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落实经济援助、了解“苏联模式”的真实内幕

纪实文学百家谈 2024-08-21 17:50:36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全面展开新中国开国大典工作。

建立新中国,中央急电刘少奇速回北平组团出访苏联

1949年5月10日,在河北唐山视察的刘少奇,突然接到中央要他“速回北平”的电报。和他按原计划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日夜兼程返回北平。

第二天,当他面见毛泽东时,才得知中央要安排他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中央委托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王稼祥着手各项访苏准备工作,还调来邓力群、戈宝权等帮助工作。刘少奇此行,是中央深思熟虑的,是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稳固立足于世界的需要,为实现新中国迅速崛起而争取苏联及时提供鼎力经济援助。

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代表团正式组成,这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交流。代表团成员是:

代表团主任刘少奇,51岁,中共中央第七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团员高岗,44岁,中共中央第七届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团员王稼祥,43岁,中共中央第七届候补委员,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代理部长,建国后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随员邓力群,34岁,曾任刘少奇秘书,东北财委副主任;随员师哲,44岁,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刘少奇的翻译;随员戈宝权,36岁,新华社常驻莫斯科记者,建国后任驻苏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随员徐介藩,48岁,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负责编译《毛泽东选集》俄文版,高岗的翻译,建国后任驻苏大使馆一级参赞。

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悄然离开北平清华园车站,踏上秘密访苏之旅。1949年6月21日至8月14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与联共(布)中央斯大林总书记举行6次会谈及宴会,双方话题围绕建立新中国涉及的方方面面极为广泛。

第一次会谈坦诚广泛,开门见山谈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学习“苏联模式”问题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被安排入住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6月28日23时至24时,中苏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会谈是在斯大林夏季别墅孔策沃进行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站在别墅门口热烈迎接中共代表团首访。他们依次为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林、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宾主互相握手,互致问候。斯大林问到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状况,刘少奇转达毛泽东主席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这次会谈开门见山,商讨苏联对新中国贷款、派遣专家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解放台湾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是对于即将执政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府,需要向苏联借鉴参照政府架构和制度运转,学习领导国家建设的经验。刘少奇要求联共(布)中央对新中国政府架构和运转提供具体意见,要求解答关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银行、学校、群众团体、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组织及工作内容等。希望苏联能够像20年代那样办一个专门培训中国干部的学校。

二是为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作必要准备;

三是如毛泽东主席与苏联驻中共联络员科瓦廖夫会谈的主题,为解放台湾寻求苏联直接军事援助,主要是海空军援助,并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培养海空军干部及中国海军舰队的组建及军港的保卫问题;四是苏联向中国贷款数额及贷款利息,五是向中国派遣各方面(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工程技术专家,特别是要向上海派遣管理专家、技术专家解决经济大城市的管理问题和清除上海港口水雷、恢复港口航行的问题,六是解放新疆的策略及将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问题,七是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航线和在中国建设飞机装配修理厂的问题,八是新中国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问题。

斯大林决定在三四天之后召开联共(布)主席团会议,专门听取中共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形势的报告问题。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非常坦诚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说,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于新中国的建设,主要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料和其他商品形式提供,每年平均6000万美元,分5年贷完。关于这笔贷款的利息,斯大林觉得百分之一的年利息似乎是低了点,因为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息为百分之二,但考虑到中国还在打仗,所以莫斯科同意按年息一厘向中国提供贷款。考虑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建立,刘少奇又是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以东北人民政府名义由高岗同苏联部长会议签订。斯大林声明,中苏两党签订这样的协议尚属第一次。

向中国派遣专家,这是中共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莫斯科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专家,共15人,他们将根据中国的要求随时出发。但后来实际人数大大突破了这个界线。至于专家的待遇,斯大林坚持要按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向苏联专家提供报酬。“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专家享有较高的工资,斯大林提出,“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据上述原则,刘少奇后来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二千五百斤小米”,另外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食堂,对苏联专家给予照顾。

