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爆发前，花旗集团首席CEO表示：当音乐停止，一切都会变得麻烦，但现在音乐仍在，所以我们必须继续舞蹈。

这句话一语成谶，1个月多，次贷危机爆发，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大崩溃。

显然，像花旗CEO这样的金融界内部人士早就知道危机会到来，“音乐”会停，因为此时的美国金融业有多么不堪，他们欠下了多少债他们心里最清楚。

2015年以次贷危机为主题的电影《大空头》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当时美国的金融业有多么荒唐：

基金经理给根本看不懂合同的脱衣舞女郎洗脑，让她贷款买5套公寓和1套别墅。

银行人员伪造贫穷农民的收入证明，把他们的职业从农场采摘员改成农场主，把年收入写成月收入，以此来方便他们获得申请购房贷款的资格。

房地产从业者与金融从业者相互勾结，以超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只是前2年低，从第三年起陡然升高）诱导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和风险辨识能力的人去贷款买房。

这些疯狂的举动让美国经济成为了一个由泡沫支撑的虚幻的空中楼阁，站在楼顶的人们完整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知道这并不真实，所有人都知道泡沫早晚会崩溃，但在它尚未崩溃前，大家依旧愿意在泡沫中起舞。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但只要欠下了债，总是要还的，区别仅仅是早还或晚还而已，而债务这个东西又是很“欺负人”的，越是你困难时，债主就越容易找上门来催债。

有形的债写在合同上，债主讨债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只是让你还钱了事；但无形的债并无合同可写，而债主讨债的方式也更多样，很多时候债主要的并不是钱，而是你的权力、你的江山以及，你的脑袋。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债务危机”爆发，“欠债人”容易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中，因为此时的他们，看谁都像来“讨债”的。

天宝十四（公元755年）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率领麾下唐军及契丹、奚、突厥等胡人军队逾15万以“清君侧、杀杨国忠”为口号于范阳起兵。

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河北、山东大量地区或被迅速攻克，或直接临阵倒戈。

面对安禄山的突然反叛，唐玄宗的第一反应是：否认，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当鸵鸟，他坚称这些奏报不过是反对安禄山的人在污蔑安禄山。

大家觉得此时的唐玄宗真的那么信任安禄山吗？或者说在安禄山反叛之前，唐玄宗就真的没有怀疑过安禄山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在安禄山叛军正式起兵前一年，高力士就曾劝谏过唐玄宗。

当时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我老了，但内政都付给丞相，外事都托付给边将，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高力士警告说：内政过份依赖丞相会让陛下不能了解一些事情的原委，外事过份依赖边将，如今天下精兵都在边将手中，且边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旦有变，陛下有什么办法去控制他们呢？

唐玄宗给出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我得再想想。

那么唐玄宗想了吗？大概率是想了的，唐玄宗本人就是兵变上位，就算再老迈昏聩，对于政治最起码的一点敏感度应该还是有的。

那么唐玄宗为何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

因为这个问题高力士提的太晚了，节度使制度已经运行10多年了，边军强于中央军的格局也形成10来年了，任何问题都是在它小的时候好解决，一旦令其形成某种模式再想去解决它可就难了。

节度使掌握大权，是唐玄宗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欠的“政治债”，地方军膨胀，中央军萎缩，是唐玄宗这个本应总览天下兵马的大元帅欠下的“军事债”。

如今，这两种“债”都已经膨胀到吓人的地步，但债务的另一面往往是泡沫，泡沫破裂前会带来无比美好的幻象，唐玄宗一定知道自己欠了很多的“债”，他也应该隐隐感觉到此时的盛世并不真实，它的背后是“泡沫”。

但是还债无疑是痛苦的，而在泡沫中起舞的感觉是幸福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在本能的驱使下去否认危机，享受泡沫。

人这种生物，非常善于自欺欺人。

随着越来越多的奏报呈递到唐玄宗面前，他终于意识到，不是有人故意构陷，安禄山是真反了。

在唐玄宗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当鸵鸟的那段时间里，安史叛军已经扫荡了河北、河东，安禄山亲自率领的主力军已经逼近东都洛阳。

