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屋大维“自甘堕落”与“独裁者”为伍并大肆清洗元老院贵族时，不知那些被清洗的贵族们是否会想起儿时父辈为他讲述的一个破话共和制度的叫格拉古的“罪人”。

世界上有两种秩序，一种是由成文的法规、律令等构成的明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官方秩序”；另一种则是由每个社会成员基于当时社会环境与个人利益考量做出的选择构成的暗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自发秩序”。

当一个社会的官方秩序至少在整体上与社会自发秩序保持一致时，这个社会就能继续向前发展，反之，当官方秩序与社会自发秩序背道而驰时，这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

而在官方秩序与社会自发秩序背离的时候，便会产生一个社会难题：到底什么是正义？

如果一个人为了不成文的社会自发秩序破坏了成文的官方秩序，他代表的是善还是恶？

如果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用极端的方式阻止了这个试图破坏官方秩序的人，他们代表的是善还是恶？

短期来看，维护官方秩序的人是正义的，因为官方秩序至少在名义上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契约，破坏它等于违背社会契约，而维护它等于维护社会契约的神圣性。

但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这种善恶关系就变得十分模糊了，因为那些以官方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社会契约可能已经过时，而去挑战它的人恰恰是要去修复这种社会契约，使其真正符合社会现实，让官方秩序与社会自发秩序再次相向而行。

长远来看，当官方秩序与社会自发秩序间存在矛盾而相互角力时，最终胜出的一定是社会自发秩序，但这样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不断涌现出捍卫旧秩序的所谓“正义人士”。

罗马共和国，这个有着500年共和传统并一步一个脚印称霸地中海的传奇国度，将用其国祚的最后一百年，讲述一个官方秩序与社会自发碰撞时个体间做出选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

罗马的历史被分为三段：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

其中最精彩，也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的毫无疑问是共和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公民赶走国王小塔克文开始，到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终。

罗马共和国的全称叫“元老院与罗马公民”，从国名便得能出元老院的超然地位，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在事实上承认了贵族群体的超然地位。

但是由于刚刚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没有多少常备军，其军事制度是军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这就导致了那些所谓的元老院贵族虽然看起来高高在上，但是却没有办法用武力强行拿捏平民，要想将这个国家维系下去贵族就必须与平民们合作。

元老院贵族们与罗马平民合作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罗马公民虽没有政治特权，但是也享受一些基本权力，包括选举时的投票权，以及人格的基本保障权，比如罗马公民即便欠下债务也不能被变卖为奴。

第二，元老院虽然是罗马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名义上还有一个同样可以决定国家事务的公民大会，后来，当贵族滥用权力引发平民不满时，又制定了一个由平民组成，可以否决元老院决议的保民官来制衡贵族权力。

第三，平民与贵族之间，在理论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贵族们想要在元老院里有极高威望得亲自领兵上战场，而平民子弟如果在战斗中出彩也有机会跻身政坛。

靠着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相互让步，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始终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也正是因为此，罗马公民才会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感，这帮助他们在战争中不断战胜对手，并在三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打败迦太基后，成为地中海的霸主。

表面上看，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制度设计已经相当完备，贵族与平民之间那种“王与马共天下”的模式，可以一直维系着罗马社会向前走，但是，社会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再完美的制度也会被潜移默化的社会变革摧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发现一个过去运行良好的社会制度逐渐变得不好用了，不用怀疑，根源一定在经济。

接下来登场的几位都是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的弄潮儿，他们将以自己的故事讲述时代的变迁。

前文提到，罗马共和国的地中海霸主地位是靠着在三次布匿战争彻底击溃迦太基确立的，三次布匿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无疑是第二次，迦太基方面涌现了出一个军事天才汉尼拔，他一度打到罗马差点亡国。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共和国的社会主体自耕农大量战死，虽然元老院贵族也有大量折损，但是贵族家族本就庞大，其权力与利益传递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远比除一小块糊口的土地外一无所有的自耕农要强大得多。

战争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贵族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吞下了战争获得土地的大部分，而平民却在付出大量伤亡的情况下没有获得太多利益。

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可以用几十年的和平岁月来恢复，但是战争的胜利又意外地让另外一个群体破坏了罗马贵族与平民间本就脆弱的平衡，这个群体是奴隶。

