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过于厚重的词汇，它承载了太多后人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本身就有可能扭曲真实的历史。

所有读史的人都希望透过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为自己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读到的历史是否会失真？它又是否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必须通过文字这一载体才能呈现在后人面前，而文字又必须由人来写，是人就有好恶，就有倾向，人的第一属性是社会性，所以只要是人就一定会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史学家也不能免俗。

后人对于史学家最高的赞誉是“秉笔直书”，但人都有立场，你认为的“直”，如果换个立场又何尝不会变成“曲”呢？

既然史官写史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倾向性，那么想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我们在读史时就要把史官们的倾向性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社会是灰色的，是混沌的，但人的思维又天生喜欢追求简单化，直接化，所以对于历史人物，人们往往会简单粗暴地给他们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

史官因为个人倾向性和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书写历史人物时也得在最开始就给他们贴上一个好人标签或坏人标签，然后分别按照“好人模板”和“坏人模板”来写。

给历史人物添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奇闻轶事，是史官们达到更生动地将一个人塑造成好人或坏人效果的惯用手段，其好处是这些奇闻轶事对于历史进程并无多大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种大人物身上的奇闻轶事当成一种史官们惯用的修辞手法。

如果仅仅是添加奇闻轶事还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塑造的足够丰满，那么史官们会选择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进行修改，高明的史官不会在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上颠倒黑白，因为这样的大事影响甚广，影响甚广的事都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改动其中一处就必须把其他很多地方也一并进行修改，否认然逻辑链条上就会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样的工程量太大，且很容易弄巧成拙。

因此，在读史时，我们一定要清楚，大人物的奇闻轶事和发生在他们身上不影响历史进程的小事，有很多都是史官为将其塑造成标准的“好人”或“坏人”形象而强行加上去的，千万别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上。

安禄山、史思明，作为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作为让大唐盛世崩塌，让天下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后人无论怎么“黑”他们都不为过。

为了给安史二人套上最高级别的“坏人模版”，安史二人相对无关紧要的早年经历肯定已经被改的面目全非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尽可能地还原安史二人的早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费力去还原安史二人看似无关紧要的早年经历呢？因为不这样做就无法解释史思明夺取“燕”政权后的一系列“神”操作。

先说结论吧，安禄山早年经历中的“名场面”偷羊，应该是后人为了“黑”安禄山而加进去的，但“偷羊”这件事也并非彻底是凭空想象而来的，比较反常识的是，第一个“黑”安禄山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好兄弟”史思明，而那个卑微到偷羊的人，也不是安禄山，而是他的“好兄弟”史思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书中对安禄山、史思明二人早年经历的记载吧：

安禄山，营州人，其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早年丧父，后一个叫安延偃的将领娶了其母亲为妻，安禄山也就在安延偃家中长大，安延偃所在的突厥部落以其弟将军安波至为首领。

后营州突厥人发生内乱，安延偃一家不得不逃离营州，投奔至岚州的将军安道买（粟特人）处，安道买的儿子官至岚州别驾。

安禄山10几岁时，以自己寄人篱下为耻，想要去建立一番事业，于是与安波至的儿子安思顺结为兄弟，而后离开了安道买家族。

离家后的安禄山因为通晓胡人语言，在丝绸之路上当“互市郎”，给来往商人做翻译。

之后10多年里，安禄山的经历空白，再次出现时，安禄山就因为偷羊而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抓住并准备杀死了。

安禄山在要被杀死前大喊：将军难道不想消灭几个胡人部落吗？为什么要杀我这个有用之人？

张守珪于是收留安禄山在自己帐下行事，张守珪总是嫌弃安禄山太胖，安禄山十分畏惧张守珪，所以不敢多吃，安禄山因为做事机灵，一路高升，不到十年内就成了幽州节度使。

是不是对于一系列人名地名感到很乱，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安禄山出生的营州可以算东北地区，安禄山目前改嫁的安延偃家族虽然生活在突厥人聚居区，但是他们家族是粟特人，由于粟特人曾长期被突厥人统治，粟特人的中有很多已经突厥化了，与突厥人生活在一起的安延偃家族应该就是这一类型。

