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迫于急需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研究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情况，便向台湾提供了两架十分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并帮助台湾方面训练飞行员，对大陆纵深进行战略侦察。

U-2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制的高空侦察机，被誉为“蛟龙夫人”。它是美国当时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其飞行高度达23000米以上，续航时间8小时以上；电子设备先进，有多种窃密设备，如电波探测接收仪、雷达信号接收机、辐射源测向机、望远镜等；还有8部可以在任何气象条件下照常拍摄地面军事目标的全自动照相机，可以连续拍摄9个小时左右。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蒋介石在审阅U-2飞机拍回的部分大陆照片时曾不经意地问起有无其家乡的照片。国民党空军为讨蒋介石的欢心，在一次赴大陆执行侦察任务时，特意拍回浙江奉化溪口的照片，照片上连蒋母的墓地都一清二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甚至对外吹嘘，U-2飞机在70000英尺高空拍回的照片连地面小鸡的数目都看得出来。

由于U-2间谍飞机卓越的性能和出众的谍报本领，备受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的青睐，蒋介石更是求之不得。U-2飞机侵入中国大陆为美国窃取战略情报，被列为“美蒋合作”的高度机密行动，原则上是由美蒋双方最高领导人负责，美国由肯尼迪总统授权中央情报局主持其事，蒋介石则委派其长子蒋经国（当时任国民党秘书长）负责。

从1959年直到1971年，共有27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赴美受训。后来这27名飞行员中有5名在侵入大陆时被击落，其中3名毙命，2名被生俘；另有5名在飞行事故中丧生。

1960年底，国民党空军以自美国训练回来的飞行员为基础，在桃园机场成立了独立的第三十五中队，对外称“气象侦察中队”。这个中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

1961年1月，美国秘密把2架U-2飞机分解空运到桃园机场。因为刚到的U-2全身漆黑，没有任何标志，该中队的飞行员陈怀生便设计了一只黑猫：黑色的猫身代表U-2漆黑的机身，晶亮的猫眼代表高空照相机。这只“黑猫”很快就成为35中队的队徽。所以人们也称这个中队为“黑猫”中队。

台湾方面称这支队伍为“混血”中队，倒不仅因为有美国人在“黑猫”中队，而是实际上该中队是由美国人直接控制和监管。停放U-2飞机的机场，连国民党空军的联队长和大队长都进不去。

美方工作人员多数为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雇员。他们来台前与中央情报局签有工作合同，其他的维修、调度、导航、摄影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则来自美国军方。为了保密起见，一律不穿军装，相互间以“经理”相称。对于来自不同基地的空勤人员，中央情报局规定，给美国国内的亲友写信，必须在信封上仍写原先的基地地址，再由原先的基地转寄回国。

美国情报机构费尽心机想将U-2飞机藏在桃园，可没过多久，这份美蒋合作的高度机密就被中共探究清楚。海峡对岸的人民广播电台向台湾空军喊话，表示驾驶U-2飞机投诚者可获得相当于28万美元的奖励。美蒋方面怀疑基地附近有中共间谍。但根据中共方面1989年解密的文件透露，当年只要U-2飞机飞离地面12000米，便会被解放军的沿海防空雷达发现，甚至“黑猫”中队飞行员在空中一开始通话，我方的电子监听系统就开始进入全面工作状态了。

经过一年多的本场熟悉飞行和再次训练，1962年1月13日，“黑猫”中队开始出动U-2飞机对中国大陆实施高空侦察活动。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情报，中国大陆的核设施和核试验均分布在西北部，远离台湾数千公里之遥，U-2飞机飞这么远的距离去执行任务，飞行员的体能和飞机的性能都消耗极大，途中一旦发生故障，根本无法返回台湾。机毁人亡是小事，若是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就更糟糕了。为此美国人对高空间谍活动更加慎重了，考虑在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寻觅可供U-2飞机起降的机场。他们选定了泰国和印度，可是提出这一要求后均遭到拒绝，别无选择，“黑猫”中队最后只得利用桃园机场起降。

“黑猫”首航可谓大获成功，其任务是侦察甘肃双城子的战略导弹基地。执行此项使命的是少校飞行员陈怀生。他非常走运，在目标区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搜索，就在油料接近返航所需极限时，终于发现了远在沙漠深处的导弹发射架。当他顺利完成拍照，返回台湾时，蒋经国亲自到桃园机场迎接。

U-2每次执行任务前，美国战略空军总部都要根据中国大陆发布的气象资料，研究判断侦察目标区上空的气象条件是否适合高空拍照。一旦天气状况良好，美方便以加密电报形式通知“黑猫”中队出航。

