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下的美军三面合围过来。

两枚手榴弹在身边炸响，我的身体顿时被掀上了空中，又重重地摔在了雪地上。

猛烈的撞击过后，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只觉得胸闷口渴，右眼里则是一片腥红的血幕。

没死。

突然，一块肉乎乎的东西滑落到嘴边，饥饿难耐的我本能地吞了下去。

那是我自己的眼球。

三天未进粮食，一颗眼球才让我感觉有了些许力气。

美军越来越近，他们企图抓活的。

不行，死也不能做俘虏。我吃力地爬到悬崖边，刚想翻身滚下去，一名赶来的美军当即朝我腹部刺了一刀。

我一闭眼，翻身滚下了一侧的山沟。山沟的积雪一米多深，落在上面感觉像跌在厚厚的棉被上。

这里正是上阵地时的来路，爬下去就是后方，我脑子里死死锁住这个意识，往下爬去。

然后，就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是93天之后。

我昏迷前的记忆是那积雪很深的山沟，但现在却半点不觉得冷。

我这是在哪儿，难道我被俘了吗，我的枪呢，我们的阵地呢？

我一边想，一边下意识地想摸枪，可双手都不听使唤了，想站起来，却又感觉不到腿的存在。

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带着哭腔的喊声：“朱彦夫活过来了，朱彦夫活过来了。”

不一会儿，一个人称马政委的男人来到我身边，连声说道：“奇迹！这是一个奇迹！朱彦夫是一名钢铁战士！”

我和大夫在交谈

等我完全清醒过来，我才知道，这里是东北军区最好的医院——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原来那天夜里，我在山沟积雪里竟然爬出了1000多米才昏迷，后来被两名团侦察员发现，将我抬下了阵地，送往后方医院。

当时，我头部中弹，脑浆外流，左眼干瘪，腹部有一个口子，肠子凝结在贴身衬衣上，双手和双脚已经完全冻麻木。

只有时强时弱的呼吸，还表明我是一个活人。

医院调派了医术最高的医生，和护理水平最高的护士组成了一个医疗组，千方百计抢救我。

昏迷中，我先后经过了颅脑取弹，面颊植皮，腹内排异，眼部摘取弹片，以及四肢反复截取等47次的手术……

大概半个月后，双眼绷带拿掉了，我才搞清了自己的伤情：

左眼完全失明，右眼的视力仅有0.3，两只胳膊从手腕以上切掉，小腿也从膝盖下7厘米处截去，身高只剩下了1米32，体内还有7块无法取出的弹片。

我顿时万念俱灰，当时我还不到18岁啊。

不管护士姐姐怎么好言好语劝我，我一心只想寻死。撒谎要来安眠药，可刚攒了五六片就被发现了。

护士姐姐当即决定，所有的药必须当着她的面吃下去，多余的药半片也不给我了。

无奈，我只好将“自杀的希望”寄托在了伤情稳定之后。

几个月之后，可以挪动残缺的身体了，我开始寻思：怎么个死法呢？

见病床紧邻窗户，而窗户和病床之间有一张桌子，我决定跳窗。

一天，趁同病房的战友在打瞌睡，我悄悄滚下床挪到了桌子前，再用半截的双臂扳起桌角，伤口挣裂了，桌子鲜血淋漓。

当我正要往窗外翻滚之际，病友大喊一声跳了过来，一把扯住了我的衣领。护士姐姐闻声跑进来，将我抱回了病床上。

护士姐姐流着泪说，你一口一个姐姐叫我，你执意这样，你对不起我这个姐姐啊？

我也哭了。

半个多月后，趁病房无人，我又翻下床朝桌子爬去。可我刚爬上桌子，正要用牙要开窗户插销时，又被发现了。

这一次，护士姐姐又气又急，将我抱回病床，又喊来了医院的马政委。

马政委火冒三丈：你的命是我们用几个月时间抢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自己了断。自杀，往深处说，是对国家、亲人的背叛，也是最懦弱、无能的表现！

发完了火，马政委又好言相劝，说我是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肢体，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应当有信心，顽强地活下去。

我红着脸说：“我现在肉轱辘一个，对国家，对亲人都是一个累赘。”