唐玄宗找来宰相杨国忠，并就近召集此时在京城的武将商议对策，曾在西北领兵多年的封常清向唐玄宗建议：

安禄山突然起兵，中原地区成平日久没有准备，大片国土被其控制不过是因为被安禄山打了个措手不及罢了，且愿意追随安禄山反叛的只是少数上层野心家，大多数士兵都是被裹挟的，只要皇帝允许我在洛阳招募士兵，不久就可以把安禄山的脑袋挂在城楼上。

武将为了多要资源经常夸大其辞，关于这些话，皇帝听听就得了，千万不能当真，800多年后也有皇帝因为听了所谓“五年平辽”的鬼话而自毁长城，只不过那位皇帝是个二十郎当岁的毛头小子，而如今选择听信封常清鬼话的唐玄宗是个七旬老翁。

800年后青年皇帝崇祯听信袁崇焕的鬼话是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800年前的老年皇帝唐玄宗选择听信封常清的鬼话则是因为一个梦，如果安禄山叛乱被迅速平定，他就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太平盛世的大梦了。

在自欺欺人这个问题上，老幼并无太多区别。

虽然封常清对唐玄宗的承诺明显是在吹牛，但他给出的战略方向是没问题的，尽快武装东西两京，至少保证唐帝国的基本盘关中平原不失守，只要战争进入消耗战阶段，唐玄宗就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召集天下兵马勤王，有着皇帝的最高政权合法性作背书，一定会有其他边将来支援的，到了那个时候，唐军与叛军的形势就会逆转，平定叛乱也就指日可待了。

封常清原本的计划应该是效仿当初章邯抵抗陈胜起义军时的做法，大规模招募乡勇入伍，这些新兵当然不可能快速形成战斗力，但是不要紧，还有中央军作为中流砥柱，经过几次战斗，新兵也会在中央军精锐的带动下成长，变得会打仗。

但他依旧把问题想简单了，当初章邯能靠5万中尉军带动20万刑徒军击溃陈胜的40万起义军，那是因为秦帝国的中央军还没完全腐化，确实可以称得上天下精锐，而玄宗时期的大唐中央军已经沦为贵族子弟刷履历的经验包和给皇帝陛下撑场面的仪仗队，想让这帮人当中流砥柱去带动刚招募的新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搞不好他们跑的比新兵还快呢。

虽然情况与理想中有偏差，但是牛已经吹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封常清带着自己在洛阳刚刚招募的6万士兵出城迎战安禄山，结果毫无意外，惨败。

封常清收拢兵马再战，再败，东都洛阳旋即失守。

封常清带着残兵败将撤退往陕州，遇到了自己的老领导高仙芝，二人简单商议后，就当前局势得出一致意见：他们手中的这支草包唐军根本就没有与叛军野战的能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凭借潼关天险据守，等待各路援军的到来。

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靠着天险与安禄山叛军周旋，这个办法还算奏效，叛军虽兵强马壮，但一时半会也攻不下潼关天险。

叛军的攻势总算被暂时挡住了，但唐玄宗此时又起了幺蛾子，他派太监边令诚到高、封二人军中调查，并听信边令诚的谗言，以“避战畏敌、贪墨军资、有通敌之嫌疑”的罪名诛杀了高仙芝、封常清二人。

唐玄宗为何要下如此毒手？

一方面是因为封常清给他画的那张“饼”没能实现，安禄山的脑袋没看到，东京洛阳却丢了，这意味着这场叛乱已经不能算是一件小事了，即便日后天下勤王兵马到来消灭了安史叛军，他的盛世也有污点了。

至于另一方面，唐玄宗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东京洛阳的失守让他明白多年欠下的“债”得还了，而此时高仙芝、封常清可能与叛军勾结的谗言传到了他的耳中，在应激反应的作用下，他会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杀了高、封二人或许能让唐玄宗心中那只名为恐惧的魔鬼稍稍平静一下。

