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中学校歌琅琅耳际：「人为刀砧我为鱼肉，奋斗何能懈。」中学生传诵的爱国歌曲也高唱：「大好金瓯将破碎，白山黑水尽魑魅，看我们十年后发扬祖国之光辉。」我就是在这片青年风起云涌抗日救国的热潮中，于一九三五年投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
当时日本军阀对我压迫日紧，军校甚至在北平都不能公开招考，不得不采取秘密招考；相较十期及十一期均录取两千人，军校十二期录取名额也减至仅六百人。但当时青年抗日报国情绪激昂，考生有大学程度的，亦有小学老师，我以初中毕业程度投考本难录取，结果竟上榜了，我也因此是十二期中年龄最小的，同期同学甚至有长我十岁的。
南京陆军军官学校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于南京通光营房入伍。入伍教育共九个月，相当于文学校两个学期，除操场教练、体能训练和步兵班排教练外，以普通科学教育为主，诸如物理、化学、数学均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程度，我也都能轻易接受。外语教育亦受重视，由于学校有德籍顾问，且学军事者都梦寐有朝一日能到德国留学，我乃选修德文，从ABCD开始学起；记得当时教师是留德的谭医生及他的德籍太太。此外，三民主义及人生哲学教育也是重点。
我们的军事训练在德籍顾问法尔肯豪森上将主导下，完全采德式教育，踢正步时两手紧贴胯部而非摆手，单兵与班的战斗动作要求更是严格。这些德籍顾问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职的军官，任何一个小动作如做得不够确实，必须重做到完全正确为止，德文的「重来一次」以及「不对，不对」经常在我们耳边响起。
记得有次一位同学在单兵战斗教练匍匐前进时，在山坡上通过稜线过快，德籍顾问竟提起他的双脚，拉黄包车似地把他从山坡拖下五十公尺远，命令他重来。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对我一生的治军教战事业产生重大影响，日后我在军队训练中「从实、从严、从难」的政策要求即播种于此。
入伍教育前三个月，完全没有假期，旨在彻底改变学生的生活习惯及观念，将一个散漫的文学生重塑为一名有规律、有纪律、有服从性的军人。初入伍，文学生最头疼的就是整理内务，卧被须叠成豆腐干似并用内务板夹出稜角线条，才算合格；洗脸盆内的漱口杯、牙刷、牙膏及洗脸巾挂法都有规定。
文学生常质疑这种内务训练与打仗有什么关系，难道到战场上可以内务比赛打倒敌人吗？当时内心实在讨厌那些检查内务的班长，尤其他们只知执行规定，说不出这些规定深一层的道理。
直到我军阶渐高，体会到「成于一」是建军的最高哲理与要求，才领悟出整理内务的军事哲学道理。
一九三八年，我自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官少尉。摄于湖南零陵陆军砲兵学校尉官班。
第一次放假，记得是一九三六年元旦，我们入伍刚满三个月，元旦日前往中山陵谒陵，并由蒋中正委员长兼校长主持团拜。那天不仅军校学生，包括政校学生及首都党政机关人员也都参加这次谒陵团拜。我们在通光营房黎明即起，行军两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是日正雪后初晴，中山陵的石阶上还堆着积雪。
中山陵坐北朝南，谒陵队伍面北等候校长莅临，冷冽寒风扑刺在脸上，鼻孔呼出热气。校长准时来了，身着黑披风，队伍敬礼时，他看到一位军官露出红色毛衣袖，当面予以纠正。校长觉得北风刺面，指示众人行谒陵礼前可面朝南站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委员长，第一次听到他宁波口音的官话。
一九三六年，国际情势暗潮汹涌，日本强占我东北，国际联盟无能为力；墨索里尼进兵非洲阿比西尼亚；英美日军缩会议规定三国海军为五五三比例的协议，这年也将届满，所以蒋委员长指出，今年是充满世界战争危机的一年。事实上，中日战争即于次年七月全面引爆。
（左图）广州之战我的头部曾经受伤。这是我的便装照，证明自己已完全康复，寄慰双亲。
（右图）那时家乡已沦为日军占领区，我特别穿着便服照相，寄慰双亲。
陆军砲兵第十四团第二营排长时期。
国际情势紧绷，国内政局亦瀰漫着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蓄势气氛。江西五次围剿取得完全胜利，共军残余不足两、三万人，侷处陕北；中央军进驻四川及西南各省；六月李宗仁与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但和平解决。七月间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于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十月三十一日是蒋委员长五十岁生日，全国发起献机祝寿，举行空中分列仪式，空军以「中正」队形通过明故宫机场上空，展现坚决抗敌、复兴民族的昂扬志节。