但到1950年初,尤其是中方提出要签订中长铁路协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方还应支付一笔费用,作为对苏联专家以前工作单位的补偿。这样,中国政府需要按每人每月2000到4000卢布交给苏联政府,相当于每月10000到18000斤小米,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

刘少奇向斯大林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控制权,必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根据下列指向原则进行,一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的商贸。

刘少奇说,各国在华投资企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已不甚重要,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不承认,只当做侨民对待。各国在华侨民12万集中在上海、东北两地,这样执行的结果是使人们感觉到得到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我们,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脚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刘少奇说,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续。

刘少奇强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他解释说,我们有的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主席告诫党内外人士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在经过我们这些解释以后,于今年4月4日,各民主党派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之后的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

天色已晚,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愉快而自然,宴会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直到深夜,交谈中刘少奇再次特意提到中国海军建设问题,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至关重要。

6月30日,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与斯大林会见情况,并就贷款形式、代表团活动方式、苏联专家来华及解放新疆的时间等问题向毛泽东请示。

走访苏联政府各部门,学习政府管理架构和国家运转知识

学习苏联的政府管理架构、国家运转和国有企业管理是此行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执政新中国,管理国家,管理城市和企业,为人民谋幸福,没有任何经验,需要对苏联的政府架构、国家管理、社会运转全盘学习和掌握。

7月6日,刘少奇就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专门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苏联的一系列问题:一是苏联的国家机构,二是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三是苏联的文化教育,四是联共(布)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总之,希望在莫斯科全面学习苏联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重点学习中央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职能的确定;要求到相应的中央机关座谈,请苏联各方面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机关负责人及内务部、教育部以及文化高级机关,还有外交部、国家计划局和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联共(布)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工厂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到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参观;并希望允许今后继续派专门代表团来苏联进行对口学习。

信中还提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建设管理人才做出支持和帮助,要求象当年办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一样,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培训新中国干部的学校,并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的大学任教工作等。信中还就苏中交通问题,帮助训练解放军海军干部,帮助解决解放新疆,以及东北问题和发展中苏文化交流等问题,请斯大林给予指示,并请苏方指定专人与中共代表团商谈。

对刘少奇提出的要求,斯大林都爽快答应,指示各对口部门负责人一一落实。7月15日至26日、30日中共代表团分别同苏联国家计委、财政部、商业部、国家银行、外交部、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等,并着重了解了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等中央机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到有关工厂企业、集体农庄进行实地参观学习调研。

此外,刘少奇还单独会晤一次斯大林,并同马林科夫就党务问题进行专门座谈交流。

刘少奇要了解的每个部门的问题都是包罗万象的,如与苏联外交部长维新维新斯基的座谈,详细咨询苏联外交机构的组织和工作原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日记记录了刘少奇与他的会谈纪要,刘少奇提出的要学习的问题相当具体,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怎样培养、使用和配置干部;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外交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苏联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外交部有多少工作人员、党员占多少比例;驻外机构有无党的组织;外交部干部的党派身份;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中利用旧专家等问题。对于刘少奇所提问题,苏方逐一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回答,可谓不厌其烦。

维辛斯基介绍了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向和外交斗争中的某些经验,谈到国际活动外交斗争中的几点重要经验教训,并极其激动的讲到他们长期在国际斗争中孤军作战的苦衷,表示将来要与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协同行动,共同发挥力量的迫切愿望

在苏联国家银行,行长非常认真地介绍了苏联各个性质不同的银行之间的分工、职能、活动情况等,以及银行在国家各建设部门中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国家银行在各项建设中对各部门、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的经济活动所取得帮助、支持与监督作用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萨布罗夫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中共代表团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当时听了他的介绍和讲解,无不觉得新颖。根据中方的要求,后来他还派财经专家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做了一次专题报告。

