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非常不容易的。原本，按照1954年颁布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四年的规定，四届人大应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召开。

然而，由于特殊的环境，导致四届人大多次延期，迟迟不能召开……

1970年3月8日，毛主席经过长期考虑，向中央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当天晚上，毛主席便派汪东兴前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他的意见。

经过讨论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并商定了组成工作班子的成员，立即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为此，在随后的日子里，周恩来总理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讲这些文件呈递给毛主席。

看到这些文件后，毛主席表示同意。

3月中旬，在召开的由中央及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大多数的参会者都表示同意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然而，也有不少人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重新担任国家主席。

后来，在询问林彪副主席的意见后，林彪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4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这次，在林彪的影响下，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得知这个讨论结果的时候，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了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在讲话中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后来，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央计划在8月下旬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9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识破了陈伯达和林彪一伙的阴谋，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最终，在毛主席的力挽狂澜下，挫败了林彪集团向党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

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公布了要召开四届人大的计划。然而，在得知那些人并没有诚心检查的时候，毛主席认为在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事实上被搁置下来。

1971年8月，周恩来总理就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向毛主席作了请示。

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请示后，毛主席综合考虑了当前情况，提出了可以在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便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主席意见。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太拟定了筹备小组成员，要求他们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为此，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主持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进行了修改。

9月10日，就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总理写信给毛主席，汇报了进度。

在信中，周恩来总理告诉毛主席，已经写出了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给毛主席审阅。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总理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项，向毛主席作了请示。

看完周恩来总理的信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9月1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周恩来总理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说毛主席已经回到了中南海。

对此，周恩来总理虽然感到十分诧异，但由于主持《政府工作报告》稿的讨论比较紧急，也就没有多想。

然而，当晚22时许，周恩来总理又接到了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打来的电话。这时，周恩来总理才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并立即作了部署。

9月13日，林彪逃跑后，中央开始处理善后事宜。因此，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不得不再次延迟。

1973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随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被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为此，周恩来总理再次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

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后，周恩来总理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对毛主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10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

不久后，全国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们，也陆续被协商选举出来。这时，四届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了初步草案，就等着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

然而，就在这一切都即将准备完毕的时候，公安部部长李震却在任上身亡，却在一时间很难查明李震身亡的真正原因。

这一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加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导致四届人大的会议时间被又一次推迟。

然而，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毛主席心里一直放不下延迟多年的四届人大。

1974年10月，毛主席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提出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意见，并表达了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四届人大的希望。

毛主席的表态，为四届人大的召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3日，在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后，周恩来总理拖着病重的身体，带着中央的委托，乘坐飞机来到湖南长沙，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

交谈时，毛主席当着王洪文的面，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随后，毛主席又对周恩来总理关怀道：“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

12月26日，在81岁生日这一天，毛主席特意将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在没有王洪文在场的情况下，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交谈中，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审定了四届人大的各项人事安排。

1975年1月13日，有2885位代表出席的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

这次大会，选举了由218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经过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此外，会议选举时年89岁的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常委会委员143人。

会议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递交了一份人大代表名单，请毛主席审阅。然而，在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毛主席一改之前认真审阅的习惯，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毛主席的话，体现的事对周恩来总理的极大信任。同时，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钱学森等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努力的科学家们的关怀。

对于毛主席的关怀，钱学森的心里非常感激。晚年，在回忆起毛主席的时候，钱学森说：“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钱学森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回国后，先后受到了毛主席的6次接见。每次接见，钱学森都在毛主席那里有所收获，对钱学森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接到了允许回国的通知。

在离开美国之前，钱学森向他的恩师告别时，冯·卡门教授对他说：“现在，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那一刻，钱学森的心里非常激动。这个激动不是因为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是因为他在尖端科学上可以为祖国效力了。

