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讲的是家天下，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而君主就是这个家的最高家长，在小家中对父母、宗族长辈的孝，在这里便上升为对君主、国家的忠。

在家要求孝父敬长，在国则要求忠于君主，忠与孝其实就是同一伦理要求在两个不同维度的表现，其本质是相同的。

王莽在家是以孝事母嫂，入仕为官以后更是秉承孝道，以忠事君。王莽的忠君之举，主要表现在维护汉家正统、打击外戚的问题上。

一次，哀帝在未央宫设宴，使者让傅太后坐在太皇太后旁边。王莽在例行巡视时发现了就斥责内者令，认为定陶傅太后是藩国的妾不可以与太皇太后坐在一起，命令使者重新安排座位。

傅太后听后很生气，不肯参加宴会，心中痛恨王莽。王莽最终也因此事被朱博以“不广尊尊之义，抑贬尊号，亏损孝道”的罪名遣就国。

但是王莽此次是为维护汉家正统礼仪而被贬，这不但没有减少他的政治筹码，反而引起群众呼声一片，史载“天下多冤王氏”、“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可见王莽此次短暂的落幕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与支持者。

孝与忠虽然是同一伦理要求，但一个属于私的范围，一个属于公的管辖，面对公私的抉择，人们大多选择公而弃私，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就是这个意思。贾谊在《新书•阶级》中说：“为人臣者，主丑亡身，国丑忘家，公丑忘私。”说明在面对公的利益时，私人利益只能牺牲，不然就是不忠。

李陵和苏武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李陵投降匈奴后，汉武帝大怒，不但杀了李陵全家，连为李陵求情的司马迁也被处以宫刑。

再看看苏武，其被匈奴捉获的时间比李陵还要早，但其宁可自杀也拒不投降匈奴，这使得“苏武牧羊”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苏武本人也被汉宣帝列入麒麟阁名臣图中与霍光、萧望之等名臣相提并论，可见，在汉代忠君高于一切的思想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面临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王莽的选择是忠于君主，甚至为此先后三次分别牺牲了自己儿子、侄子的性命。在王莽第一次被遣就国之后，他就闭门谢客，律己自守，这时候王莽的二儿子王获杀了奴隶，王莽本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原则，严厉的责备了王获并令其自杀。

在汉代，父母是掌握着子女的生杀大权的，但真正杀死自己亲生骨肉的却没几个，王莽此次的大义灭亲之举，是打着“爱人”的名义的，因此名声大震，成为人们为其歌功颂德的一部分。

第二次杀子是因为著名的吕宽之狱。之前得罪傅氏被遣就国的教训使得王莽在对待外戚问题上不得不谨慎，彻底消灭外戚势力是最保险的做法。

于是在处理这次事件时王莽便毫不留情的一举铲除整个卫氏势力和在王氏内部反对王莽的势力。在这之后，王莽更是作书八篇用来告诫子孙，又使学官教授，把全国能背诵出来此八篇的官吏记录在册，其地位与《孝经》一样。

王莽如此劳师动众，就是要大肆宣扬孝道，告诫人们以孝自守，孝父忠君。其以维护汉家宗室的正面形象出现，甚至为了正统可以牺牲自己的儿子，这为王莽赢得了堪比周公的声誉。

第三次杀侄子同样是为了公义，王莽的三个儿子均死在他手上，其后来不得不将庶出的儿子接来封侯加爵。虽然牺牲了儿子和侄子的性命，但王莽的政治之路却因为所谓的“公而忘私”而越走越顺。

王莽一直以忠臣的形象出现，但王莽代汉却被视为最大的不忠，关于此点一直争议不断，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答案。

笔者认为，王莽代汉如果从为人臣的伦理角度来看确实是不忠，但深究其原因，其代汉其实是有忠的一面，只是其忠已经超越了君主而是忠于“道”的表现。

王莽的出现，承载着人民的信任和期望，其即真是顺乎民意的，也是顺乎天意的，是忠于道的表现，故王莽的忠与不忠不能简单的从伦理角度出发而应该考虑当时的政治局势与王莽的儒生背景做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