当时，中央情报局获悉解放军已装备有先进的远距离多管警戒雷达。为了避免被雷达发现和锁定，U-2飞机在桃园机场起飞后，一般先向东朝硫球方向飞，以躲避沿海雷达网的监控。在爬高到15000米后，才在鹅銮鼻一带改变航向由汕头附近进入中国大陆。

在最初的6个月，U-2飞机侵入中国大陆达11架次之多，活动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各地。U-2飞机每每出动都是借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换防之机进行侦察飞行。其实，U-2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握之中，但因U-2飞机的飞行高度在米格战机的实用升限之上，米格机曾多次起飞拦截，始终未获战果，次次都让它逍遥自在地溜掉了。

一次次侦察得手，一次次截击未果。侦察和反侦察，偷窥和反偷窥的空中争夺战自然愈演愈烈。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员成钧，日夜焦虑，寝食不安。

“担负防空任务的武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U-2，要想打掉U-2，必须选择新的作战地点。我提议把543部队撤出北京，在U-2经常活动的航路上机动设伏。”

在高级作战会议上，刘亚楼的发言语惊四座。

这一战术移动在当时可是十分敏感的话题。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中止了再出售给中国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的原计划，原先购进的62枚导弹打一发少一发。而中国在外界的压力下还不敢松弛战争准备，首都随时有遭到台湾国民党空军骚扰的危险，一旦出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调走了543部队，首都的布防怎么办？”有人马上表示反对，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参加会议的将领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非常激烈。

成钧说：“老呆在北京不动，总不是个办法。U-2不来，几个导弹营不都成了呆兵！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放心吧，王英钦被击落后，敌机不会再光顾北京的。你在北京守株待兔，可兔子学得狡猾，再也不往那个‘株’上跑了。这就应了古书上那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我们都快成了那个傻乎乎的笨蛋猎手啦。”刘亚楼似乎定下了部署决心。

　　高级作战会议，从白天开到深夜。最后，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古老又新奇的战法——导弹游击战。即把地空导弹部队两个营撤出北京，机动到外地去设伏，只留一个营在北京，继续担负保卫首都的战备任务。

　　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这个请求。于是地空导弹部队开始以营为单位，实施机动作战，编织了一张伏击U-2的天网。

　　导弹2营奉命秘密转移阵地，挥师南下，隐蔽地机动到长沙大托铺机场设伏。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未获战机。

　　这期间，成钧会同空军司令部作战人员再次细致地研究U-2的活动规律后，发现U-2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11次进入内地侦察有8次经过南昌；二是发现东南沿海地区解放军空军有调动，敌机通常都会出来侦察。

刘亚楼果断下令重新调整导弹部队的部署。 1962年8月29日夜，导弹2营秘密进入江西南昌向塘机场附近的阵地。

成钧亲自选定在一个长满小松树的丘陵地带依山就势修筑阵地。

一个星期过去了，不见U-2的踪影。

2营开始出现急于求战的焦躁情绪。回到北京的成钧也直皱眉头。

“兵不厌诈！”一个重大部署已经在刘亚楼的心中酝酿成熟。

“我命令，”刘亚楼对身边的作战参谋下达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转移至南昌以南之樟树，进行佯动，诱敌就范。”

　　9月7日，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转场到樟树机场。

　　9月8日，又令南京出动一架杜-4重型轰炸机，以8000到10000米高度直飞樟树机场。

　　轰炸机的两次佯动，被国民党空军雷达所掌握，鱼儿果然“咬钩”了。

　　“黑猫”中队当天便出动U-2进行侦察。飞行员杨世驹驾驶U-2从桃园机场起飞后，先往南飞昆明，再转向南宁、桂林。正当他准备继续向前飞往南昌时，飞机油路系统忽然发生故障，只好从桂林掉头飞回台湾。当时，2营的官兵十分纳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架U-2眼看就要进网，却猛地调头飞向广东，还在天空七拐八绕地留下一串串弧形，然后一个急转弯，掠过广州市区便逃之夭夭了。他们不知道杨世驹是因为油路故障才没有继续北上，走上绝路。而第二天接替杨世驹的陈怀生则代他走完了这条死亡之路。

　　9月9日，东方刚泛起鱼肚白，“黑猫”中队飞行员陈怀生驾驶U-2从桃园机场起飞。7时32分，他经平潭岛以高度20000米、时速800公里进入大陆上空，经福州、南平，沿鹰厦铁路一路北上。这一切都被解放军空军沿途的多部雷达掌握得一清二楚。

