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结束了对陕西的巡视回到南京，此番朱标西巡是带着任务去的，他要替父亲朱元璋去看看曾经的汉唐旧都长安如今还有几分成色。

因太子朱标在此番西行后不久便突发疾病逝世，很多人据此臆想西安本有再次成为大明都城的机会，只是因是太朱标之死而未能成行。

但事实上，太子朱标在游便关中后便明白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长安再也不是当年的长安了，西巡的后半程，朱标的重点考察对象已经是洛阳了，在病重时，朱标依旧念念不忘的那个都城也已经从长安变成了洛阳。

朱标并非死在西巡路上，而是在回到京师后不久突然染疾而亡，他是有时间就这次考查给出答案的，朱标的答案是：西安（长安）肯定是不适合再做都城了，洛阳还可以考虑，但如今的洛阳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洛阳。

孕育了汉唐盛世的古都长安为何在有明一朝难堪都城大任？同样是古都，为何朱标认为洛阳的情况要比长安好上一些？

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一件事：漕运。

《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开头以一个计算机模拟专家与叶文洁女儿杨冬的对话来诠释生命的力量：如果地球上不曾诞生生命，它将不再是一颗蓝色星球，它的表面将如金星、火星一般，不要以为生命只能被环境塑造，生命同样可以塑造环境，生命的活动在漫长时间的叠加效应下会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树的山比没树的山抵御风沙的能力更强，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到数百万年，这样的两座山命运可能截然不同。

人，作为最具创造性的生物，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环境。

水是生命之源，地球上所有人类文明的起源无不是围绕着水展开的，对水的改造是人类尝试改造自然的开始。

即便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业社会，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华帝国便开始了对水系的改造，通过人为干预改变水的流向，以此来通过水运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蒸汽机发明前，陆运与水运的成本差距是不可想象的，想要在人力、畜力为主的农业社会造一座超级城市，不借助水的力量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大唐陨落400年后，大明太子朱标得出长安的辉煌很难重现的原因无他：汉唐时期围绕长安建立的漕运系统早已破败不堪且没有重建价值，之所以说它没有重建价值，是因为在当时，那套系统早就已经不是漕运最优解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长江流域被大规模开发前，中华文明的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黄河展开的。

黄河自西向东奔流入海，两岸居民的很多行为都与这条大河息息相关。

以关中平原核心的秦帝国之所以选择咸阳为都，就是因为看重它临近渭水，渭水是黄河支流，不但灌溉了两岸的农田，也方便两岸居民的流动和货物的运输，待秦帝国完成军事帝国转化后，渭水亦成为了秦帝国运兵运粮的最强助力。

虽然有商鞅变法加持的秦帝国最擅长搞全国一盘棋的大工程，但最开始大规模改造境内水系的却不是秦国。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与齐、晋争霸，征发全国民夫开凿连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

邗沟也成为了中国古代运河工程的起点，日后所有王朝重启运河工程，疏通邗沟都是重点任务之一。

除吴国的邗沟外，魏国也以都城大梁为核心，修建了起于荥阳，终于宛丘的鸿沟，日后楚汉议和，便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

鸿沟除方便交通运输外，还有促进周边农业生产的作用的，而这种为农业生产而建造的水利工程，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普遍，如郑国渠、都江堰等。

秦统一六国后，理论上有更大的能力去搞更宏大的水利工程，但由于秦国祚太短，且干的事又太多，导致其为后人称道的水利方面的大手笔并不多，但纵然如此，秦在南征百越的过程中，还是小小地展示了一下“基建狂魔”的实力的。

由于入百越道路崎岖难走，秦始皇在湘桂之间开凿灵渠以保证南征大军的后勤。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片土地上的人便敏锐地察觉到，通过大规模建设水利工程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人们实现改造自然之力为己用的最好方式。

秦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造成了一个后果，由于中央收缴了地方的权力，偌大国家的财税、信息、人事任免等事务都要由中央决定，中央所在的都城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才能在新模式下维系国家的运转。

