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的一篇文章，曾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第四号人物陈伯达去世后，“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然而，陈伯达遗体旁边的一个署名为“刘叔宴”的花圈，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因为，这个刘叔宴是他的第三个妻子，也是陈伯达的其中一个前妻。

1968年，和陈伯达一起在中南海居住的妻子刘叔宴，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个脚印，便怀疑家里来了强盗，立即找来公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要他查案。

然而，中南海是什么地方，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卫下，可以说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小偷进来。因此，在得知刘叔宴的行为后，汪东兴感到不可思议，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江青。

听了汪东兴的话，江青十分恼火，大喊道：“她派人到中南海来查案？给我赶出去！”

对此，陈伯达不敢违背。随后，陈伯达一家便离开中南海，搬到了北京城区的新建胡同居住。

刘叔宴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了陈伯达。于是，陈伯达在左思右想后，向组织上提出了和刘叔宴离婚的申请。

接到陈伯达的申请后，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批准了他和刘叔宴的离婚。

陈伯达被隔离审查后，作为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刘淑宴虽然已经和陈伯达离婚，但还是被隔离审查了。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也就是从1970年10月陈伯达被关押算起。

1982年，刘叔宴在组织的批准下，回到北京生活。

陈伯达在服刑期间，也由于身体不好，在组织上的关怀下，在实际上已经保外就医了。

1988年9月26日，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陈伯达再次接受住院治疗。10月17日，陈伯达的刑期已满。

那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来到医院，为陈伯达举办了获释仪式。在陈伯达的病房里，于桑郑重地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听了于桑的宣布，陈伯达坐在病床上对着录音话筒，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后，获释仪式便结束了。

不久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陈伯达还在北京市某单位参加了工作。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伯达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1989年，陈伯达已经85岁高龄了，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9月20日，在家里吃饭的时候，陈伯达“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于是，家属赶紧拨打了医院的急救电话。

然而，在医生来到陈伯达家里的时候，陈伯达已经由于心肌梗塞，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经过抢救后，陈伯达的心脏没有恢复跳动。

陈伯达去世后，所在单位负责人来到陈家，与他的家属商量了后事的处理办法。

对于陈伯达的后事，子女们都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陈伯达被送到北京八宝山，进行火化，使用他原来的名字。

9月28日，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在一片哀乐声中，40多人排队来到陈伯达的遗体前，参加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原来的部下，有的则是他的学生。

那天，由于“没有讣告，没有悼词”，人们都没有接到正式的邀请来参加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家都是闻讯赶来的。

在陈伯达的遗体前，摆放着那些人送来的花圈，上面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

在这些花圈中，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的花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刘叔宴是陈伯达的妻子，但知道他们已经离婚的人却并不多。

那天，人们都下意识地在人群中寻找，却没能发现她的影子。事实上，刘叔宴虽然送来了一个花圈，但并没有出现在提议告别仪式上。

“陈建相”是陈伯达原来的名字，只不过这个名字已经多年不曾使用，因为在之前的新闻报刊上使用的，都是“陈伯达”这个名字。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在15岁时，陈伯达考入了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在这里进行了学习。

1921年，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后又前往厦门的一所小学任教。

1924年，在共产党员张觉觉的帮助下，陈伯达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参加了学习。

虽然在上海大学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但陈伯达的心里还是更加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在他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4月下旬，陈伯达在蒋介石进行了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陈伯达在后来说：

“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入党之后，由于上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陈伯达很难在上海站稳脚跟，便在党的安排下，与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等人前往武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了出版科科长。

不久后，在党组织的派遣下，陈伯达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年级二班，参加了学习。

在前往苏联的火车上，陈伯达看到他的邻座坐着一位端庄纤细的南国姑娘，便和她攀谈起来。

在聊天的时候，陈伯达知道了这位姑娘叫做诸有仁，四川人，生于1910年，比自己小6岁。诸有仁是罗亦农的妻妹，她之所以去苏联参加学习，就是受到了姐夫罗亦农的影响、鼓励和帮助。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陈伯达与诸有仁几乎每天都会见几次面。在三年多的相处中，陈伯达与诸有仁的感情逐渐加深，更是明确了恋爱关系。

1930年，陈伯达从苏联莫斯科回国，诸有仁因为学业未完，便留在了莫斯科继续学习。

不久后，诸有仁也回到祖国。恋人回来，陈伯达非常高兴，两人相处得如胶似漆。

1931年4月，就在陈伯达和诸有仁准备结婚的时候，陈伯达被派往天津，到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负责出版、编辑刊物《北方红旗》。

4月8日，化名为王通的陈伯达，刚到天津就因为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

1932年2月，陈伯达被释放后，在北平西山进行了疗养，诸有仁也来到北平，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后来，在陈伯达的主动要求下，北平党组织给他安排了工作。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察哈尔领导成立了抗日同盟军。不久后，在党组织的派遣下，陈伯达与诸有仁一起前往张家口，在抗日同盟军司令部参加了工作。

期间，在吉鸿昌的主持下，陈伯达与诸有仁在张家口如愿结了婚。婚后的日子，陈伯达和诸有仁都感觉到是幸福的。

1934年，诸有仁在天津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出生，让陈伯达着实高兴了很久。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随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下，陈伯达来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期间，陈伯达负责执笔起草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改组后，陈伯达担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从此，陈伯达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陈伯达奉命前往天津。期间，陈伯达想要继续他的著述，便提出了到环境比较安定的延安去工作的要求。

不久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于是，陈伯达带着妻子来到延安。

在延安，考虑到陈伯达曾经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后来，陈伯达又到中共中央党校当了教员。

1938年5月5日，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张闻天兼任了院长。

张闻天是陈伯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期同学，对他很熟悉，便把他调到马列学院，担任了教员。这次任职，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转折。