　　“岳振华同志，你看到U-2出来了吗？”刘亚楼的电话从北京打到了2营的指挥室。

　　“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板上看到了。”

　　“把它打下来。”

　　“是！”岳振华语气坚定地回答。

　　7时59分，U-2侧飞至导弹2营阵地75公里处，岳振华下令：“打开制导雷达。”

　　目标立即被抓到，下一步就是发射导弹了，胜利在望。

　　可是，U-2并没有直飞南昌，而是突然转弯，向鄱阳湖方向飞去。

　　“难道它不来南昌了？”岳振华脑子里画了一个大问号。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不可松懈，敌机很可能回窜南昌。”岳振华用扬声器向各战斗岗位发出命令。

　　果然不出所料。U-2飞机飞过九江市后，突然左转回窜，经黄梅、广济直飞南昌。

　　8时32分，U-2进入2营火力范围，岳振华下令再次打开制导雷达，当即抓住目标。

　　随着岳振华的一声令下，3枚导弹腾空而起，急速朝目标袭去。高贵的“蛟龙夫人”一头撞进无数块弹片编织的死亡之网，顿时尸散云端。

　　空军指挥部的大型标图板上，标示U-2飞机航迹的蓝色铅笔线停止了前进。

　　刘亚楼高兴得跳起来。接着，击落U-2的正式报告通过电波传到北京。刘亚楼迅速将这一喜讯上报了中央领导。

　　周恩来得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好！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前几天U-2侵入苏联，他们只给了警告，我们把它打下来了。”

　　U-2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18公里外罗家集的一片稻田里。国民党中校飞行员陈怀生在飞机被击中时，跳伞成功，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丧命，年仅32岁。

根据刘亚楼的指示，2营用棺木将陈怀生埋葬在一处长满小树的山坡上，并在墓碑上刻上死者姓名。

　　陈怀生原名陈怀，在国民党空军中有“高空骑士”之称，深得蒋氏父子器重，曾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他曾向蒋介石表忠心说：“若飞机在台湾海峡失事，我可以跳伞；若在大陆遭攻击，则与U-2共存亡。”他丧生后，蒋介石亲自到教堂为陈怀生做礼拜，并将他的名字由陈怀改为陈怀生，还修建了一座“怀生堂”以示纪念。

　　对陈怀生之死，台湾方面的记载是：

　　陈怀于1962年9月9日在江西南昌上空，侦察蒙藏地区返航途中，因座机飞行太久，引擎受高空冷空气影响而停止，乃降至同温层暖空气带，拟重新启动时，为中共飞机追击，坠地引爆座机后自杀。

　　新华社9月9日播发消息：

　　美制蒋匪帮U-2高空侦察机一架，于9日上午窜至华东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用什么武器击落的却只字未提。一时间，世界舆论众说纷纭。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又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长陈毅被逼急了，干脆调侃地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9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各位元帅，在中南海听取了岳振华关于击落U-2飞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握住岳振华的手连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啊！”

1962年12月，美国又将两架U-2提供给了台湾国民党空军（首批一架U-2已在飞行训练中坠海），进一步加紧对中国核计划的侦察活动。

这一段时间，导弹部队多次设伏，U-2却一次次成功地逃脱了导弹的打击。

　　后来才知道，美国已获悉中国装备了萨姆-2地对空导弹，并在U-2上装备了一种新型的电子预警系统。这种电子预警系统可以探测到萨姆-2制导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并能准确测定导弹阵地的方位，引导飞行员采取规避动作，逃避导弹的打击。

　　一向热衷于近战的岳振华，提出了缩短打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把U-2放得很近再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它，使它来不及转弯机动。

　　刘亚楼看了岳振华的报告后，非常满意，亲自给岳振华打电话，要岳振华到上海见他。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完善，这套“近距离歼敌”战法被定名为“近快战法”。

　　刘亚楼对年初以来U-2飞机17架次窜入大陆的情况作了认真的分析。他命令将四个导弹营分别部署在江山、上饶、弋阳、衢州，组成160公里的拦截正面，伏击进犯的U-2。

　　10月29日，各营先后进入阵地。成钧亲临前线督战。

　　11月1日，成钧在上饶组织召开作战会议。一名作战参谋报告：一架U-2于7时23分从台湾桃园起飞，经温州窜入大陆，向西北飞去。

　　成钧当即判断：“它又是到西北侦察，肯定还得回来，咱们打回窜之敌。”于是命令各营搞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回窜之敌。

　　11时15分，U-2从甘肃鼎新折返，果然回窜。

　　成钧下令：“各营指挥员火速回阵地，准备战斗。”