罗马本就是奴隶制国家，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奴隶这一特殊群体，但在共和国的前中期，国家内的奴隶数量相对有限，且大多从事服务性工作，贵族的奴隶多，平民中“混得好的”也可以拥有一两个奴隶，总之他们无法影响罗马自耕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模式。

但是随着几场大战，罗马共和国内部的自耕农数量减少，而抓获的奴隶数量却大幅增加，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拥有大量土地和奴隶的贵族们找到了一种比自耕农经济更具竞争优势的经济模式：奴隶制下的庄园经济。

由于贵族手上资源更多，可以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生产，并提升生产效率，传统的自耕农经济模式在与新兴的庄园经济模式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而这又加速了占罗马公民主体的自耕农群体的破产，于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庄园里大量没有任何权力被视为与牛马无异的奴隶们在劳作，而城市里，大量失去土地的罗马公民无所事事。

在大量破产的罗马公民涌入城市后，便有人敏锐地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个人叫提比略·格拉古，出生于罗马政治世家，格拉古认为让大量罗马人失去工作在城市里游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经济，想改变这一切也得从经济入手，只有让这群失地农民再次拥有土地，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社会问题。

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人民保民官，随即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改革方案：、

每个家庭的土地最多1000犹格，超出部分上缴国家，国家再从这些土地中拿出每30犹格分给一个平民家庭，这块土地农民可世袭，但是不能买卖以防止贫民再次破产卖掉土地。

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力图从经济这个源头的角度去解决因两极分化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很可惜，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困难，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又岂会将已经到手的利益拱手让人，他们必定想法设法阻止格拉古的改革措施通过。

提比略从一开始就知道由贵族控制的元老院断然不会通过这份损害他们利益的法案，于是他力图绕开元老院直接将法案诉诸于公民大会。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也可以通过法案，但是按照罗马的传统重要事务一般都是由元老院决定的，提比略绕开元老院的做法在无疑打破传统，如果这样的惯例一开，保民官、公民大会系统就能在实际上架空元老院，这甚至比让贵族们交出土地更让元老院的贵族们感到不安。

提比略抓住了制度漏洞给了元老院贵族们一个“惊喜”，但要论抓制度漏洞，提比略又怎么会是元老院的对手。

我们今天说保民官的职责是否决元老院制定的对平民不利的决议，但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保民官否决范围并不仅限于元老院，当提比略·格拉古将自己的改革方案直接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时，元老院贵族直接授意另一个保民官否决了提比略·格拉古的提议。

眼看自己精心策划的计划因为另一个保民官的反对而无法通过，格拉古做出了过激的举动，他驱逐了另一名保民官，并授意公民大会赋予其重大权力来通过法案，虽然格拉古名义上拿到了公民大会的授权，但是几乎所有政府人员都拒绝配合格拉古，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展开。

当时保民官的任期只有一年，元老院的计划拖到他的任期结束，改革方案将自动搁浅。

但格拉古并不想就此束手就擒，他宣布将参选下一届保民官。

保民官还能连任？这在当时的罗马又是一件新鲜事，罗马法并未禁止保民官连任，但以往的保民官都自觉遵守只干一年的传统，而提比略格拉古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进选择再次打破传统。

提比略在民众中威望极高，如果寻求连任成功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提比略此举无疑更加刺激了元老院贵族们，一个传言开始在罗马城传开：提比略·格拉古想要称王。

公民大会召开当天，提比略·格拉古身着丧服，意在告诉民众自己若竞选失败就一定会被杀，但元老院贵族们也早有准备，他们先是纠结了一群流氓拿着木棍阻拦支持提比略的民众入场，而后为了防止夜场梦多，参与公民大会的元老院贵族们竟自己动手，用板凳直接打了格拉古。

提比略·格拉古死后10年，其弟弟盖约·格拉古再次竞选保民官并希望将哥哥的改革继续推进下去，盖约搞出的动静更大，但是已经“轻车熟路”的贵族们采取的镇压措施也更狠，盖约和他支持者们共计约3000人死于元老院贵族们组织的私人武装。

格拉古兄弟改革虽然被镇压，但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为了平复平民群体的怒火，元老院贵族们不得不对平民群体做出了部分让步，一些平民确实分到了一些土地，但是这个分土地的方案与格拉古的方案比起来已经是阉割再阉割的版本了，除此之外，罗马政府还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向没有工作的罗马公民提供低价粮，以保证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妥协性改革措施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改革所带来的效果很快消散，而更严重的问题已经在前方等着罗马了。