安禄山一家后来投奔的安道买家族所在的岚州则这更接近于西北地区，安道买家族也是粟特人，而从安道买的儿子官至岚州别驾，可以看出其家族在岚州当地可能之大。

介绍了这些基本情况后，大家对于安禄山早年经历应该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现在再来看看史思明：

史思明，也是营州人，突厥族，与安禄山是同乡，童年时常伴左右，后来安禄山举家去了岚州，史思明因为通晓胡人语言，则在当地做了一名互市郎。

史思明因为欠债还不上流落到草原，有一次被奚人抓住，史思明谎称自己是大唐使臣，骗的奚人好吃好喝招待，返回时又哄骗唐军奚人要进攻，借唐军之手把奚人除掉。

在安禄山因为“偷羊”事件被张守珪收入麾下后，史思明与安禄山一同去抓胡人俘虏，只要他们二人行动就没有抓不到俘虏的时候，后来史思明就随着安禄山一路高升。

按照正史的记载，安禄山与史思明是是真正有缘人，二人少年相识，都会六藩语，都当过互市郎，兜兜转转一大圈后又都回到了张守珪麾下，并得以一同建立功业。

如果安禄山、史思明二人的人生经历真如史书上记载的那样，那这二人真是“天选”的兄弟，但只要稍一分析就会发现《旧唐书》、《新唐书》中关于安禄山、史思明早年经历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安禄山的亲族。

关于安禄山人生至关重要的10年，既从离开安道买家族到“偷羊”被张守珪抓住，史书上的记载模糊不清，《旧唐书》以一句“为互市郎”就一笔带过了。

但《旧唐书》在描写安禄山离开安道买家族时，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安禄山与安波至的儿子安思顺结拜了。

而安禄山结拜兄弟安思顺的在接下来10年中的人生履历可与安禄山明显不同，安思顺在与安禄山结拜后，也离开了安道买家族，但他可不是像安禄山一样去做一个“互市郎”，而是前往垄右前线投军，且在投军第二年就在与吐蕃军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在西北从军的第十个年头，安思顺升至洮州刺史，兼莫门军军使，麾下兵5500，马2000，职位已经不低了。

如果单单从安禄山的结拜兄弟安思顺在垄右一路高升这一点是不足以证明安禄山在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那关键的十几年间“混得也不错”的，因为结拜兄弟安思顺在军中担任要职与安禄山当互市郎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但安禄山的身边人中，还有另外一个“巧合”，这个巧合来自于安禄山的“贵人”张守珪。

安禄山因“偷羊”被张守珪抓住发生于开元二十年（732年），这一年是张守珪第一年到幽州上任，而在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前，他的活动区域并非幽州所在的东北地区，而是在西北的河西地区，任务也是对抗吐蕃。

让我们整整队：安禄山的结拜兄弟安思顺与安禄山的老上级张守珪曾经一同在西北地区对抗吐蕃，张守珪改任幽州节度使第一年，已经当了十几年互市郎的安禄山就恰到好处地因为偷羊被张守珪给抓了，而后又因为安禄山说了几句不着边界的话，张守珪不但把安禄山留在身边，还对他相当重用，日后还认他为义子了。

如果以上全部为真，那么安禄山的前半生就是放着已经身居要职的结义兄弟安思顺不去投奔，而在互市郎这个职业上蹉跎了十几年岁月，这明显是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家伙。

但在幽州被张守珪抓住后，安禄山又因为脑子极度的好使，为人极度的机灵，从一个快要被杀的偷羊贼，用十年时间一路逆袭幽州节度使。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吗，唯一的解释就是安禄山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大彻大悟了。

以上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这些条件完全成立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

正史中的安禄山的早年经历，怎么看都是标准的“坏人模版”：出身卑微、品质低劣，靠阿谀奉承取得功名利禄。

非常符合安禄山大恶人的形象。

但如果综合安禄山、安思顺、张守珪等人的经历，我们按照常理推论，安禄山的形象和早年经历应该是这样的：

安禄山的父亲本就在粟特人中有不低的地位，证据是安禄山父亲死后，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偃是娶安禄山的母亲为妻，而不是纳妾。