马政委一听，又劈头盖脸大骂起来：朱彦夫呀朱彦夫，你没良心。为抢救你，你知道输了多少血吗？你还算个党员吗？你可是举起拳头宣过誓的人。

我马上举起了右手的残臂，哆嗦着嘴唇说:“马政委，我还哪来的什么拳头了啊？”

马政委一把抱住我，泪流满面，说我还不知道你没有拳头吗？你没有拳头,不是还有心嘛!你这样了断，你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

靠在马政委的怀里，我嚎啕大哭起来。指导员在长津湖畔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呢。

完不成，我哪有资格死！

我到长津湖，是1950年12月初。

3日凌晨，突然接到战斗命令：去一个叫下碣隅里的地方，下碣隅里具体在什么位置，不用说我，就是连长和指导员也并不清楚。

当时我是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1营2连的一个班长。好在有团里的参谋带路，我们只管跟着走。

零下几十度，部队在齐膝深的积雪中艰难行进，一路上不断遇见前线下来的担架队，说前面的20军和27军打得十分惨烈，好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我14岁参军，15岁入党，16岁当班长，跟随部队打过不少的恶仗，但美军到底是什么样并不清楚。

前两天，部队还是夜行晓宿，可到了12月4日后半夜，突然命令下来：昼夜不停急行军。

5日早晨，部队刚经过新兴里不久，上百架美军飞机飞临上空，成波次地开始了扫射与轰炸。

我们行进的道路西边是冰封的长津湖，东面是悬崖峭壁，除了就地卧倒根本无处藏身。

我瞅准敌机投弹的间隙，将班里的战士带到了一个炸弹坑里隐蔽。

几个小时的轰炸中，眼睁睁看着熟悉战友被活活炸死。这时我才明白，美国佬真的不是什么纸老虎。

敌机刚飞走，连长和指导员就爬起来，招呼我们继续行军。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到12月6日凌晨，我们到达了250高地。

这时，我们才明确了具体任务——在此阻击逃跑的美军陆战1师。

我在村里开会讲话

爬上250高地后，我的第一感觉是饿了，全连已经断粮两天，路上捡的美军罐头也早已经吃光。

战士们肚子里空空的，怎么去守阵地呢。

这时，通讯员跑了过来，说连里命令打开棉被吃棉花。许多人不知道战场上的纪律，掏棉花吃也是需要命令。

一听说吃棉花，战士们都愣住了，即便是再困难的抗战时期，部队也没吃过棉花啊。

可这是朝鲜战场上，不用说是吃棉花，就是下火海也得服从。

只是干棉花絮絮粘粘，粘在嗓子里，刺得喉头痛痒难止，恶心得让人难以下咽。

一旁的“杜鲁门”急得抓起把雪，不由分说就塞进了我嘴里。有这把雪连压带冲，第一口棉花总算咽下去了。

可这个“杜鲁门”不是美国总统，而是战士杜玉民的外号。

由于名、姓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谐音相似，所以大伙都喊他是杜鲁门。他也不恼，还说要真是美国总统就好了，他一声令下，这场战争就甭打了。

杜玉民也是山东人，算是我的老乡。他个子挺高，但瘦瘦弱弱的，像个大个儿书生，平日里诙谐幽默，打起仗来却凶猛顽强。

看着吃着棉花的杜玉民，大伙都被逗乐了。

他让棉花噎得脖子一梗一梗地，像是个打不出鸣的公鸡，可那话还是硬从缝隙中往外钻个不停：

“这东西比牛肉干还扛消化，弄上点，三天甭吃饭了!”

我干脆拔出刺刀挑出了一块棉花，又抓起了一把雪将棉花硬吞了下去：“棉花就白糖，越嚼越香。”

这时，指导员走了过来，激励一时迟疑的战士们：“向你们班长学习，吞几口棉花好有劲，打退了敌人我们就有吃的了。”

指导员转身将我叫到了一边：“你们班守卫主阵地，担子不轻啊！”

我只答了一句话：“人在阵地在。”

指导员郑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又朝附近的阵地走去。

坚守到后半夜，毗邻长津江的250高地竟下起了大雾来。

这时，我们前方76师防守的一个山包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敌人借着浓雾掩护成功偷袭，接着又故技重施，企图再次偷袭250高地，岂不知，我们早已有了准备。