10月8日中午，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美国到达香港，后经香港过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事实上，在获悉美国已经取消禁止钱离美的命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就给钱学森发了一封电报：“钱学森博士鉴。六月十五日函悉。美方在日內瓦通知我方已取消禁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收到陈叔通发来的电报后。钱学森非常高兴。他一时一刻也不想在美国多待了，由于没有了一等船票，钱学森便购买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的三等舱的船票，踏上了归国之路。

在船上，钱学森给陈叔通发了归国途中的第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钱学森说：“想到回到祖国，很是高兴。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十月八日到达香港。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阻碍。”

归国的旅途是漫长的。在邮船上，钱学森与同船的留学生一起进行了交流，了解归国人员的专业背景，与他们畅谈归国后的打算。

得知许国志的工作是从事数学研究时，钱学森对他说：“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

听了钱学森的话，许国志带着不确定的语气说：“有用是有用，可是牵扯到计算机，国内恐怕暂时不一定用得上。”

见许国志没有信心不足，钱学森鼓励他说：“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弥补计算机方面的不足，中国是会出成绩的。”

在钱学森的鼓励下，许国志坚定了为祖国工作的信念。后来，许国志和他的夫人成为了新中国的院士，为新中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像许国志一样，和钱学森交谈过的留学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对他们回国后科研方向的确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

这天早晨吃过早饭后，钱学森便带着家人穿戴整齐，一起来到邮轮的小餐厅，参加了庆祝会。

在庆祝会上，钱学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是在祖国关心下才能回来的，对祖国为留学生回国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

邮船进入马尼拉港口后，菲律宾籍华裔林孙美玉得知钱学森也在这个船上时，主动申请与钱学森进行了交谈。

谈话时，林孙美玉问：“你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回中国去呢？”

钱学森回答说：“中国比美国更需要我。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正在进行民族复兴。可是，战后中国被美国及其同盟国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中国的发展遇到关键性问题，我想为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中国的和平和繁荣于世界有益。”

林孙美玉又问：“你决定要回国时，很不容易得到美国方面的准许吗？”

钱学森思考了一下，说：“为了回国，是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些妥协。但毕竟，我离开美国时没带走与工作有关的单纸张，我的家人也只带走了一些私人物品。”

听了钱学森的回答，林孙美玉接着这个话题，问：“为什么？你对美国的安全有威胁吗？”

钱学森回答说：“不，我不觉得。我为美国航天工程所贡献的所有知识都在我的头脑里，这些知识都可以再写出来。”

后来，在谈了一些林孙美玉在菲律宾的情况后，在安保人员的暗示下，结束了这次短暂的谈话。

在回国期间，根据邮船的规定，大家是可以上岸游玩的，只要按时返回就行。然而，钱学森一家却从来都没有下船。

10月8日清晨，邮船抵达九龙港湾，钱学森一家才离开邮船，换乘为他们准备的小船，到达尖沙咀警察码头。

对此，钱学森在后来解释说：“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

上午，在中方人员的迎候下，钱学森一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穿过大铁门，进入深圳。

10月10日，钱学森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为他举办的欢迎晚宴。

随后，钱学森又参观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还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进行了访问。

10月26日，钱学森离开上海，前往北京。

在北京，钱学森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感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后来，毛主席亲自接见了钱学森，为他将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周恩来总理则专门嘱咐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说：“钱学森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顾他。这不仅是对钱学森个人的关怀，而且也表达了党和国家对所有战斗在航天战线上的专家们的信任和支持。”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领导下，钱学森将他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导弹、航空和航天事业中。

对此，钱学森在后来回忆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

工作期间，钱学森充分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信任，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开始发自内心地信仰共产主义。

1959年，钱学森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入党申请书上，钱学森并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表达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愿望目标：“我回国近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一年，钱学森实现了夙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此，钱学森在后来回忆说：“在建国十年的时候，接受我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晚年，钱学森的依然按时缴纳党费，并为此感到光荣和快乐。其中，1995年至1996年留存的工资单，真实地记录了他晚年的工资待遇和党费缴纳情况。

那时候，在提到没能获得一些国际上的荣誉时，钱学森说：“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