提比略·格拉古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通过改革，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流民问题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自建立以来，实行的就是军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罗马公民平时为民，战时自备武器装备从军出征。

但是这套军事制度本身就是与罗马共和国自耕农经济相匹配的，它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大多数罗马公民都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在罗马参军可是得有财产限制的，没有土地的流民连参军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大量的自耕农破产，在共和国的后期，罗马这个以武立国的国度竟然开始面临兵荒。

彼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建立霸权，大量被征服的地区成为罗马的行省并供养着罗马，要让这些行省乖乖交税，得有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如果兵荒长期持续，那么罗马的霸主地位将很快被掀翻。

格拉古给出的方案在分发土地后，大量罗马公民将再次拥有加入罗马军队的资格，从而解决罗马的兵荒问题，但是这一解决方案被元老院贵族们用板凳给否决了，如今兵荒愈演愈烈，就只能选择最危险的那条路了。

马略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但不好的出身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还培养了他野心勃勃的性格，罗马共和国的重大变革即将在他的手中成型。

马略早年投身行伍，坚韧、狡诈的性格让其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但是他所在的那支罗马军队却已经被旧制度与新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折磨的战斗力锐减，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吃瘪。

面对这一切，当选为执政官的马略决定在军事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只要是罗马公民均可以参军，不再设置财产限制，士兵的武器装备改由国家提供，并且士兵参军打仗也不再只能分战利品，也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可拿了。

这样一来，罗马的军人变成了一种职业。

军人变成职业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职业军人战斗力更强，罗马在对外战争中的优势更明显了，但坏处同样可怕：以往那种兵民合一的公民兵制度下，将军和士兵都是临时的，这样的军事模式下，军阀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但随着军人的职业化，军人和军官之间将变成一个朝夕相处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利益共同体长期存在，元老院就很难再控制住他们了。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马略多次试图说服元老院给他的老兵多分点土地，释放出魔鬼的马略正在朝着初代军阀的方向飞奔。

但是他的小心思又岂能逃脱得了元老院贵族的“法眼”，在军中有威望的人又不止你马略一个，元老院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对抗马略的人，他的名字叫苏拉。

苏拉虽然也是破落贵族出身，但是却不同于马略“大老粗”的形象，他比较喜欢文学和艺术，所以与元老院贵族们也更能谈得来，苏拉曾在马略麾下服役，在战场上也展现出了高超的军事天赋，有足够的能力对抗马略。

公元前88年，马略与苏拉将就谁来担任罗马远征军统帅的问题进行一次抽签，在元老院的授意下，最终苏拉获得了领兵出征的权力。

这一结果决定让马略非常不满，他组织召开公民大会，推翻了元老院任命苏拉为统帅的决定，苏拉当然不同意这一结果，于是号召自己在政府内的支持者停止工作。

面对苏拉的不配合，马略玩了一出“狠”招，他直接组织人不断刺杀苏拉派成员，感受到巨大威胁的苏拉前往马略家认怂，表示支持马略当军队统帅。

但是，就在马略有些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的“非常手段”起作用的时候，苏拉却已经悄悄出城，并来到军中强行接管了军队，而后苏拉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手笔可比马略大多了，此时的他根本不屑于搞一些类似于暗杀的小手段，他选择直接率军攻打罗马城。

这是罗马自建成以来第一次被自己的军队袭击，没想到苏拉手段如此凶残的马略仓皇逃脱，留在城中的马略派人士被苏拉清洗一遍。

而后苏拉领兵出征，马略则也组织军队重新占领罗马城，这回又轮到苏拉派倒霉了。

完成平叛的苏拉又再次领兵反攻罗马，罗马这座自一个多世纪来从未被威胁的强国都城在短短十年内内连遭战火。

马略与苏拉这对老冤家的对抗最终以苏拉胜出而告终，苏拉除对马略派再次清洗一遍外，还强迫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官，此时的罗马军团皆在苏拉手中，元老院已经不可能再违背苏拉的意愿了。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苏拉在实现大权独揽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大幅提高元老院权力和削弱保民官权力等，独裁者苏拉在重新把贵族权力拔高后，竟宣布辞去一切职务，归还权力与元老院。

苏拉在离任时，以一个拯救国家、恢复共和制度的英雄自居。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当官方秩序严重违背社会自发秩序时，无论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维护那些已经严重与社会脱节的制度，这些制度都将很快被架空，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苏拉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他与马略是初代军头，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代。