娶妻和纳妾有什么区别呢？娶妻同时标志着继承了女方家族（也包括亡夫家族）的财产，安禄山母亲和小安禄山很可能是“带资”进入安延偃家族的。

安禄山所谓耻于寄人篱下继续待在安延偃家，更可能只是一个说辞，真实的原因是稍微长大一些的安禄山要带走亲生父亲带来的“资源”自己去“创业”了。

安禄山在与安思顺结拜后，兄弟二人很可能一起去西北投军了，安思顺之所以能一路高升，是因为他的家族有资源，他很可能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人马来投军的，这一点安禄山应该也一样。

安思顺在西北地区一路高升，安禄山混得应该也不差，后来安禄山成为同在西北领兵的张守珪的心腹，当张守珪被调任幽州时，安禄山随张守珪一同前往幽州，因为安禄山本就是张守珪心腹，所以才能一路高升。

这样的经历似乎比在互市郎位置上蹉跎半生，卑微到偷羊，后来因为几句谄媚的话而人生彻底翻转的剧情要合理得多。

安禄山作为所有人都公认的坏人、恶人，史官确实有十足的理由去“黑”他，但即便史官有“黑”安禄山的动机，但用来“黑”他的点为什么会是当十几年互市郎没混明白和偷羊被抓呢？

原因是大概率真有这么一个人干了这些事，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安禄山的“好兄弟”史思明。

我们把从755年持续至763年的那场动乱称为“安史之乱”并不是因为这场动乱的主帅是安禄山，副帅是史思明，而是因为这场总共持续了8年的动荡，安禄山父子只主导了2年，剩下的6年，主导者已经变成了史思明父子。

虽然安禄山与史思明执政期间，其政权的名字均是“燕”，但学界已经普遍将二者细分为“安燕”和“史燕”，或者叫“前燕”和“后燕”。

如果史思明一直是政权的二把手，他没有太大的美化自己形象的需要，但由于后来史思明成为了“燕”政权的“皇帝”，而且他这个皇位是靠杀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夺过来的，他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得对安禄山这位老伙计黑上一黑。

当然了，由于史思明最后也失败了，他自己也免不了被“黑”的命运。

看一看安禄山与史思明两个被定了性的坏人的形象吧：

安禄山，极度肥胖，据说他后来因为太胖行走之前得用手把自己硕大无朋的肚子给托起来才能走路。

史思明，身材瘦削，鸢肩驼背，凸目侧鼻，少须发。

虽然二者都是妥妥的恶人形象，但从身材就能看出，安禄山早年的日子过得应该还算不错，而史思明过得就比较寒酸了。

即便单从身材上看，安禄山和史思明之间有一个人偷羊，这个人也应该是史思明。

当然了，仅凭身材判断谁是那个偷羊的人太过武断，认为史思明才是那个卑微的偷羊贼还有更多证据：

首先，史思明的姓氏“史”，确实符合突厥阿史那这样的姓氏演化后的汉姓特点，说他早年生活在营州突厥部落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史书中关于史思明早年经历和家庭情况的记载却极为单薄，他可没有安禄山那样辗转多个部落，还都是在当地有一定实力的大部落的经历。

至于史书上所说的安禄山与史思明从小就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听听就好，二者在营州时认不认识都不好说。

史思明之后的经历与安禄山，确切的说是史书上记载的安禄山的经历又高度重叠：二人都通六藩语，都为互市郎。

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家族有一定势力，背后有粟特人这一势力的持续支持，在离开安道买家族后当了十几年互市郎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但家族背景空白，大概率是赤贫家庭出身的史思明却有很大的可能性真得通过当一名互市郎来维持生计。

当然了，整日为生计奔波的史思明也更有动机去偷羊。

如果仅仅是这些，只能说明史思明有去黑安禄山的动机和“偷羊”的生活基础，也并不能构成史思明偷羊的直接证据。

但有一件事却让史思明的嫌疑陡增：

本身就是突厥人的史思明，和其子史朝义，分别搞过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杀胡令”。