因为大雾天气，美军的夜航机和远程榴弹炮失去了作用，单凭步兵攻击只能白白送死。

战斗到上午9点，我们连伤亡不大，我带领的主阵地上的班更是一枪未放。直到太阳出来，我才依稀看清了附近的地形。

如果天气持续大雾，没有飞机和榴弹炮强有力的支援，敌人单凭步兵根本无法拿下250高地，而若拿不下250高地，陆战1师将寸步难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可上天却眷顾了不顾一切逃跑的陆战1师。

上午10点，细雨般的大雾开始变得稀疏起来，已经盘旋在天空多时的敌机随即开始了低空俯冲，2个小时的轰炸后，又是刮风一般的榴弹炮，将250高地打成了一座活火山。

真正的生死考验来到了。

战斗持续到下午，美军始终没能拿下250高地，但我们2连的前沿阵地全部丢失，连长被炮弹炸得不见了人影，除了身负重伤的指导员，其他的班排长和战士也无一生还。

我参军第二年火线入党，还当上了战斗班长，这全靠指导员一手培养，他是我的战友和恩人啊，我说什么也得把指导员背下来。

趁着炮火停息的间隙，我爬到前沿阵地，终于找到了身材高大的指导员。

他侧卧在沟底，左腿蜷缩在身下，右腿直愣愣地平伸着，从大腿根部涌出的鲜血已将整条腿染红。

胸部的军衣已被撕烂，血像是快流干了，外翻着的伤口上是一块块几近凝固的血块。

我赶紧将指导员背到了主阵地的反斜面隐蔽处。

见到我来，指导员已经散乱的眼神里重又聚起了光亮，嘴角在颤动着，但一直没能发出声音。

我一边焦灼地喊他，一边扶住他的肩头，用力把他扶起来，慢慢靠到壕沿上。

指导员的呼吸稍稍流畅了一些，开始大口大口地喘出粗气，呵出的阵阵热气很快又在他胡子眉毛上结成霜花。

眼看指导员快不行了。我强忍着涌到眼眶里的泪水，握住指导员的手。他的手，已像冰一样冷硬了。

指导员挺起最后的精神，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说：

“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连打光了算不了什么。你若活下来，要把战士们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这比牺牲更有价值，那么我闭上眼睛，也不枉一死。”

指导员是苏北人，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员。因为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栗裕将军的队伍。

我完全没想到，指导员临终前会嘱咐我这样一件事。

战斗还没有结束，最后有没有人能活着都很难说，即使活下来，可我们会武不会文，再说，这种生死关头，谁还顾及这些事情呢?

眼见指导员已经快不行了，我怎么忍心违背他的命令呢。

我流着眼泪答应了，接着又问指导员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可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送走了指导员，我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悲伤了

阵地上到处弥漫着血腥气和烧焦皮肉的焦煳味。

被炸得翻了几番的山头早没了原先的模样，厚厚的冰雪早被炙烤得无影无踪，焦黑的土地上，到处是未燃尽的火、硕大的坑，到处是被炸碎的冻土、石块、枪支、衣物、肢体……

原本就灰蒙蒙的天空，被滚滚浓烟遮蔽成了一张巨大的黑幕。

没有办法，我只能把指导员的遗体放进黑洞洞的弹坑里，堆上积雪碎土，就算是“革命烈士陵墓”了。

一堆黄土掩忠魂。我多么盼着洁白的雪花能再厚厚地铺下来啊！这是他们仅有的棺椁了。

刚安顿好指导员的遗体后，美军的步兵就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杀到最后，我只剩下了愤怒。

此时，我们班还有7个人，杜玉民、万中祥、徐风明各自带领一名战士守住成扇面的三个点，我在高地的主峰上瞭望机动。

与美军枪对枪，刀对刀，我和战士们半点不怵，等居高临下打退了美军的再次攻击,已是黄昏时分。

此时，美军索性停止了步兵攻击，将下碣隅里方向的榴弹炮全部调了过来，炸得250高地如同白昼。

成排的炮弹划破灰蒙蒙的天空，劈头盖脸地飞进阵地。孤注一掷的敌人，这次好像再也不允许这片高地上再有任何活人存在。

等炮声停止，整个250阵地安静地只剩火烧的噼里啪啦声。杀声停了，嘶吼声停了。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这片被炮弹一遍遍耕翻过的土地就这样成了他们永远安息的坟墓。