高仙芝、封常清这两名有经验的边将被杀后，唐玄宗不得不重新物色新的人选来对抗安史叛军，他最终选定的目标是前垄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

哥舒翰也是西北名将，曾长期在名将王忠嗣麾下领兵，但此时的哥舒翰大病未愈，尚在长安养病，就身体状况而言并不适合领兵。

但此时的玄宗已经从极力否认安禄山造反的第一阶段走到认为马上就要亡国，天马上就要塌下来的第二阶段，这种状态下的唐玄宗是不会去考虑此时的哥舒翰适不适合领兵出战的，就算是赶鸭子上架，也得到潼关去。

唐玄宗是皇帝，他当然有办法强迫哥舒翰当这个潼关战区总指挥，但他并不能改变唐军不具备与叛军进行野战的能力这一事实，所以哥舒翰给出的战术也只能是延续高仙芝、封常清的固守潼关，等待支援。

在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凭潼关天险与叛军对峙的这段时间里，大唐的战争齿轮终于开始转动起来了。

但是别误会，这并不意味着当初太宗李世民建立的那个由府兵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系统被激活了，此时的大唐帝国能够转动起战争齿轮，仅仅是因为愿意效忠唐帝国的西北边军系统在短暂调整后被动员起来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李光弼等一批真正会打仗的武将被召回，他们被安排到西北边军系统中实力最强的朔方军中，而这支朔方军也将成为唐帝国反击叛军的真正中坚力量。

郭子仪等名将赶到朔方时，叛军将领高秀岩正率军来攻，高秀岩部虽也是精兵强将，但与被充分组织起来的朔方军相比仍不够看，几番对战后便被击退。

朔方军在击退叛军高秀岩部后乘胜追击杀入河东。

安禄山起兵时虽身兼河东节度使之职，但他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间尚短，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尚弱，与其说河东地区真心想帮助安禄山叛乱，倒不如说是被安史叛军裹挟而来。

如今唐军再度杀来，河东地区再度倒戈，安史叛军就比较麻烦了。

面对相对有利的局面，郭子仪、李光弼等决定痛打落水狗，直插叛军老巢：河北地区。

叛军突然起兵时，河北、河东地区大多州县直接倒戈，但是千万别以为这些州县对安禄山能有多高的忠诚度，他们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如今唐军重新占优，这些州县就又无比“丝滑”的选择效忠大唐。

安史叛军在向西进攻的路线上受阻，向南方发展的道路也十分不顺利，南阳、彭城、睢阳、颍川等地守将坚守城池，叛军没能打开南下通道。

另外，由于这些城池未被攻克，淮南通往关中的漕运可以继续运行，以都城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得以保证物质供应。

短短数月，形势竟再次逆转，原本声势浩大的叛军向西、西南的进军都不顺利，主力还被堵在潼关进退维谷，更可怕的是唐军已经开始抄叛军后路，其大本营河北已经被搅的天翻地覆，如此一来，叛军的后勤都无法保障，就更不要奢谈什么占领长安，取代大唐了。

就当时的局势上看，胜利的天平已经偏向唐军一方了，只要继续守住潼关天险，等待各路援军到来就可以了。

但就在这样的时刻，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玄宗再次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守住潼关就能赢，这样近乎于“名牌”的局势下，他却选择强迫哥舒翰率军于叛军决战。

玄宗皇帝这是哪根线搭错了？

其实哪根也没搭错，不过是心魔难解罢了。

唐玄宗下令哥舒翰出潼关迎战安禄山前，发生了两件事：

首第一件是哥舒翰的手下王思礼向哥舒翰建议道：如今潼关有天险在，留下3万兵守关就够了，安禄山起兵的口号是要诛杀杨国忠，如今我们应该效仿当初汉景帝杀晁错的做法，杀掉宰相杨国忠，这样就不会给叛军留下口实，叛军内部就会直接陷入混乱，到时候可不战而胜。