　　U-2越来越近了。

　　14时18分，高低角引导显示器右下边缘，半个米粒大小的信号露了出来，操纵员迅速将其转入自动跟踪。严阵以待的2营使用“近快战法”，仅用了8秒钟，2枚导弹腾空而起。

　　U-2的电子预警系统发出警报，面临危险的U-2做转弯机动，躲过了第一枚导弹的打击，正好第二枚导弹及时赶上，一口咬住了U-2，接着轰隆一声巨响，飞机解体。残骸坠落于江西广丰县万罗山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常棣跳伞后被擒。

　　叶常棣这是第四次驾驶U-2深入大陆侦察。他是国民党空军有名的“克难英雄”，还获得过“飞虎奖章”，曾多次受到蒋氏父子的接见，是蒋经国家中的座上客。就在这次被击落前十几天，蒋介石还接见了他。

　　叶常棣是第一位在大陆被生俘的U-2飞行员。11月3日下午，刘亚楼特地赶到江西广丰医院，同正在就医的叶常棣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是的，31岁。”

　　“你放宽心，我们不会杀你。”

　　“在台湾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哈哈哈，我们像那种人么？”刘亚楼最后安慰叶常棣，“你这么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叶常棣被共产党的政策深深感动，后来留在了大陆，成为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

　　再次击落U-2的消息迅速传到北京，传遍大江南北。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称号，授予2营“英雄营”称号。

　　与此相反，国民党对被击落一事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外谎称U-2是因发生故障而坠毁的，并声称叶常棣已“壮烈成仁”。

　　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并没有瞒过世人的眼睛。11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刊载一篇题为《国民党空军：U-2和生日》的文章，不无幽默地把击落U-2和蒋介石的生日联系起来：“上星期，在蒋介石大元帅过了76岁生日的第二天，北京宣布已在大陆上空击落了另一架U-2飞机。”　　

　　面对着四下张开的天网，顽固的敌人依然铤而走险。

　　1964年5月，2营奉命隐蔽机动至福建沿海的漳州设伏。

　　临行前，已是副师长兼参谋长的岳振华从包头基地来到北京。

　　刘亚楼对岳振华说：“这次你率领2营去福建沿海设伏，主要任务是打国民党空军RF-101侦察机。沿海地区距离台湾近，情况复杂，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作战。”他还说，“你这次出去，如果U-2出动，你能打下国民党‘头号王牌’李南屏，才算真的有本事。”

　　李南屏，在国民党空军中可谓赫赫有名，无人不晓。他是国民党空军的头号王牌飞行员，有着近4000小时的飞行经历，曾驾驶U-2飞机12次穿越大陆，每每趾高气扬地返回台湾。蒋介石4次亲自召见，并授予他为“克难英雄”。据说国民党军界获此“殊荣”的人屈指可数。

　　无巧不成书，就在部队进入阵地做好一切备战工作后，7月7日，2架U-2和1架RF-101同时窜入。

　　3架飞机，两高一低，分三个不同方向，忽而入陆，忽而出海，令人眼花缭乱。这是国民党空军的一种新战术，让你顾此失彼，暴露火力，趁机突破你的防线。

　　“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岳振华心里很明白。经过冷静的分析和平时掌握的敌机活动规律，岳振华果断地选择南面的U-2为攻击目标，并命令警戒雷达好好“关照”它。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低空进入的RF-101转了一下便折返台湾了。北面的那架U-2绕了个弯子也溜了。唯独南面这架U-2向大陆方向飞来，企图闯过导弹火力网。

　　制导雷达捕捉，导弹调整定位，接电准备……

　　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岳振华看准时机，一声令下：“发射。”两枚导弹呼啸着冲向云霄。

　　“轰”的一声，飞机凌空解体，剩下的半截机身旋转着栽向地面。蔚蓝的天空又恢复了平静。

　　飞机坠落现场，驾驶舱内的飞行员竟是一具完尸，他是活活被摔死的。此人是谁？戴在他左手中指上的金戒指下面镌刻着“叶秋英”三个字，这显然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而飞机残骸中没有任何飞行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有人想起了叶常棣。一听“叶秋英”三个字，叶常棣“腾”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叶秋英是李南屏的妻子，怎么把李南屏打下来了！”经进一步核实，此人正是台湾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李南屏。

　　 7月8日，刘亚楼到2营视察，慰问部队，并及时命令2营撤出阵地。刘亚楼风趣地对岳振华说：“歇兵三日，班师回朝。”

　　7月10日，在漳州召开了祝捷大会。

　　不久，周恩来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你们这支部队‘战功卓著’呀，主席说想见见这支部队的同志们。”

