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20时，得知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后，渡江前线的第3野战军7、9两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大军早已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突然发起渡江作战。

得到消息后，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说：“好，马上发报，命令总前委午夜打响渡江战役！”

4月22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省的江阴，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渡江大军全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

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开始全线撤退。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等人撤离南京。

当天晚上21时，解放军35军先遣部队乘“京电”号、“凌平”号等船渡江，分占狮子山、挹江门和热河路。

4月24日凌晨，第35军104师312团特务连奉命，跑步占领了国民政府的总统府。

这天一大早，李家骥便按照正常的排班，来到值班室。看见李家骥后，李银桥对他说毛主席已经一晚上没有合眼了，他很可能是在等待南京解放的消息。

为了让毛主席的能够喝到一口热茶，李家骥来到办公室，准备将泡好的茶换上，这时，叶子龙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兴奋地对毛主席：“主席，南京解放了！”

听了叶子龙的话，毛主席接过那份文件，看完后，大笑着说：“好！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事！”

原来，叶子龙拿的那份文件， 南京解放的捷报。紧接着，毛主席拿着那张捷报，走出办公室。

每当看见外面的工作人员时，毛主席便会走上前去，笑着说：“南京解放啦！南京解放啦！”在一位警卫战士的面前，毛主席说：“警卫同志，南京解放啦，你高兴吗？”

听了毛主席的话，那位警卫战士也兴奋地回答说：“高兴！”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感到腹中饥饿，便带着那张捷报回到办公室，笑着对李家骥说：“家骥，给我搞点吃的吧。”

看着毛主席的样子，李家骥十分高兴。此时，毛主席看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更像一个得到糖果的小孩儿。

的确，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斗了几十年了。那时候，相比于蒋介石，毛主席的力量还很弱小，但他没有气馁，更没有害怕，而是在挫折中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成长。

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孙中山命蒋介石前往山东潍县，担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

不久后，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去，随即中华革命军解散，蒋介石前往上海居住。期间，蒋介石与青帮头目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开始了往来。

1918年3月，蒋介石短暂地担任了半年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之后又担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在福建一带驻扎。

后来，因在粤军将领的排挤下，蒋介石无所作为，经常离职滞居上海。在上海，蒋介石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这样的经历，激发了蒋介石的赌性。而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这些人，也将政治前途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了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便是人们熟知的黄埔军校。学校建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原本，孙中山是打算让程潜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让蒋介石和李济深为担任副校长的。

然而，对于这样的安排，蒋介石却表示了不满，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让张静江到孙中山面前说情。最终，孙中山被张静江说服，让蒋介石当了校长。

在担任了校长之后，蒋介石对黄埔军校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立了由军校学生为骨干组建的教导1团和教导2团，并通过各种手段将许多学员收在自己的麾下。

那时候，周恩来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任职期间，周恩来与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以革命精神，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

1925年，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中，被军界普遍不看好的黄埔学生军，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黄埔学生军便连续攻克了淡水、海丰、潮汕、兴宁等地，并在棉湖攻破了林虎主力，逼近了陈炯明老巢惠州城。

这样的战绩，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成功打脸了陈炯明前敌总指挥林虎说得那句“什么学生军？不过是几个小孩子耍把戏罢了”的话。

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被任命为军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等经过浴血奋战，势如破竹，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这时候的蒋介石，可谓是风头正盛，在国民革命军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元老的支持下，完全可以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抗衡，甚至将汪精卫逼走。

对于蒋介石积极支持北伐的事情，聂荣臻元帅在后来说：“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然而，面对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取得的成果，蒋介石没有想着继续北伐扩大战果，而是动起了歪心思，与上海反共的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准备对共产党动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不久后，共产党支持的汪精卫也步了蒋介石的后尘，背叛了革命。

就这样，北伐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窃取了。关于这件事情，聂荣臻元帅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望汪精卫，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面。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发表了《汪陈（独秀）联合声明》，同一天，又发表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合作才是真的。”

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毛主席等共产党员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并做出了争锋相对的对策。至此，毛主席和蒋介石的斗争全面展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军事斗争问题，毛主席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等人前往湖南省，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组织发动秋收起义。

9月9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期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后来，秋收起义受挫，为了保存和发展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毛主席经过艰难的抉择，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进攻并夺取省城长沙的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及时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中国共产党虽然有了自己的武装，但还很弱小。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西、福建及鄂豫皖等地建立了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