整整一个白天，陆战1师的1个营止步250高地不前，这让他们十分纳闷，一个不到100平米山头至多可以隐蔽一个连，而其抵抗力却远远超过了一个营。

于是天黑之前，调动所有的兵力实施割裂战术，三面同时发起了攻击，并让会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喊话：“中国的兄弟们，投降吧！”

去你妈的！让老子投降，休想！

眼看美军要实施割裂战术，我四处搜集阵地上的弹药，并将三挺轻机枪分别架在不同的方位，每个射击点都撂下几个压满子弹的弹夹和几枚手榴弹，然后，只等敌人喊话结束发起攻击。

这是我能做的最后的事情了——人在阵地在！

我知道，一个人想保住这块阵地，是不可能的。

但我每守一分钟，就能多拖这群鬼子一分钟，消灭不了他们，我就往死耗他们。

因250高地一面是悬崖，所以美军夜间的第一次攻击成西北东南的扇形，而这恰好正是三挺机枪的扫射界面。

我没有顺序地打了这边打那边，这让一时摸不准火力和人员配置情况的敌人又停止了进攻。

美军的攻击一停下来，我一头扎进了半米深的积雪里，好让自己头脑清醒下来。

突然，我一个机灵爬了起来，经验告诉我，敌人接下来的主攻方向将是背面的悬崖。

果然不出所料，片刻过后，美军便开始了攀爬悬崖实施更加隐蔽而凶狠的侧击。

我卧伏在临近悬崖的那挺机枪后面，并调转好机枪的射界面，屏息静气地等着美军靠近。

眼见躲躲闪闪的美军摸到了离我只有30米的距离，我猛然开火，直至打完了剩下的弹夹。

还没等惊恐慌乱的敌人做出反应，我撂下机枪，又迅速扔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

等攀爬悬崖上来的美军雨点般的子弹狂射了过来，我已经跑到了第二挺机枪的位置，随即调整枪口又是一阵猛扫。随后，第三挺机枪也炒豆般地怒吼起来。

我虽然声东击西，打退了攀爬悬崖上来的美军，但正面靠上来的美军却摸清了是一个人在打三个火力点，于是蜂拥而上，毫无顾忌地三面合围过来。

打完了子弹后，我快速换上弹夹，可枪托刚刚顶到肩窝正要勾机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了眼前。

我抓起嗤嗤冒烟的手榴弹扔了回去，提起机枪一个翻滚还没等起身，就听见一阵巨响。

我的眼前闪过一道火光，在火光中我被撕裂了，身子飞了起来，一阵轻飘飘的恍惚骤然而至，又重重地落下，我再也没有任何感觉了……

但我却没有死。

老年的我在写字

猛烈的撞击过后，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躺在那里的只觉得胸闷口渴，四肢尚有知觉，右眼里则是一片腥红的血幕。

肚里像是升腾起一把熊熊灼烧的大火，水呢？水在哪里？黑暗中我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但奇怪的是，真能想什么来什么！一股液体从我头顶流了下来。我迅速张开嘴，冰冰凉凉的，几口咽下去，剧痛大缓。

“水流”慢慢变得纤细起来，居然还稠稠的，咸咸的，黏糊糊的，还有一股腥味。

混沌之中，我下意识地扬起双手去触摸眼睛，但毫无知觉的十指，根本摸不出双眼是睁是合。幸而两臂还有一些知觉，我用两臂来回搓揉眼睛，想看清点眼前。

搓着搓着，突然觉得左眼下方荡下一个黏糊糊的东西，随即越拉越长，竟荡向了自己的嘴边。

肚子里火烧火燎的我，想也没想，张口就把那东西舔进了嘴里，滑腻腻地 “哧溜”一声就落进了肚里。

恢复意识后才明白，我喝的是自己的血，吞的是自己的左眼球。

这就是我昏死前的记忆。

医院马政委的话，让我彻底放弃了寻死的念头。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死，得活下去。

活下去这句话好说，可失去四肢的我做起来困难重重。

我首先必须学会自立。我先要学会自己吃饭，我用双臂夹勺子,用嘴叼勺子，上百次的练习后，终于可以凭臂碴夹紧勺子，自己能吃饭了。

我向护士姐姐说了一个目标——用两个月的时间站起来，自己走路!