简单说，安禄山不是要“清君侧”嘛，我们先自己把君侧给清了，让安禄山清无可清。

面对手下的“锦囊妙计”，哥舒翰给出的答复是：如果这样做了，叛贼就不是安禄山，是我哥舒翰了。

史书上记载这件事造成的后果是消息传到了杨国忠耳中后，杨国忠表现的非常害怕。

但是请大家想想，此时害怕的只有杨国忠一人吗？

王思礼建议哥舒翰的可不是上报皇帝，请皇帝诛杀安禄山，而是直接自己动手“清君侧”。

别忘了，当初安禄山起兵时口号也是“清君侧”，但是清着清着就把自己“清”成了大燕皇帝。

安禄山想“清君侧”还得越过潼关天险，但哥舒翰如果想如是做，只需要随便找个调转枪口即可，他手上有20万大军，而且就在潼关内部。

王思礼给哥舒翰的那个建议吓得杨国忠惶惶不可终日，但惶惶不可终日的又岂会只有杨国忠一人？

于是，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唐玄宗在杨国忠的建议下，派遣杨国忠的心腹杜乾运派1万禁军部署在潼关外围，玄宗给出的解释是派这支禁军协助哥舒翰率领的潼关守军，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部署的真实目的是防着哥舒翰。

面对皇帝的信任危机，哥舒翰不但没有设法让皇帝放心，而是采取了相反的做法：

哥舒翰以讨论军务为由，将杜乾运骗到自己军中，而后找个借口将其杀了，杀完杜乾运后，哥舒翰又兼并了他带来的1万禁军。

这一举动彻底让玄宗的警惕值拉满，因为哥舒翰已经完全不经过玄宗而开始对军队下手了。

此时，刚刚处于大梦初醒的应激状态下的唐玄宗会把所有事的结果往最坏的方向上想，一旦这种猜忌形成，哥舒翰就变成了唐玄宗心中的那个比安禄山更可怕的人。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唐玄宗的刚刚因安禄山的叛乱而经历了信仰崩塌，此时的他是处于一种应激状态的，这个时候他会采取近乎于疯狂的举动的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

既然已经怀疑上了哥舒翰，就得彻底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威胁。

哥舒翰最危险的点在哪？在他手上有20万大军且在潼关内部，那就得从这两个点入手去削弱哥舒翰的威胁。

但你说现在玄宗是彻底失智了吗？

好像还没有，他十分清楚，自己临阵斩杀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必定引起前线战士反感，如果再如法炮制，直接下旨杀了哥舒翰可能立刻引发兵变，所以这次他没有直接处死哥舒翰，而是逼迫哥舒翰出潼关与安禄山决战。

哥舒翰危险是因为潼关内的军队都在他手里，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需把哥舒翰的军队逼迫出潼关与安禄山的叛军决战，以叛军来消耗哥舒翰的军队即可。

玄宗本来的计划应该是让叛军与唐军两败俱伤，然后他再派少量禁军守住潼关，与潼关外的唐军残部遥相呼应继续与叛军对峙。

但战争又岂会完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被逼出战的哥舒翰面对安史叛军几乎全军覆没，剩余唐军投降叛军，整个潼关防线彻底崩溃。

随着潼关失守，整个关中平原门户洞开，叛军将不日攻克大唐帝都长安。

战争形势再次逆转，安史叛军重新打开局面，当然了，这些都不是此时的唐玄宗应该考虑的问题了，现在他要考虑的问题是他应该往哪跑才能保住一条命。

“大舅哥”杨国忠立刻给唐玄宗洗脑，入蜀，蜀道难行，易守难攻，叛军一时半会确实难以拿下巴蜀，这对建议对于一心逃命的唐玄宗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一个先前欠债太多的人，他的“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就不可能太容易停下，他必须拿出他最宝贵的“资产”来做交换。

此次入蜀之路注定难走，玄宗呀玄宗，你欠的债可还没还完呢，但是没关系，先上路，路上再还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