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地方是福州市北峰红寮公社九峰大队，是蜿蜒山区的一个腹地。大队部设在一个小小的盆地之中，四面全是山，一条小溪贯穿大队而过。
我认识她是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队委托我负责这个宣传队，主要指导知青和生产队的年轻人唱歌、跳舞、朗诵语录等。那时候的山区农村根本没有什么文娱活动，青年们很喜欢凑在一起“寻欢作乐”，宣传队正是他们好去处，当然是在夜晚，白天需要生产劳动挣工分。
在“文宣队”，我教他们唱《白毛女》《沙家浜》《红灯记》的片段，电影《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同时讲解领袖“语录”，还要画一些批判“走资派”的漫画。
山区的年轻人很新奇，对新鲜事物很感兴趣。我会一些乐器，吹拉弹唱都能露一手，虽然不够专业，水平算是一般般，却也能吸引他们。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注意我的。我同样也注意到她：高高的个子，站在一群年轻姑娘身边，犹如鹤立鸡群；她不同于山区农村一般女孩子的矮小黑瘦，五官搭配恰当，脸色白里透红，谈不上美丽，但看去非常顺眼。
有一次，公社要举办一场文艺汇演，通知我们宣传队要拿出几个节目。我看中了她，叫她准备一个独唱节目。
我还记得是唱一段“白毛女”中的“大红枣儿”。我独个儿教她，她领悟得非常快，音色音感也挺不错。从那时候起，她对我既亲切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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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经常聚在一起苦中作乐。有时聚餐是做一顿“锅边糊”而已，我则经常负责筹划这些事情。
吃完“锅边糊”后，就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或唱歌——全是唱忧伤的俄罗斯民歌，如：《三套车》《草原》《小路》等等。
我们那时候也偷偷唱当时被认定是反*动的《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高亢、愤世嫉俗，激动人心，大家用锅盆碗筷齐奏，发泄心中的忧伤和愤懑，整齐嘹亮的歌声引来了当地的青年们。久而久之，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唱，自然而然参与了进来。她当时几乎成了我们中的一员，总爱挤在我的身边，有些知青因此有些妒忌。
本来，文艺宣传队是由知青小伍负责指导的。小伍的艺术水准高，调子非常准确，歌声嘹亮，音色圆润，我们都称他为“男高音”，下乡插队的知青，村子里的小伙子、小姑娘 们都爱听他唱歌。
令人意料的是，有个晚上出了一个“绯闻”。从大队部回三队的路途，要跨过一条小溪，溪边尽是茅草丛和树丛。小伍和三队的一个少女，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落后于他人。
他们两人在溪边待了好一阵子......第二天，村里一个小伙子公布了这一“异常情况”，三队顿时炸开了锅。虽然没有人公开责备小伍。但人们窃窃私语，背地里却在议论，有些人还对他避而远之。熟人当面撞见他的时候，好生尴尬：“今天的天气......真好......”
大队干部从此不允许那美人儿再去“文宣队”。不久，大队通知“文宣队”改由我来负责。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小伍回城后现在已成为了一间大学的教授。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在文宣队一直都小心翼翼的。虽然与她同处一个生产队，住处也相隔不远，几乎都可以天天见面，我却只能压抑着心中的好感。
然而，我越是如此，她却反而越大胆，几乎天天都要依偎着我，纠缠着我。开始仅是唱唱歌，聊聊天，我吹口琴，她来演唱，非常协调。小青年们都说：“真是天生的一对。”说归说，他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队出工、收工、开会什么的，她总是紧挨着我。
1970年清明节那一天，生产队出工积肥。带队的是护林员——党员陈亨寿。所谓的积肥，就是用锄头把地里的草给锄下，堆成一堆堆，外表再封上一层泥土。然后点火引燃，焚烧，草木灰便是一种上好的有机肥料。
那天中午，临近快收工时，我们已经堆了好几处杂草堆，陈亨寿喊我：“小连，点火吧。”我没带火柴，他掏出火柴，不慌不忙地划了一下，点燃一支香烟，然后把火柴扔给我，便自顾自地坐在田埂上抽起来......