有一次，毛主席来到马列学院。张闻天便把陈伯达介绍给了毛主席。这次相识，陈伯达虽然没有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但毕竟有了和毛主席认识的机会。

那时候，由于学员们听不懂陈伯达晦涩难懂的闽南话，他只好带着“翻译”到课堂上讲课。

后来，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了出版科科长。

有一次，在有毛主席参加的理论座谈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争论不下的时候，陈伯达抓住机会，发言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听了陈伯达的发言，毛主席满意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还特意将陈伯达留下来，与他进行了交谈。当天晚上，陈伯达接到通知，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

陈伯达来到机关合作社食堂的时候，才知道毛主席要在那里宴请一位美国记者。看到陈伯达进来时，毛主席笑着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

期间，毛主席和陈伯达谈得十分投机，了解了陈伯达的具体经历，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不久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那时候，毛主席经常来到陈伯达的讲座上，听他讲课。

经过多次考察后，陈伯达被毛主席看重，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副秘书长，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工作。

此后，陈伯达一直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后来，陈伯达的职务虽然叫法不同，但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

任职期间，陈伯达工作十分勤奋，写出了许多好文章，其中，《评〈中国之命运〉》的评价非常好。

陈伯达的地位虽然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对家里的关心便少了许多。他的妻子诸有仁也因操劳过度，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要老上许多，加上各种原因，陈伯达和妻子诸有仁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

1942年，陈伯达和诸有仁因感情破裂，办理了离婚手续。两年之后，也就是1944年，陈伯达与中央党校工作的余文菲结婚。这一年，陈伯达40岁，余文菲26岁。

余文菲，湖北黄安人，是红四方面军将领詹才芳的外甥女。

1938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余文菲结识了“老乡”董必武。后来，在董必武的介绍下，余文菲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参加了学习，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

在那时候，陈伯达便对年轻漂亮的余文菲动了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恋爱。和余文菲结婚后，陈伯达过得非常开心，并又添了一子。

后来，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余文菲的变化非常大，不仅经常和陈伯达吵架，还影响到了陈伯达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和余文菲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很大裂痕，最后走向了破裂。

1949年，陈伯达和余文菲选择了离婚，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1950年，陈伯达与第三个妻子刘叔宴结婚。这时，陈伯达46岁，刘叔宴28岁。

陈伯达与刘叔宴是在河北平山县的马列学院相识的。那时候，陈伯达已经与余文菲的感情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聊天中，陈伯达知道了刘叔宴的基本情况：1922年，刘叔晏出生在四川灌县，原名刘肃宴。在16岁时，刘叔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党做过地下工作，还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

此外，陈伯达还了解到刘叔宴曾经结过婚，丈夫叫做刘光。刘光病逝后，刘叔宴带着小女儿来到延安。

1947年，刘叔晏跟随中共中央工委，转移到河北平山县。

在这里，刘叔宴进入陈伯达主持工作的马列学院，参加了学习。恰巧，陈伯达是认识刘光的，对刘光的去世也很惋惜，知道刘叔宴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过得很不容易。因此，陈伯达对刘叔宴产生了同情之心。

后来，陈伯达对刘叔宴母女的同情，驱使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她不少关怀。对此，刘叔宴非常感激，逐渐对陈伯达产生了好感，并确定了恋爱关系，最终建立了家庭。

婚后，陈伯达对刘叔宴很是关心。那时候，刘叔晏在北京郊县通县双桥农场担任副场长，一个星期才能回中南海一次。于是，每到星期天，陈伯达便派车到刘叔宴工作的农场，将她接回来。

陈伯达知道中南海不是一般的居所，住得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所以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什么地方出现差错。每次，车子行到中南海的时候，陈伯达便让她下车，走回家中，生怕引起他人的不悦。

后来，陈伯达又将刘叔宴的母亲接到家里照顾。对此，刘叔宴非常感激，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很甜蜜，刘叔宴也为陈伯达生了一儿一女。

在一起生活得久了，陈伯达也会跟妻子刘叔晏发生争吵。

每次吵架，刘叔宴的嗓门都很高。陈伯达担心声音传出去影响不好，便赶紧打开收音机，把家中吵闹的声音冲淡，不让外人听到他们在争吵。

1967年，陈伯达不仅受到上级的批评，还受到了他人的攻击，整天显得心事重重的。

回到家里后，陈伯达总是闷闷不乐，甚至向妻子刘叔宴甩了脸子。看到陈伯达这样，刘叔宴怒火中烧，多次和他发生了争吵。

在争吵中，刘叔宴直插陈伯达的痛处，言语不善地说：“我看啊，第六个回合该打倒你了，你不用在家里跟我耍威风！”

刚开始，陈伯达虽然也很生气，但为了不激怒刘叔宴，只好选择了隐忍。然而，刘叔宴后来的行为，却激怒了江青。

1968年，因为开头提到的那件事情，刘叔宴被撵出中南海，居住在新建胡同里。

后来，为了不让刘叔宴坏事，陈伯达索性动用手中的权力，派了一架飞机将她送到山东，安排到济南部队疗养所，不让回来。关于这件事情，陈伯达的秘书在后来说：

“她自己说要回来，派中宣部来人陪她，给上面说了，上面说不让她回来。后来，刘叔宴就发神经了，在大街上骂人等。当时杨得志在山东，赶紧把那条街封锁，把两头都掐死了，戒严了。意思是你爱怎么闹怎么闹吧！”

1982年，刘叔宴回到北京。经过这样的大风大浪后，刘叔宴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和陈伯达虽然离了婚，但和他还是有过恩爱的。

1989年9月，得知陈伯达去世后，刘叔宴虽然没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但却送来了一个花圈，表达了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