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得到了增强，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

1930年2月，蒋介石亲自组织了第一次“围剿”，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十万军队分多路扑向中央苏区。

那时候，蒋介石虽然以反共起家，建立了反动统治，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并不稳固。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基础，蒋介石四面出击，大肆打压政治对手，甚至对国民党大佬进行了暗杀活动。

此外，为了打击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在举行的编遣会议上，蒋介石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并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实力派的不满。

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李宗仁部和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却均告失败。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助长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1927年8月，蒋介石主持了全国编遣实施会议，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至9个师。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编遣已经让他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决议，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从此，蒋介石取得了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地位，却没有将国民党统一起来，反而加速了国民党内的分裂，激化了他与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纷争不断。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11月，中原大战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中，蒋介石的十万国民党军队却被毛主席率领的红军打得大败而归，就连第九路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活捉。

对于这样的失败，蒋介石很不甘心，尤其是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气焰更是十分嚣张，不久后便组织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率领国民党军二十万人，分四路向江西宁都等地推进。

同样，在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时，毛主席指挥红一方面军，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连续取得了五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何应钦逃回南京。对此，蒋介石十分生气，不信朱毛红军如此难剿灭。

1931年7月，蒋介石决定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自任总司令，在与英、日、德军事顾问一起采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机会。

面对不服输的蒋介石，毛主席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在三个多月的作战中，成功歼灭了国民党的三个师。

9月，就在蒋介石不信邪准备对红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国民党后院起火，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广州宣布反蒋，并出兵湖南。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下令“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撤退。于是，毛主席果断地要求红军乘胜追击，在老营盘和方石岭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外加一个旅。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令张学良不抵抗，致使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的东北。

蒋介石虽然在日军侵占东北的时候，不愿意拨出一兵一卒，但在剿灭红军的时候，却非常慷慨。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蒋介石亲自跑到南昌，亲自指挥这次次“围剿”。

此时，由于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没能亲自指挥红军作战。然而，中央红军还是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了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国民党军3个师，艰难地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得知毛主席被调离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岗位后，蒋介石非常高兴，认为歼灭红军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军队，在占尽空中优势的情况下，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这一次，中央红军是插翅难逃了，因为他认定中央红军绝对不会放弃苏区。

在战斗开始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央红军采取了“拼命主义”，后又发展成为“逃跑主义”。

虽然这样，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还是在局部取得了胜利。然而，中央红军在全局中的失败却更多，最终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毛主席感到痛心疾首。在长征的过程中，毛主席不断地思考着中央红军的前途。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

那时候，为了说服博古，周恩来特意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了一些心里话，大意是：

“你跟我一样，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统帅。在中国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最懂得底层人民的人，你和我都是留洋出身的，理论水平或许没问题，但对中国真实的现状了解得还很不足。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了解中国的人，就是毛泽东，红军的历次兴衰也都证明，只要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一定兴旺，而一旦把他排除出去，红军一定又陷入低潮，这你也是经历过的，只是很多人不想承认而已。”

看到博古还想再辩解，周恩来问：“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博古不假思索就回答说：“这个人很有能力。”

见博古说了实话，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过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地有人想搞垮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反而处处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多少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都被他一一压在了身下。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

听了周恩来的话，博古一下子没有了底气。这时，周恩来又说：“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的确，毛主席是行的。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敌人，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随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西安事变后，毛主席抓住机会，促成了抗日全国统一战线，并在抗战中歼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来了一个大反转。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才主动提出了和平谈判，并愿意将和平谈判的地点放在北平。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和谈的诚意，而是以和谈为幌子，争取时间，却在暗地里布置了长江防线，甚至想利用雨季长江涨水来阻挡解放军渡江的计划。

毛主席虽然愿意为了让人民少受战争的损失接受和谈，但也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及时发起了渡江战役。

4月24日，得知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主席非常高兴，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在毛主席看来，他与蒋介石几十年的较量，已经完全了解了他蒋某人的计俩。他深信，全盛时期的蒋介石都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黔驴技穷，根本就不会再翻起什么大浪了。因此，毛主席才会说出“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事”的话。

事实证明，蒋介石虽然本事不小，但在毛主席的面前却是捉襟见肘。后来，蒋介石虽然也做了一些部署，但在战斗中屡战屡败，于12月带着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败走台湾。

在台湾，蒋介石虽然整天叫嚣着“反攻大陆”，但却最终只是一个梦幻泡影，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而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