上千遍反复训练，我学会了自己安装假肢，然后开始学习走路，从一步，一米，再到十步十几米，伤口结痂了再破，破了再结痂，两个月后，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我在自己穿戴假肢

到了1952年的春天，我除了穿衣服和大小便，吃饭、喝水和走路已经完全可以自立了。部队病房紧张，只好将我送回了山东军区泰安荣军医院。

临走的时候，医院马政委特地来送我，说：“朱彦夫，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你我都是举过拳头的人！”

护士姐姐更是舍不得我，一直将我送到了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多想去拥抱一下护士姐姐啊，没有她我可能早就去和牺牲战友作伴了。

多少年都过去了，我至今记得这位护士姐姐，大大的眼睛，脸上有一对酒窝，还有长长的辫子。

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前，泰安荣军医院的院长找到我，让我去一所中学做报告。这次报告，让我在泰安出名了。

我作报告从来不只讲大道理，我讲长津湖战役的天气和没有东西吃，讲美国佬飞机大炮的凶狠，讲连长和指导员以及战友是怎么牺牲的，讲真实的战争有多残酷。

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后，我又烦躁起来，除了报告会，我只是个累赘，除了等死还能干嘛呢？

我想起了自己的老家——山东省沂源县的张家庄，那里有我多病的老妈。

我申请回家。

荣军院长知道我的老家特别穷，不允许我回去。我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回老家，不光是陪我老妈，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乡亲们拿下那些穷山头。

老八路出身的荣军院长，这才理解了我的心思。

我的老家处在深山里，街道上除了石阶还是石阶，送行的工作人员，只好将我背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看着只有一米几的我，老妈半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好半天还是不相信：“彦夫，这是你吗？”

我张开一双断臂说:“娘，我是彦夫啊。”

可老妈却没有抱我，含着眼泪说：“你这个样子回家干什么啊？”

我说：“儿想娘了，回来尽孝啊！”

老妈道：“娘身板不好，也活不了几年了，娘怕养活不了你啊，你还是回荣军院吧!”

为了逼我回荣军院，老妈除了给我送点吃的，竟狠心不和我住在一个房屋里，也不和我朝面说话。

我欲哭无泪，我深知老妈的苦衷，她压根不是嫌弃我，她是担心养不活我。

这样在家呆了几天后，我心里生出个念头。

一天傍晚，我挪到老妈房间的窗下说:“娘，荣军院里来车接我了，我走了，你把门锁上吧!”

老妈信以为真，蹒跚地走进我住的小房子里，划着火柴照了照炕上没有人，然后锁上了房门，喃喃自语地说:“老天爷 保佑俺儿活得好好的。”

岂不知，我偷偷躲进了小屋一个破筐里。听到老妈锁上了房门后，我这才又爬回了土炕上。

从此，10几斤生地瓜干，一桶井水，伴我度过了半个多月。

最后地瓜干吃没了，井水也喝干了，又饿又渴的我晕倒在了房门边，等待饿死。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

两天后，家乡下了一场暴雨，时任沂源县民政局局长的武宪德，突然想起了我，担心我家住的房子漏雨，于是第二天就从县城来看我。

也多亏了这场大雨，雨水从漏风的门里刮进来，我拄着拐杖来到门口，贴在地面上喝了几口雨水，这才没有死去。

武宪德局长突然到访，听我妈说我早就回泰安荣军院了。武局长立即意识到出事了，急忙撞开了我的小房门，只见我已经昏迷在房门后的一滩渗进的雨水里。

老妈当场瘫在地上哭了起来，说自己这是作孽啊，对不住我，更对不住我死去多年的父亲。

武宪德局长和工作人员，立即将我送到了县城，一番抢救后，这才保住了我的命。

出院回家后，老妈再也不撵我回荣军院了，说死活我们娘俩都在一起。

我下决心说，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做饭，好好孝敬老妈。老妈半开玩笑说，等我有了媳妇再孝敬她也不迟。