我接过火柴点燃第一堆，紧接着拿起已经燃烧的一捆草，引燃另外一堆。也许是表面的泥土盖得不够严实，火烧得很旺，一下子火苗窜了起来。这时，突然刮起大风，风向恰恰向着山坡，火舌一下子跃上山坡，迅速往上蹿。
看到烧着了山坡的草丛，我一下子吓蒙了。
“完了!完了!”陈亨寿慌忙扔下手中的烟蒂，跳上山坡，用披在身上的衣服猛扑火焰。
附近的社员们看见火烧山，也赶紧跃上山坡扑火。我手脚无措地学着他们，折下一根湿树枝，慌乱地打火。
刚开始大家还抱有希望能扑灭大火。大伙都倾注全力向前扑，早已经顾不得身上的衣服被撕破，脸被树枝刺痛、流血。然而火势越来势越猛，窜起一丈多高，风也呼啸着来助威，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看到这一幕，我绝望了，无力地跌坐在地。
这时，她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用她的衣襟拭擦我脸上的血和汗。安慰说：“快打吧，兴许还能扑灭大火!”我只好站起来与她一同投入灭火行列。
很快，在附近上工的人赶来了，不久又有更多的人赶到火场。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正在北峰区蹲点，听到这里火烧山，他在公社集结了几卡车人马赶到九峰，率众上山灭火。
火越烧越旺，放眼望去一片火海，一眼看不到边际。虽然救火的人很多，但能扑灭吗?我心里无比担心。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下了一场大雨，山火才被浇灭。
深夜，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慢腾腾地回到住处。同队的知青小郑返回城里休假，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
我正坐在门槛上发呆，她带着奶奶来看我了。她父母双亡，只有爷爷奶奶及两个哥哥—―
她见到我神情黯然，浑身疲惫，马上为我烧水、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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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她又从家里端来了一碗面条——当天是清明节，若是平常，地瓜米饭都吃不饱。我看着她又湿又乱的头发和涂满尘灰的黑脸，不禁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上面来了调查组，叫我去大队部。我当时浑身一紧，心想：完了，来抓我了，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我知道这次引发山火，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队部调查组的面前，我硬着头皮，把一切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我自知事情重大，后果严重。不料，他们竟没有抓我。
大队党支部书记雷伙明，大队长陈亨康都对调查组人员说：“小连在生产队一直表现很好，正如你们所见，他在清明节还积极出工劳动。失火事件纯属意外，再则被烧的山地属于荒山，大队正准备把它给烧了，以便长出新草用来放牛。”
这次的山火，社员们估计烧了上百亩山地，有三分之一是小树林。可大队干部异口同声说烧掉的山地，还不到五十亩，而且全是荒山。总之大队的干部们都竭力保我。
我十分感激大队，感激大队全体社员。感激之余，隐隐觉得大队不仅仅在保我，他们也是在保陈亨寿。
其一，当天是他带队。他是护林员，大队支委。其二，火柴是他的，客观地说，是他叫我点火。其三，草堆太靠近山边了，这一点最重要，是起火的直接原因。他是带队的，他失察了。作为知青，我根本没经验。
虽然如此，我也一直感激九峰生产队接纳了我这个异乡人，他们将我视为这个村子的一员保护了我，让我免了牢狱之灾。
此事过后，可能是因为我把火烧山的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生产队的社员们觉得我有担当，乡亲们不但没有视我为罪人，在一定程度上好像还享有英雄般的待遇，我在生产队里比以前更受人欢迎了。
“文宣队”，夜校，依然由我负责。“讲用会”，知青先进典型报告会，都由我唱主角。实际上，许多方面我确实很突出，如出勤率，我在全公社知青中一直名列前茅。
社员们对我越来越好，她对我也越来越亲热。劳动之余我们总爱凑在一起，谈天论地，似乎总有讲不完的话题。有时她毫无顾忌地一屁股坐在我的大腿上，撒娇耍性。开始我很惊讶，感觉浑身不自然。后来渐渐习惯了，也不再推辞，也不害怕，心里还蛮喜欢她的。
有一次，生产队挑竹篾去公社卖，作为队里的一项副业收入。40华里路程，尽是崎岖山路，队长大口一开：每人一碗面条，一毛六分、三两粮票。
吃过午饭之后，我俩故意去逛供销社、百货商店，两人指指划划，其实什么都没有买，口袋空空，仅仅观赏，饱饱眼福。当然，潜意识是为了拖延时间，摆脱一起来公社的乡亲们。
准备回去时，社员们都走光了，我俩亲密无间地手拉手往回走。她喊喊喳喳说个不停，我一句也没听进，头脑里尽是胡思乱想，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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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上有个小亭子，我们在那儿小憩一会儿。她照样往我怀里一坐，还是喊喊喳喳说个没完。也许以这种方式掩饰她慌乱的心，也许她在想要发生些什么。
亭子周围静寂无声，其实，我也在想着要发生什么，小心肝“砰砰”狂跳。说实话，当时心里比平常更加害怕。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太“柳下惠”了吧!太伪君子了吧!在回去的路上想起，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后悔。
是因为小伍的前车之鉴，让我有所顾忌?造成我不敢越轨?反正，心中总有一种压抑，一种巨大的压抑，使我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我的谨慎是正确的。
回到队里的当天晚上，刚吃完晚饭，我迫不及待地往她家跑。一位大嫂在半路上拦住了我，极有诚意地对我说：“快回去!听我的，不想挨打就回去，她爷爷拿了一根木棍在前面等着你呢!”