　　“好，我通知2营全体指战员尽快回北京。”

　　7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2营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听完汇报，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为什么你不让别的营也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美蒋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叶常棣、李南屏相继折戟大陆，使美国意识到中国可能掌握了对付电子预警系统的方法。为了确保高空侦察飞行万无一失，美国人在U-2飞机上安装了更先进的电子干扰“13号系统”。全自动的“13号系统”只要接收到解放军空军的雷达信号，就开始传送错误的信号，误导地空导弹追踪雷达，编造U-2的航向、高度和速度，让萨姆-2地对空导弹误入歧途。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空军亲自出航，到罗布泊试验基地上空搜集核尘样本。

　　根据搜集到的核尘分析，美国吃惊地发现中国是用铀235作核裂变材料，而非事先估计的钚。为了更准确地掌握中国大陆的核发展计划，美国认为有必要对兰州和包头核材料厂进行更密集的高空监测。

　　由于“黑猫”中队的U-2因改装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减少了至少1000公里的航程。包头、兰州一线几乎成为航程极限。美国只好转而使用南朝鲜的空军基地。为了避开中国沿海雷达，“黑猫”中队的空地勤人员乘坐执行例行后勤补给任务的美军C-130运输机飞往南朝鲜群山空军基地。而U-2飞机有时则以普通民航飞机的飞行高度，从桃园飞到群山。从南朝鲜出发进入中国大陆侦察，完成任务后直接返回台湾桃园机场。

　　1965年1月10日，张立义驾驶U-2飞机从山东沿海窜入大陆，向包头进发。临行前，上司曾告诉他这是一条崭新的航线，绝不会遇到解放军的导弹。可事实上，当张立义还在桃园机场作飞行准备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向在内蒙古萨拉齐的地空导弹1营，下达了这样的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将于今日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

　　当晚18时，张立义驾驶“3521”号U-2，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

　　张立义于1964年7月从美国受训归台，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过相。1964年8月至12月，他3次驾驶U-2到大陆侦察，被评为年度国军“克难英雄”。

　　飞机进入内蒙古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以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这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上突然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感到疑惑不解。如果是萨姆-2导弹向自己袭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平衡的亮线。

　　原来，在21时15分，3枚导弹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划破夜空的宁静，向着张立义飞来。

　　张立义正准备打开“13号系统”时，一团火光已蹿到机翼下。顿时，整个机身剧烈抖动，密封的座舱内一片漆黑，他明白自己已被击中。他迅速拉开弹射装置开关，“轰”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降落伞将昏迷的张立义投向地面。

　　张立义苏醒后，发现自己躺在雪地里，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的他难忍奇寒。四周都是搜索他的人影，他准备站起来逃跑，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他知道自己受伤了，便躲藏起来。等人群散去，他才拖着身子，在雪地里爬行。直到11日天亮后，饥寒交迫的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座土房，就鼓足劲头爬了过去。这时距他被击落的时间已过去了8小时。

　　土房里，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边取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

　　“我冷……让我暖和一下。”他朝做饭的农妇哀求道。看着他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妇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儿事。”

　　不一会儿，农妇带来了几个民兵。张立义成了俘虏，被押上了毛驴车，拉到了公社。

　　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戴着帽耳有眼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还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公社的干部、民兵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

　　就在张立义吃鸡蛋面条热得浑身冒汗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亲自登门报丧。顿时，张立义的家人哭成一团。

　　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报道：“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自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在以后的近两年时间里，U-2又多次窜入大陆侦察，未受到任何打击。美国方面颇为得意，甚至认为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空军已失去导弹来源，无力同U-2抗衡。殊不知，中国于1966年3月成功研制了HQ-2地对空导弹，并装备部队。一张更大的防空网络已经织就，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1967年9月8日，1架U-2窜入浙江嘉兴地区，企图侦察嘉兴机场及沿线军事基地。设伏在该地区的驻沪空军导弹部队接到敌情通报后，立刻做好迎战准备，3枚国产导弹准确地将其击落。飞机内的国民党少尉飞行员黄荣北毙命，他成了解放军空军击毙的最后一名“黑猫”中队飞行员。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HQ-2导弹是一种中高程地对空导弹，主要用于对付高空、高速飞机和导弹。

进入1968年后，U-2停止了对中国大陆纵深的侦察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合作也暂告中止。至此，U-2进入大陆110架次，被击落5架，3名飞行员毙命，2名被生俘。“黑猫”中队在一片伤感凄清的气氛中结束了高空间谍侦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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