我给老妈打气说，等着吧，我一定娶个媳妇回家。

这话把老妈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说我能娶上个媳妇，那得是多大的造化啊，那感情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其实，我就是那么一说，管它能不能娶上媳妇，只要老妈能高兴就好。

可这一天，竟不知不觉地来了。

我跟妻子陈希永和女儿的合影

一天，武宪德局长突然又来到我家，这次他没有带工作人员，而是带来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叫陈希永，是武宪德局长妻子的侄女。

我用仅有0.3视力的右眼盯着除了口音之外，其它各方面都像护士姐姐的陈希永，一时间仿佛回到了长春的部队医院。

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武宪德局长那次救我回去后，与家人说起了我的事，来探亲的陈希永听得泪水涟涟。

听完我的事情后，陈希永就跟姑父局长说，能不能带她来看看我。起初，武宪德局长还以为侄女只是崇拜志愿军战斗英雄，没往深处想就答应了。

见面后，十分单纯的她竟有了照顾我的想法。

武宪德局长也是一位老革命，对牺牲的烈士亲属和残废军人十分地关心。但婚姻大事，他多少有些犹豫，让她回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母当然也不同意，但陈希永告诉家人，朱彦夫虽然是功臣英雄，可太可怜了，看了心里难过，不图他啥，就是想照顾他，让他过得好一点。

第三次来到我家时，武宪德局长单刀直入地说，这一次是来提亲说媒。

一听是局长为提亲而来，我和老妈先是目光一亮，可马上又暗了下来。老妈既高兴又顾虑，说：“闺女是好闺女，可嫁给我没手没腿的儿子，以后可怎么过日子啊。”

我则一口拒绝了，说：“武局长，俺是个废人，结了婚只能连累人家。”

见我态度坚决，武宪德局长只好打道回府，将情况如实告诉了侄女。

几天后，陈希永竟独自一人来到我家，一进家门叫了一声我老妈，就一边搀扶着我一边和我聊天。

也许是修来的缘分吧，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天南海北，往往是我说一句，她能说上十句。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希永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我，有时候天晚了，就和我老妈睡在一个炕上住上一夜。

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渐渐喜欢上了陈希永，可怎么也打消不了心中那种深深的自卑。

陈希永是铁了心跟我过，什么困难都阻止不了她。1955年的冬天，我们结婚了。这一年我22岁，陈希永21岁。

妻子希永是我的大恩人，是我的保姆，也是我的养母。

婚后，我们相继有了五女一男6个孩子，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生活。

我们家生活安稳了，可家乡张家庄的贫苦深深刺痛了我。

当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我利用大队部的两间闲屋和自己的特等残废军人津贴，办起了沂源县第一个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

为了能带领全村致富，1957年，我被全村的8名党员联名推选为村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5年。

这25年，我先后用坏了7付17斤重的铁假肢，但却在全县71个村庄中创下了许多个第一：

第一个办起了农民夜校，第一个全部实现了水浇地，第一个家家户户装上了电灯，第一个开始种植经济果木，粮食的单亩产量和人均收入也都名列全县第一。

我也终于累到了，一病不起被送进了县医院。

在那不久，为了身体，我不得不辞去了村支书，县委当即决定，将我们全家迁到了医疗条件较好的县城所在地——南麻镇。

南麻镇是一个英雄的小镇，当年著名的南麻战役就发生在这里。我又开始了四处做报告，尤其是参加朝鲜长津湖战役的报告。

我在做报告

1987年的五四青年节前，我又应邀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做报告，事后，在这所中学读书的外甥跑来问我：

“舅姥爷，不少同学议论说，当年你们去朝鲜打仗那么拼命，是不是太傻了？您到处给人家作报告，是不是拿了人家钱了？”

这一下刺激了我，我突然明白了指导员牺牲前的话：要把战士们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后人，这比牺牲更有意义。

如果说指导员的话是个人的临终嘱托，那么重外甥的话却反映一代青年人的问题。我必须告诉更多的孩子们，决不能一切向钱看，世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我想到了写书。

我当教师的女儿也说，一旦书写成了，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将远远超过报告会。

我之前也写过一些短篇战争小说，全部都是我十分熟悉的战争故事。见我要开始写一个大部头了，妻子婉转地劝我，希望我好好休息。

我掏心窝地说:“这两年，我老梦着指导员来找我，一遍遍地问我，朱彦夫，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我说还没呢!