史思明在杀死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后，对其身边的三千余胡人亲卫军尽杀之，这里面的胡肯定不是所有胡人的统称，应该特指安禄山所在粟特族。

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在弑父自立后，为了稳定政权也曾在范阳搞过一次杀胡令，这次杀胡令就更加阴森恐怖了，因为被干掉的，大多数是就是史朝义自己所在的突厥人。

本身就是胡人的史思明父子为什么要“大义灭亲”呢？这还得从安史叛乱集团的构成说起：

就叛军而言：其组成包括：幽州附近胡人部落武装，河北当地汉人加入军队者，以及安禄山网罗来的天下粟特勇士。

而为叛军提供后勤支持的力量包括：河北当地大族，以及天下粟特商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安史叛军集团中其实是有两股力量的，一股是天下粟特人，另一股是河北本土势力。

这两股力量间有合作也有博弈，安禄山在时，由于他本人是粟特人，所以会更信任粟特人，《旧唐书》记载安禄山在造反前有以胡将换汉将的举动，这里的“胡”大概率以粟特为主。

当然了，为了制衡，安禄山的文官系统以河北寒门文人为主。

但到史思明父子主政时，粟特势力几乎被清洗殆尽，文官系统虽然换了一波人，但总的来说还是河北地区的文人，而将领方面则完全由河北本地的胡汉将领为主。

安燕与史燕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史思明时期，文官的权力被明显削弱，而武将的权力更大，有些武将已经几乎到了听调不听宣的地步。

再者，安禄山主政时，其政权夺取天下的目的性极强，而史思明主政时，虽然也有夺天下的意图，但是稍遇挫折就改为回到河北割据。

简答说，安禄山主导的“燕”政权只是在河北起家，而史思明主导的“燕”政权才是真正的河北人的大“燕”，而在安史二人中，河北大族们也似乎更加信任史思明。

为什么史思明更能获得河北大族的信任呢？大概率是因为他本身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安禄山的成长之路上，粟特人这一势力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安禄山本人也十分重视粟特人这一势力，而史思明则不同，在与安禄山共事前，史思明应该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赤贫之人，他“事业”的起步应该完全得益于安禄山的提携。

但到安史之乱前夕，已经是集团二号人物的史思明与安禄山的关系似乎已然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是那个安禄山的影子和小跟班，而凛然成为了安禄山的范阳老家“总代理”，二者的关系有点接近于合作者了。

是什么让安禄山把范阳老巢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了史思明呢？大概率是史思明更能搞定当地的河北大族，此时的范阳，只有交给史思明才能最高效地调动出兵马钱粮。

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安禄山、史思明二人的形象了：

安禄山，一个出身至少是中产之家的粟特人，他的成长经历与粟特势力始终密切相关，靠着粟特人的不断投资，安禄山得以拥有了参与权力游戏的机会，因为人比较机灵，安禄山得以在幽州地区成功整合了汉人大族、胡人部落和天下粟特人三股势力为自己所用，最终形成安史叛乱集团与唐帝国对抗。

史思明，一个出身贫苦的突厥人，没有任何家族支持，前半生混迹于江湖，终日为一日三餐奔波，甚至沦落到偷羊的地步，机缘巧合下进入张守珪麾下，因为与安禄山交好，拥有了向上攀爬的机会，因为没有背景，又比较“机灵”，逐渐成为了河北大族更信任的人，并因此成为安禄山的二把手，并在安禄山被杀后成功在河北本地人的支持下取代安庆绪成为“燕”政权的话事人。

只有重新还原和梳理安禄山与史思明早年的经历才能将安史之乱的后半程解释清楚：当“燕”这一政权从“安燕”过渡到“史燕”，呈现出了地域性增强，武将权力增大两个特点。

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唐帝国在收复两京后对付在河北老巢的叛军时反而变得更难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安史之乱才最终以藩镇割据的结局收尾。

河北，这个唐帝国从建立时起，就不放心的是非之地，终将困厄这个关中帝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