京畿地区，天津首当其冲，朝廷仓促应对组织援军，而天津当地的守军，张起鹓可以指挥的不足一万人，且久未操练，战力不堪。

在此危急情况下，张起鹓果断采取措施，“盐政文公（谦）、运使杨公（霈）力筹战守”发动战时捐款捐物，组织地方乡勇团练，军民协力抗敌，还行非常时期之非常手段，从监狱中选拔罪犯编入军队，承诺“军功赎罪”，一时间群情激荡，斗志昂扬，终于在朝廷援军到来之前，成功守住门户。咸丰皇帝闻讯大悦，亲发上谕“赏天津道张起鹓按察使衔”，以示嘉奖。

在主帅胜保、监军僧格林沁等钦差带领下，朝廷援军数十万人抵达天津道，如何供给这么多人的后勤保障，成为摆在眼前的头等大事。兵粮马草由于接济不及，前两任随军总理粮道接连被革。在主帅胜保、监军僧格林沁等人联名保奏之下，拒守有方的天津道主官张起鹓，被推上前线总理粮道的棘手职务。

张起鹓临危受命，甫一到任才发现粮道补给的水深不见底，其中的问题和困难重重，每一件事都几乎不可解决。张起鹓接了个烂摊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个中困境却无法说明。

首先粮道补给早已捉襟见肘，张起鹓受命于当年腊月，天寒地冻正是粮食紧缺的关键时刻，清点军需库藏存量和银两账目，却发现粮草存量早已见底，用于购买粮草的资金只有四百余两白银，而历次采买和出入库账目却一塌糊涂。

其次是人事不负使用，前线原来担任粮道运筹的官员，多浮于用事，甚至躺平摆烂，张起鹓一个人无法支撑全局，只得选调江西布政使张集馨到天津参与政务，接替原先协理粮道事务的官员。即便如此也人手不足，他又不避嫌疑，将自己的儿子——候任补缺的广西柳州知府张琛，也选调进入前线，共同筹划粮道事宜。

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大清帝国进入中后期，满汉臣僚互相之间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张起鹓身为汉臣出身，承担粮道后勤重任，面对众多满清贵族将军，简直是步履维艰，政命难行。尽管筹措了两个月的粮草，却被被各路八旗军大小军士辱骂到不堪忍受。

张起鹓了解得知，从乾隆中后期开始，但凡总督粮道运筹的，竟然没有不中饱私囊的官员，甚至有人从中赚取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两白银，那时候正处于乾嘉盛世，民生衣食尚可支应，亏空的问题一时不易发现，现在内忧外患国库紧张，银、粮皆空不负用度，如果依法查处贪墨，必然牵连广泛，捅出个天大的窟窿，如果随波逐流，就只能按照之前的惯例，虚开账目，谎报出入，如此一旦罪责暴露，也是身败名裂，性命难保。

作为前线粮道总督，事务之繁，事量之大难以想象，除了负责后勤保障事宜，总督粮道还要负责招募民夫，修筑工事、炮台，购置武器、参与防务建设等等，张起鹓不得不一面违心应对各种奸诈小人的虚开虚报，冒支冒领，一面还要自己把俸禄填补空缺，所以看似粮道一职是个肥差，实际上却是填不满的大坑。

事实上，筹粮还在其次，最困难的却是面对那些来自京城的八旗权贵和蒙古王公，盘根错节、处处掣肘，明争暗斗、矛盾重重。整个总督粮道的任上，张起鹓得罪了不少大小官员，甚至朝廷大员、皇族贵戚，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张起鹓也有知难而退的想法，他几次向监军僧格林沁提出辞任，也曾经向皇帝上疏，以地方上“逆匪溃窜，抚绥弹压，甚关紧要”的理由，想要返回天津道。这个请求不仅僧格林沁不同意，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也予拒绝。无可奈何，张起鹓父子只得咬牙坚持，战战兢兢，生怕出现差池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在咸丰五年夏五月，朝廷大军平定叛军，张起鹓凭借非凡胆识和办事能力，完成了前线督粮的重任。僧格林沁论功行赏，向朝廷专折保奏，保举张起鹓出任山东巡抚。咸丰皇帝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却没有同意保举意见，而是上谕“直隶天津道张起鹓为顺天府府尹”，恩赏“加布政使衔”。即便成为万人瞩目的天下第一府尹，张起鹓也高兴不起来，他深知天高皇帝远的好处，现在的“京都第一市长”职务，虽说是天子脚下，实在是福祸参半。