单单是为这一庞大的官僚系统提供后勤保障就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刘邦统一天下后定都长安，长安亦临近渭水，可通过秦留下的渭河漕运汇聚关中钱粮。

西汉刚刚建立时，天下疲敝，关中也不例外，丞相萧何上朝竟一度要乘坐牛车，靠不富裕的关中支撑起统领全国的中央官僚体系显得十分吃力，长安米价一度飞涨。

面对粮食不够的难题，刘邦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从关东运粮到关中，但从关外运粮需经过水势湍急的三门峡，效率较低，好在汉初的整体治国理念是黄老之术，京师官僚系统人数并未过份膨胀，每年从关东过三门峡运往关中的粮食不过十几万石。

但随着武帝时期汉帝国整体治国思路发生根本性改变，都城长安不但官僚规律急速膨胀，且关中地区频繁出现军事调动，需要消耗的粮食自然几何倍增长。

为了应对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汉武帝下令整修三门峡漕运，修建漕渠，使三门峡航运效率大幅提高，粮食消耗最重的那段时期，由关东运往关中的漕粮一度达到惊人六百万石每年。

但无论如何完善漕运系统，三门峡都是客观存在的，由关东向关中运粮终究是一项成本极高的活动。

王莽之乱后，长安经历绿林、赤眉等势力的反复蹂躏变得破败不堪，光武帝刘秀认为长安已经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于是改在洛阳定都。

刘秀放弃了汉高祖的“龙兴之地”长安，而选择在洛阳定都也不全是因为此时的关中已经破败不堪，还有一个原因也同样重要：洛阳漕运不用过三门峡，关东钱粮汇聚到洛阳成本比汇聚到长安要小。

司马懿杀曹爽独揽曹魏政权大权后，淮南地区发生过三次大规模反司马氏兵变，史称“淮南三叛”。

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三次叛乱均发生在淮南？

淮南是曹魏政权对峙东吴前线，是镇东将军治所所在，拥有相对充足的兵源，这是其一。

淮南远离司马懿旧部所在的关中，也远离颍川士族深度控制的洛阳，司马氏影响力相对较弱，这是其二。

但如果仅有以上两点，并不足以让淮南地区的将领敢于接二连三地发起反司马氏的军事斗争。

淮南地区敢于接二连三地掀起反司马氏军事斗争的第三个，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原因是：淮南地区经过改造，粮食已经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而说起这一切，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日后暗渡阴平灭蜀的名将：邓艾。

邓艾的高光时刻发生在如神兵天降般包围成都的灭蜀之战，但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被司马懿赏识则是因为他关于战区屯田的建议。

当时的淮南地区因为连年战乱土地荒芜，而淮南又是曹魏对抗东吴的前线，是必须要部署大量兵力的。

如果从其他地方运粮，必然构成一个巨大的后勤成本，为此，邓艾建议开凿运河，引黄河之水入汴河，既可方便向淮南地区运粮，又可灌溉两岸农田，大幅提高粮食产量。

通过邓艾的水利工程，淮南地区成为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战区，强大的产粮能力支撑起淮南地区的势力在短时间内组织起了三次对司马氏的大规模反叛。

淮南的产粮能力已经通过“淮南三叛”初露峥嵘，但这远远不是淮南的极限，邓艾不会想到，他这个为了对抗东吴而提出的建议，会在7个世纪后催生出一个叫汴梁的超级城市。

历史总是在无声中演化。

历史的行走就如同黄河的流动，总方向是自西向东不假，但是中途要经过无数波折，历史长河中随意一个小逆流，都有可能左右一个人，甚至一个王朝的命运。

在此多说一句，投资时即便认定大方向是对的，也得留足预备资金，因为短期的波动是谁也控制不了的。

在南方被大规模开发前，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还是在黄河流域，而在唐以前，黄河流域最有资格成为都城的仍是两座城市：长安、洛阳。