我瞬间呆住了......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太亲密了，比起小伍有过之而无不及。人家终于发现这种不正常，而且好像容忍了很久，而今似乎已经忍无可忍了。
说挥棍棒打架，老爷爷哪是我的对手？可我一个异乡人哪是全村人的对手？况且，还有小伍之事的警示。我听从了大嫂的劝告，无奈地往回走，心里沉甸甸的，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在了我心头上。
不久的一天，我在山上砍柴，忽然见到一头水牛在山间，那不是我们生产队的那头牛吗?这牛由她奶奶放养，而她经常替她奶奶放牛。
于是，我便试探性地吹了一声呼哨。果然，她从半山腰的树丛里钻出来，一个箭步扑向了我，倒在我身上哭开了：“我要出嫁了。嫁到七队......”
七队离四队十华里，她就要出嫁了，聘礼七百元(那时这个彩礼算非常多了)。而这七百元则用于她二哥娶二队某女做老婆。而二队某女之哥则用这笔钱娶五队某女做老婆.....这一切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我所在村小队的乡亲全部姓陈，属于同一个宗族。在这里，宗族势力形成一张网，谁能冲破这张网?她无力，我更无力，于是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乱点鸳鸯谱。
此时，我才明白她爷爷为什么要那么护卫着她。一个异乡人，头顶别人天，脚步踩别人地，一年到头，出满勤挣工分还不够买粮食吃，临返城还欠着生产队七元五角钱，愣是交还了这笔欠款，才让走人。
那时，我的福州老家更是一贫如洗，怎敢触及婚姻大事?
婚后，她也尝试过抗争。故意挺着大肚子在烈日下暴晒，或故意让倾盆大雨浇注全身，她想折磨作践自己，引发流产，然后离婚。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产下了一子，而后又产下一子，后面又再产下第三子，终于再没有听说过她闹什么了。
我呢?继续受社员们爱戴，她爷爷、她奶奶与我和好如初。
我在那段悲观失望的岁月里，足足挺过了十五年。Xing压抑十五年，感情也压抑了十五年，人生有几个十五年?有几个从十九岁到三十四岁这样年华的十五年?青春无悔么?我欲哭无泪。大有作为么?十五年我究竟作为了什么呢?
后来，知青开始大返城，我回到了跨别多年的福州。分配到一个小单位，生活才稍许安定。之后结婚育儿，家庭一般般，妻子一般般，儿女一般般。后来下岗......
一天，当年的“小芳”忽然来到我家，递来一张请柬。原来她大儿子在福州东门买了一套房子，要办“安灶家”。
她还记得我，当我如同亲哥哥一般。多年不见，我已经几乎认不得她：又瘦又黑，颧骨突出，眼睛深陷，布满皱纹。她说她的三个儿子都在福州。
大儿子在某公司开汽车多年，挣了不少钱，在东门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住房。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在做生意，生活过得不错，也打算在福州买房。
如今看来，当年知青插队山区，现在是山区的儿女“插队”城市，扎根城市，买房是准备子子辈辈都扎根在城市。
她说：现在只有她这个老太婆和孩子他爹留守在北峰。现在北峰都种单季稻，亩产比过去在生产队时多得多。粮食吃不完，多余的都拿去卖。
犁田、插秧、粑草、施肥、收割已经用不了多少时间，比不得当年下乡插队的时候，整年整月头插在地里，到头来还要去买地瓜米吃......
我欣然地收下请柬，然后她离开了。
“她是谁?”从厨房刚出来的妻子问。
我如实说：“我的初恋。我村里的小芳。”
妻子刚喝了一口水，“噗”的一声喷了出来。
讲述人：连铁峰，男，1943年11月生。福州中高中毕业。1965年11月到福州北峰古山里知识青年集体垦殖场。1969年4月该场解散，插队到北峰区红寮公社九峰大队。1980年12月招工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