《清咸丰朝实录》记载了一份咸丰五年六月的上谕，事关御史参奏“总理直隶粮台前任、顺天府府尹张起鹓侵渔帑项”，咸丰皇帝当即下旨，将之前所有粮道账目封存，派员“秉公查办，据实具奏”。前往督办专案的是满族官员穆荫、花沙纳、全庆等人。

张起鹓在顺天府椅子仅坐了一个月，就接到了革职下狱待查的诏命，他作为汉臣，只能任由满族官员们核查，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查核结果很快就出来，好消息是“并无欠发口粮、克扣赏恤情事”，没有查出什么克扣贪污，但“捐输钱文，比较含混，并有滥行支应问题”，据此再发上谕，由花沙纳、全庆等人会同刑部审讯。

案件审查了将近一年时间，到咸丰六年四月间，原本已经查明张起鹓所置办的产业、私产和存银等，“均在粮台甫撤之后，系廉俸所余，并非那移公项”，但仍有部分财产来源不清晰，咸丰皇帝于是再次下旨，要求花沙纳等会同刑、户、工部进一步核实明白回奏。

这一查，又是两年多时间，直到咸丰八年秋七月，钦差会同三部核实完毕，“革员张起鹓经手的粮台正杂各款会算完结。尚无侵蚀入己情弊”，事情到此已经基本明白，但是后面又加上“惟挖补账目情节较重，应加等科罪”，这一句话给张起鹓坐实了罪名。

咸丰皇帝对张起鹓案批示如下，“革员张起鹓办理粮台，违例滥支盐粮马乾，及各员行住车价，并车马津贴银两。均未照定例办理，已有应得之咎。且呈出账目因有违例之处，逐款改补，意存规避，实属有心蒙混。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暂行监禁，勒限两个月将应赔款项完缴清结，再行起解查封其完县（完县后更名顺平，今属保定）房产等财物。”

大意是，张起鹓在总督前线粮道任上，对于资金的支用、以及各级官员的出差食宿报销等事项，已经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况，更严重的是粮道账目增删涂改修补的地方太多，有涉嫌回避罪责的企图。

凭着这些或大或小的问题，张起鹓仅仅做了一个月的顺天府尹，最终落得“发往军台效力”的下场，还要限两个月时间，将之前的亏空全部上缴补齐，并查封在完县的其它财产。

张起鹓父子，接下前线粮道督办的烂摊子，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完成后勤保障任务，最后却落了个革职赔款的下场。这样的结果，在腐烂到骨头的朝廷里，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亏空烂账，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洗白磨平的，最终都是嫁祸与人背黑锅。所以朝堂往往好人难做，诸事难行。

张起鹓含冤受罚、无处申诉，一时忧愤不过，还没到两个月的监禁期满，便在狱中一病不起，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七日冤死狱中，时年五十三岁。张起鹓去世的消息传出，一时间天津百姓和众多贤达人士，纷纷为张道台鸣冤叫屈，扼腕痛惜。

张起鹓冤逝刑部大狱得消息，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据《天津志》载，“事未雪而卒，津人士惜之”，实际上全案并未查清，张道台死得不明不白，张氏子弟为此多次到朝廷申诉，要求重新查办。

此案直到光绪八年（1882），张案审结的二十四年之后，光绪皇帝终于对张起鹓平反昭雪，诰授通奉大夫、敕封树碑。张氏后裔按照皇帝旨意，将张起鹓遗骨棺椁，从京城运抵甘肃古浪老家，葬于县城北张氏祖茔松树坟，树立双龙卷云纹神道碑，碑文阴刻“皇清诰授通奉大夫、赏戴花翎、布政使衔顺天府尹张公之神道碑”，总算是给天津道台张起鹓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