二者相比，长安的安全性更高，而洛阳的交通更便利，所以经历乱世杀出来的王朝更愿意选择长安，而短暂动乱后国家很快稳定的王朝更愿意选择洛阳，包括前期以长安为都城的王朝在经历大发展迎来盛世后也有迁都洛阳的冲动，原因并不复杂，长安的漕运实在是比不上洛阳方便，洛阳能更方便地养活一座超级城市。

西晋崩塌后，北方大乱，各胡人、汉人政权打成一片，就地割据，关于都城问题也就没什么挑三拣四的余地了。

前赵都城在长安，后赵都城在邺城，前燕都城在邺城，后燕都城在龙城，前秦都城在长安。

一番大乱后，实现北境统一的北魏，在稳定住局势后亦迁都洛阳。

无论是胡是汉，如果政权做大为全国性，大多还是愿意选择长安或洛阳为都城的。

待到六镇起义断掉北魏统治基础，高欢的北齐与宇文泰的北周分别选择邺城和长安作为都城。

北齐和北周选择都城的过程很有意思，北周最初势力范围只有关中，所以在都城这个问题上只有长安一个选项，这一点与北周的内部只有一个最强势力关陇集团很像。

而北齐不同，洛阳、邺城以及晋阳（北魏旧都）都可以作为备选项。但北齐都城备选项多，其内部势力也多，最先支持高欢的河北大族希望定都邺城，旧北魏贵族希望定都洛阳，高欢的怀朔镇老兄弟和部分旧尔朱氏人马希望定都晋阳。

按理来说，想要充分调度地域如此之广，人口如此之多的北齐，古都洛阳最合适，但尴尬的是旧北魏势力高欢无法完全控制。

高欢扶持起来的孝武帝元修甚至一度以洛阳为基地准备跟高欢火并，在洛阳任职的高欢心腹高乾，被孝武帝堂而皇之地给杀了。

因为搞不定洛阳，高欢只得无奈选择以邺城为都城，并把洛阳周边百姓迁到邺城和晋阳，这与日后杨坚因为感觉到可能控制不住邺城而直接把邺城给毁了有异曲同工之处。

长安如果仅仅作为关中政权的都城，物资供应不会有任何问题，关中平原的物资通过渭水漕运系统运至长安非常方便。

也正因为此，以关中为都的北周拳头能越攥越紧，而境内势力太多的北齐却不断内耗，最终导致北周以弱胜强，灭了北齐。

北齐灭亡后，其实以长安控制整个北方就显得有些吃力了，更不要说灭南陈后隋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

坐稳天下后，杨广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迁都洛阳事宜了，道理还是那个道理，洛阳的漕运更便利嘛。

西晋灭亡后长达300年漫长乱世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如今之江南也不再是往日那个远离文明核心区的“蛮荒之地”了。

江南的第一次大规模建设发生在东吴时期，当然了，更早的春秋战国的楚国也可以算是开发建设江南的奠基者，但将荆、扬二者彻底开发，并深度影响岭南的，还得是孙吴政权。

晋灭吴统一天下时，江南已经得到了初步开发。

八王之乱后，各胡汉势力打成一片，北方汉人开启了第一轮大规模南下，这些南下的汉人不乏世家大族，他们的南下将一些先进技术、文化也带到了江南。

在长达近3个世纪的南北对峙中，江南地区被大规模开发，人口大量增长，经济、文化也获得重大发展，隋灭南陈统一全国时，南方除了军事不及北方，在经济、文化上都不弱于北方。

7世纪的中国统一有点类似于秦灭六国，从北周灭北齐，到隋灭南陈，中间还不到20年。

但此时作为统一主体的北周—隋政权与被统一的北齐、南陈政权在经济上的差距是要远大于秦与关东六国之间的差距的。

秦发起统一战争时，秦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都是毫无疑问的七国榜首，只是把关东六国算成一个整体才比秦国多一些。