在苏拉第二攻入罗马城对城中马略派进行清洗时，有一个少年因为婚约问题也被定义为马略派，苏拉对这个少年很宽容，只要他同意解除婚约，就可以不受牵连，但这个少年拒绝了苏拉的“好意”，连夜逃离罗马城。

据说，苏拉目睹了这个少年逃跑的过程时表示：在他逃跑的背影中，我看到了一百个马略。

苏拉的预言成真，这个少年的手段确实比马略厉害一百倍，他的名字叫做凯撒。

逃出罗马的凯撒一直在各行省游学，当听到苏拉死讯后，凯撒立刻回到罗马城，并以其出色的口才为自己辩护进而洗刷了冤屈，才思敏锐的凯撒很快在罗马政坛积攒了不小的影响力。

当时的罗马政坛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是庞培和克拉苏，二者都是苏拉的部将，这两个人能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充分说明了苏拉所谓将权力归还于元老院就是个笑话，军人职业化后，元老院再也没有能力去控制军阀了。

庞培与克拉苏二人中，克拉苏较为弱势，所以为了对抗庞培，他扶持了政治新星凯撒，三人组成了前三巨头联盟，共同执掌罗马的最高权力。

凯撒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领兵出征的机会，他高超的军事天赋在这一过程中显露无遗，整个高卢地区均被其征服。

而三巨头中的另外一个克拉苏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在远征安息时直接死在了战场上。

于是，三巨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又到了元老院贵族们选边站的时候了，他们很快决定支持愿意与自己合作的庞培去对抗有强烈自主意识的凯撒。

拥有元老院支持的庞培可以随意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案，比如让凯撒提前结束在高卢的任期，甚至宣布凯撒为公敌。

公元前49年，庞培与凯撒间的矛盾终于变得不可调和，眼看元老院铁了心要把自己召回罗马搞死的凯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反攻罗马城。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以往一直表现的咄咄逼人的庞培和元老院根本就没有做好与凯撒开战的准备，内战一开始，庞培在稍作抵抗后便撤出意大利半岛，凯撒顺利占领罗马城。

占领罗马城的凯撒一不做二不休，强迫元老院任命自己为终身独裁官，到这里，罗马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已经无比清晰了：谁拥有军队，谁说话就算，但元老院的贵族们仍想放手一搏，至于方法嘛，还是老办法，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元老院贵族们决定：刺杀凯撒。

公元前44年，共和派贵族们以让凯撒宣读一份陈情书为由将凯撒骗至元老院，这份所谓的陈情书是假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借机干掉凯撒。

凯撒在宣读陈情书时，共和派一拥而上，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将凯撒刺死。

时隔90年，元老院贵族以当初对付格拉古兄弟的手段对付凯撒，但是这次事情可没那么容易过去了。

在凯撒与庞培对抗期间，一直有一个人在居中调和，这个人表面中立，但是在发现凯撒在军中威望更高且比较独断专行后，逐渐开始偏向庞培，这个人叫西塞罗。

西塞罗与庞培不同，他没有军中履历，能在罗马政坛上混得风生水起靠的是他的雄辩能力。

西塞罗是共和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共和国的后期，他逐渐成为了共和派的精神领袖，参与刺杀凯撒的那60多名贵族中，有一大半是西塞罗的支持者。

凯撒被杀后，贵族们认为凯撒麾下的军队会因为群龙无首而作鸟兽散，而罗马公民们会因为自己干掉了“独裁者”，维护共和制度而对自己赶紧涕零。

但这次，他们全猜错了。

凯撒死后，他的部队继续团结在卫队长安东尼和骑兵队长雷必达周围，而民众不但没感激共和派干掉了“独裁者”凯撒，还因为这些贵族们用卑劣的手段杀死凯撒而感到无比愤怒。

这次他们玩砸了，这样的局面令贵族们始料不及，他们得赶紧想办法去对应虎视眈眈的安东尼和雷必达，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根“救命稻草”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根据凯撒的遗嘱，他的继承人是屋大维，此时的屋大维只有18岁，在军中威望远不如安东尼和雷必达，这泼天的富贵能不能接得住，就要看屋大维的手腕了。