参观国有企业等单位、了解国有企业等单位管理模式

刘少奇还参观了一些工厂,如滚珠轴承厂、精密仪器厂、刀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了解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权利、责任、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并同厂长利哈乔夫座谈。利哈乔夫是工人干部,一九二七年该厂奠基之日起就在那里工作,领导该厂工作已有30余年,但前后被撤职五次。他每被撤职一次,工厂就乱一次,蒙受一次损失,迫不得已又将利哈乔夫请回来,重新委任为厂长,现在这个汽车工厂已被命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这也可能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决。该厂工人1万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四五万人,其他附属单位和服务行业的人员还不在其内。厂区、工人住宅区和附属单位加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城市,这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办社会,后来中国用了这个模式。

刘少奇在这个工厂里参观座谈时间较长,涉及到的各种问题的面也很广。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人方面有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哈乔夫不仅是老厂长,年龄最长,而且还是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部长会议汽车运输与公路部部长,所以说话比较有分量。他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讲起话来妙趣横生,淋漓尽致,生动活泼,常夹杂一些诙谐,戏虐,引人入胜。

他根据刘少奇同志的要求,首先介绍工厂的行政领导、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三方面的任务、职权、工作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分工、相互合作,以及怎样为同一目标和完成共同任务而一致行动。厂长负责全厂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与完成,以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事宜,这是最主要的根本的环节。而对其他各方面,利哈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部长、贺长、党委委员,自然也有权而且应该关心过问,但并不负直接的主要责任。

党委书记,负责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生活、党组织的。党组织的活动及党员的思想与政治教育、政治理论学习监督党员模范地完成本职工作。所有的党团员都必须过组织生活,参加党团会议和学习,并负责团结帮助非党团员的政治学习,而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难题。这就是每个党团员必须担负的社会政治活动与党的工作。总括地说,这叫做社会义务政治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党团员必须做,而且政治觉悟较高,政治上课信赖的非党员老工人也被动员组织起来做。对他们来说,这叫做社会义务活动。党委工作包括关于生产方面的合理化建议,某项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的介绍。时事报告,专业科学知识的介绍与推广等等

工厂行政领导厂长有权有义务对党团组织的活动、方针、方向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反过来,本场党团组织和数据同样可以向工厂行政领导提建议、意见或批评。

工会组织及时团结、组织、教育、培养全体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是帮助工人群众排除困难的权威组织。首先是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帮助全体职工解决和排除困难,使生活与工作能得到保障和趋势的安排。同时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当然是要求和标准大大低于党的工作要求和标准。工会工作与活动都是在同行政领导、党团组织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他同职工群众保持着正常的、最广泛的联系,关心和倾听群众的意见或建议,注意解决有关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帮助解决有关完成生产任务以及有关工人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的这种问题。遗憾的是,工会工作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冲击、责难、批评,有时甚至是辱骂。其原因是他常常不能顺利地贯彻上级党和行政方面的政策力度,又不能替广大职工群众切实解决某些迫不及待的实际问题。所以常常想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可以理解,工会工作的成效与经济条件密切的关系。经济条件越优越,问题就越容易解决,麻烦便会减少。

各个单位的业务行政领导,党务工作,包括共青团工作与工会工作都有明确分工,又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有序以行政业务的安排为重点,有序以党团活动为中心,有时又给公会活动让路。总之,三方面的工作都是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为中心、为最终目的,只是他们所肩负的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而已,但绝不是说三者之间没有矛盾。琚利哈乔夫说,三者之间经常闹摩擦,发生矛盾,因为三方为了方便各自的工作与活动,多想多占时间,多使用,叫精悍的人员抢夺有利条件,这虽是矛盾,却绝非是对抗性的矛盾。

在汽车工厂参观和座谈时,刘少奇作了简要的笔记。在座谈中,利哈乔夫说,在他们工厂里曾经工作过的中国同志,有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与大家相处甚笃。他特别提到苏联名字叫马斯洛夫的中国工程师。

刘少奇还以极大的热情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并同以上单位的领导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及经验。

刘少奇自始至终与充沛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8月14日,刘少奇率团离开莫斯科,随他回到中国的还有220位苏联经济、军事专家。刘少奇此次秘密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争取了苏联宝贵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

从1949年底到1950年,中国从苏联进口各型飞机775架和大批武器装备,苏联专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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