但此时情况可不一样，从经济角度看，北周既不如占据整个关东的北齐，也不如经过充分发展的南陈，北周的胜利完全是军事上的胜利。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以上所说的所有南方都指东南，在衣冠南渡后得到充分发展的也是东南地区，西南巴蜀地区相对封闭，受外界的影响不大。

杨广是灭陈战争的总指挥，他十分清楚江南地区的经济早已今非昔比。

作为帝国的总设计师，他预想的帝国各部分工是：关东出人，江南出钱，关中出兵。

而他杨广要居中调度，而要想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居中调度，如果还以关中的长安为中心，显然不是效率的最优解，经济发达的江南的钱粮运到洛阳与运到长安的成本是截然不同的。

以往杨坚为了维持“关中本位”的战略思维，愿意去承担这种效率上的浪费，但杨广不这么认为，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是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后，杨广通过大运河工程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打通，让这些水系都能与洛阳相通。

后来杨广为了完成代表其武功的战争表演：远征高句丽，将大运河修到了涿郡。

杨广自己或许没有发现，他的大运河理论上确实让洛阳变成了天下漕运的中心，但那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你隋朝的都城在洛阳。

大运河已经把天下最富庶的两个地区：关东和江南连成一片，如果抛开政治因素，洛阳，好像也不是那个航运最优解了。

之前的文章提到过，隋末大乱时，李唐政权为何能实现快速统一，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父子不用费力去组建自己的班底，他们直接接管了关陇集团，并因此在大乱世获得了“先发优势”。

李唐王朝既然借助关陇集团的力量夺了天下，他就不可能彻底放弃关中本位，都城所在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集团的核心利益，所以尽管李世民可以通过在朝堂上给关东人士安排更多席位等方式去拉拢安抚关东人，但在都城所在地这个问题上，他也必须与关陇集团保持一致。

某种意义上讲，定都长安，又是一个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逻辑而做出的决定。

随着长安官僚体系的膨胀，有唐一朝的皇帝经常遇到一件尴尬的事：长安的饭不够吃了，皇帝得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

自然规律可不会照顾谁的政治需求，效率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向关中运粮就是得过三门峡，这个难题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几乎是无解的。

唐玄宗时期，唐帝国发现了淮南地区的经济价值，修建连接关中与淮南的漕运，这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向关中运粮的效率。

邓艾屯的田，在400多年后，暂时解决了李唐官僚系统的吃饭问题。

但说淮南往关中运粮使得效率得到提高，这是跟以往比，与其他一些航线比，这条运粮道路依旧是效率低下的。

杨广，这个一生要建立“大业”的皇帝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一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功业”大运河成功将河北、中原、江南这一大块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区域连在了一起，而关中的重要性也随着大打折扣。

他才是关陇集团的掘墓人。

杨广耗尽心血完成的大运河工程成功加剧了唐帝国的经济失衡，使得其政治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成为经济上的劣势区。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可能导致割据，但并不等于一定会导致割据政权出现，这些都只完成了割据的第一步，既想割据，想要真正完成割据，还得做到能割据。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拳头说话了。

在关东地区完成经济独立，文化独立后，还得有一些事情帮助其完成军事独立。

一般而言，我们将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为李林甫养肥了安禄山，杨国忠逼反了安禄山。

但李林甫也好，杨国忠也罢，以及他们背后的唐玄宗，都是绝顶的聪明人，如果安禄山真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一纸诏书就能随意拿捏，这些人会眼睁睁地看着问题一步步恶化吗？

当初，当突厥人为李世民上尊号“天可汗”时，他曾骄傲地表示：我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问题，且没像汉武帝一样弄得天下疲敝。

他说的没错，他那套以夷制夷的手段确实比汉武帝一切自己出兵打的战略省成本，但李世民没想到的是，“天可汗”模式也有漏洞，只要凑齐了某些条件，别人也可以成为小版的“天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