接到凯撒的死讯后，屋大维立刻从军中赶往罗马，并多次发表演讲，赞扬凯撒的高贵品德，这么做的真实目的一是向所有人宣誓自己凯撒继承人的身份，二是获得凯撒旧部的好感。

但是屋大维毕竟资历太浅，他需要时间去消化凯撒留下的巨额遗产，如果他直接去找安东尼和雷必达，就等于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之地，所以屋大维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他反而先去与共和派接触。

如果直接找刺杀凯撒的那群共和派也不行，因为这样又会让凯撒旧部厌恶，于是，屋大维选择了最巧妙的中间路线，他找的人是没直接参与刺杀凯撒的西塞罗。

面对屋大维抛出的橄榄枝，西塞罗马上接住，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赞美屋大维。

但屋大维找西塞罗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为与安东尼和雷必达接触时增加筹码，筹码拿到后，屋大维找到了安东尼和雷必达，这二者为了不让屋大维彻底倒向共和派，愿意与屋大维共享权力，靠着这一波操作，屋大维在不到2年时间一跃成为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于是，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组成了后三巨头联盟，在坐稳权力宝座后，屋大维立刻同意了安东尼对参与刺杀凯撒的元老院贵族进行清洗的提议，虽然经历了马略与苏拉的内战，贵族们已经被清洗了好几波，但由于这次准备最充分，这一波清洗也最为彻底，基本把统治罗马共和国上百年的政治世家连根拔起了。

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刺杀凯撒，且也算不上政治世家，但是由于他的影响力太大，所以也被安东尼确立为重点清洗对象。

在完成了对西塞罗等共和派的大清洗后，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的三人同盟也自动走到了尽头，在接下来的内战中，屋大维先后战胜了雷必达和安东尼。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屋大维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君主，到这里，罗马的共和时代正式终结，接下来是帝国时代。

一个人、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从出现到繁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从繁盛到衰落，再到灭亡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罗马共和国的自耕农大量破产，庄园奴隶制经济取代自耕农经济的那一刻起，共和制度的丧钟便已经敲响，只是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格拉古兄弟到屋大维，元老院贵族的敌人不断更迭，而他们在对付这些敌人时也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

面对格拉古兄弟时，贵族们能堂而皇之地动用私人武装打死对方，并宣称对方是公敌；对付马略时，他们得花大力气去扶持一个军中的苏拉了；待到凯撒崛起，元老院贵族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付这股新兴力量了，所以只能搞暗杀；而在面对屋大维时，贵族们连暗杀的机会都没有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元老院贵族们此时彻底沦为了待宰的羔羊。

逆时代潮流而动着，日子一定会越来越难过，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铁律。

就算元老院贵族们拥有大量财富和随意制定政策的特权，时代的大变局也会让这些在以往看似无解的能力变得一文不值。

时代在抛弃元老院贵族前，是打过招呼的，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充耳不闻。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建制派浪潮，自冷战结束靠着金融与全球化崛起的一群政治、经济精英本来是世界秩序的绝对主导者，他们控制着全球经济的上游，控制着各国议会，也控制着世界舆论的主导权，他们以损害本国人民利益为代价从全球吸血，他们的统治看似坚如磐石，但事实上，他们正在以过度金融化的方式掏空着自己国家，他们正在为自己掘墓。

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见证了过度金融化的恶果，建制派精心编织的那个美丽的梦，破碎了。

而在建制派主导的社会秩序下利益受损的民众则借机联合起来，他们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行动，誓要将旧秩序摧毁。

2016年，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敏锐地感知到了建制派的脆弱，任谁都没有想到，特朗普这个政治素人仅靠几句反建制派的言论，就一路披荆斩棘，将布氏家族、克里顿家族这样的政治世界挑落马下。

原因无他，天下苦建制派久矣。

自特朗普之后，西方世界反建制派运动此起彼伏，尽管建制派手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资源，但是对付这些他们昔日瞧不起的“大老粗”时，他们却往往显得捉襟见肘。

自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一刻起，建制派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就注定崩塌，区别仅仅是时间早晚而已。

反建制派运动是一场由各国底层民众发起的，已经持续近20年，日后还将继续持续的运动，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它只会愈演愈烈，建制派们错误地认为这样的局面不过是一些“野心家”煽动的结果，并幻想只需要让这些“野心家”消失就能恢复建制派主导的世界秩序，但这完全是痴人说梦。

以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让自己的对手“闭嘴”，只会让世界反建制派浪潮来得更为汹涌。

世界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已经被时代抛弃，却还浑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