指导员发火了，说好你个朱彦夫，你活下来，就把死去的战友们给忘记了!你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和战友们非找你算账不可!

你说，我不写能行吗?

妻子一听赶紧说，写写写，俺明日就去给你买纸和笔墨来。

而我要动笔了，却连坐了几天也没写出几行字来。

这一年的五月，我长津湖战役的老战友——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将军去参观孟良崮战斗遗址后，特地来南麻镇看我。

迟浩田将军来看望我

交谈中他说，你不用写别的，也不用写别人，就写长津湖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相信不光我们这一代人喜欢看，年轻人也一定喜欢看。

我也当场表示：“权算再打一个250高地，有生之年不拿下这本书，我就枉为曾是一名志愿军战士。”

迟将军回北京后，又接连给我写了三封信，说全力支持我写，有什么困难，尽管写信告诉他，他等着看我的书。

而我却感觉到了写一本既符合历史又感动人的书的艰难，首先是难在构思——我必须先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大纲。

我翻看了很多文学名著，用整整2年的时间，才写好了故事大纲。

一天早晨，我最后修订了故事大纲对妻子说:“ 我年轻时拿过锄杆子和枪杆子，但这两杆子过早地夭折了，从今天起，我正式开始用笔杆子了。”

因为失去了双手，我只能在截肢上垫上被子，再放上纸夹，用嘴衔着笔来“拱”写，好半天才能“拱”出一个字。

我就这样用嘴写字

而嘴含笔的时间稍长一点，口涎便顺着笔杆而下，浸湿了稿纸模糊了字迹，起初写作进展极慢，每天至多只能写出十几个字。

后来，妻子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将钢笔绑在右胳膊的断臂上，嘴、臂交替并用，每天能写出上百个字来，熟练了能写500字。

长津湖战役的惨烈令我刻骨铭心，写作的过程，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战场，有天半夜睡梦中，竟喊着“冲啊，杀啊！”地从床上滚下来。

妻子惊醒后，看着我碰开了的手臂截断面，着急问我疼不疼。

我说疼得狠了才好,我才知道自己活着，只要活着就好办。我只要活着，我就能写下去。

妻子流着眼泪说，你以后做梦了就喊俺，俺抓住你，你就不会掉下去了。

我开玩笑安慰她说，梦里除了战友，就是美国佬，我那顾得上喊你啊。

我和妻子

打那一天开始，妻子每天夜里都搂着我的断胳膊睡觉，只要我一喊“冲啊!杀啊”，断胳膊刚一动，她就将我抱住了。

在妻子和家人的帮助下，1996年，我33万字的自传小说《极限人生》正式出版。

等待样书的日子里，我问妻子，这9年用了多少笔墨纸张。

妻子说，我究竟咬坏了多少支笔，碰翻多少墨水，已经记不清了，但用的稿纸她却有数，足足有半吨多。

拿到新书的那一天，我将自己关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牺牲战友的名字——

指导员高新坡，战友杜玉民、万中祥、徐风明......

然后我扔掉拐杖，卸下假肢，跪倒在地上，擦着火柴点燃了一本。

透着徐徐燃烧的火苗，我流着泪自语道：“指导员，你交待的任务，我终于完成了。我真的很想你们哪。”

生者之苦，在于不能遗忘。

这些我们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真实经历，大家只读一下都感觉受不了，甚至有读者质疑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说我心理阴暗。

作为一个前媒体女记者，我十几年坚持记录下战争阴影下的真实人生，只因为我见到太多的参战老兵，我想替老兵们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战争到底有多残酷。

这种残酷，是任何演员也演不出的。其他角色演员或许能靠体验生活弥补演技，但真实的战场他们是无法体验的。

至于如何看待真实和虚构，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对一场战争的回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应该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之上。

回忆历史，不是为了重蹈覆辙；回忆战争，更应该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