按军校规定，入伍生入伍期满原应放暑假，但我们因六月一日两广事变取消暑假，先行分科教育。入伍九个月，除普遍学科外，军事训练都是步兵的班排教练；入伍期满后，就要以各兵科的军事训练及军事教育四大教程为主，也就是战术、兵器、地形和筑城。
我分至砲科，当时是各科最为吃香的，是大多数学生的第一志愿，须以考试筛选，所以一般认为砲科较重视学科，学生素质也高。那时其他兵科学生仍是穿草鞋、打绑腿，只有骑兵科及砲兵科穿马靴，看来气宇轩昂，也成了吸引年轻人的一项诱因。我们升学后，由通光营房移驻黄埔路校本部的砲标营区。
我们原定一九三六年年底下部队实习，任下士班长三个月，但十二月十二日惊传西安事变，部队又进入动员备战状态，因此部队实习三个月规定被迫取消。
西安事变是震惊全球、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全校官生在校本部大讲堂集合，政训处长滕杰报告说张学良叛变了，劫持领袖；教育长张治中也痛骂「张学良这个东西」；军校官生闻讯义愤填膺；教导总队长桂永清更不待命令就将相当于一个师，最精锐的教导总队全总队开往潼关出发。全国则陷入一片低气压。
中央处理西安事变采和战两手策略，一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准备用兵；一面由蒋夫人主导谈判，以期和平解决。蒋夫人亲赴西安，促使张学良悔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诞夜亲送蒋委员长到洛阳。蒋委员长脱险，举国欣喜若狂；整个南京城疯了似的，库存照明弹和曳光弹一夜间都打光了，鞭炮声响彻通宵；中山路和太平路上青年男女跳起舞来；连一向严守纪律的军校学生也抛开校规，涌至街上狂欢。
然而，日本军阀眼见国共十年内战止息，全国和平统一，深恐无法再收中国内战渔利，侵华迷梦难以实现，因而不能再等。一九三七年，终于爆发七七芦沟桥事变，燃起中日全面战争。
八一三上海战役紧接着爆发，八一四日本空军轰炸南京，军校师生避处江西九江五个月后，原则上决定迁校至四川成都。但南京失守，部队基层干部伤亡甚重，需求孔急，十二期因而决定提前半年毕业。
军校毕业
一九三八年元月二十日，军校十二期在武昌举行毕业典礼，蒋校长亲临主持训话。抗战半年多以来，日军三月亡华梦想已被粉碎，但我方也遭受重大损失与失败；蒋校长认为失败主因在于学术不如敌人，唯有提升军官素质才能克敌致胜。
毕业后我们一面接获分发命令，一面获准返家省亲。睽违两年半，家人终于团聚，母亲尤其高兴非常；她说当年父亲外出东北随三舅爹爹工作，深夜回家仅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祖母就听到起来开门；她责怪我没喊一声，否则她一定第一声就听到了。
我回乡时抗战爆发虽已半年多，但苏北似无任何战争景象。我在家只能逗留十天，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全家人乃到盐城小住两天，也是母亲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城墙，第一次坐黄包车，我发愿日后要带母亲到江南等大都市玩玩。我们也拍了一幅全家福相片，不料这竟是母亲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照；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的团聚。
十天休假结束，我将军校所发置装费、旅费及月薪约三百银元交付父亲，在当时是一笔不小数目；然后经由徐州、郑州、武汉到湖南零陵砲兵学校报到。我分发到砲校尉官班，接受砲兵初级军官专业教育，课程重点在观测与射击。
砲校受训期间，传来台儿庄会战捷报，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但也预告全面徐州会战即将开始。
抗战之初，我陆军缺乏砲兵，苏联乃援助我762野砲及115榴弹砲数百门，成立砲二十团于湖南祁阳。我砲校尉官班结业后，原拟分发至砲二十团一营三连任排长；那年我二十岁，正是个纯洁热情、干劲十足的青年军官。
适此际，我在军校的队长林路生，军校六期留英；在新成立的砲十四团当营长，该团装备德式150榴弹砲，不同于苏联援我的马拽式火砲，乃当时最进步的汽车牵引砲，十四团急需干部，我们几个同期毕业的同学便至湖南耒阳砲十四团报到。
我被派至二营五连担任观测官，团长洪士奇黄埔二期留德，营长郑瑞六期留德，连长刘鹏翼东北人，是砲兵监刘翰东的侄子。这个连由原东北军改编，士官兵也都是东北人，装备从原来的骡子拉砲改为新式汽车拖砲，尤其是国内口径最大、射程最远的新砲，部队官兵自然士气高昂。
但连内士官都已年过三十，却由我这个二十郎当、尚无太多部队经验的军官来带领，幸好大家相处还算融洽。
与父母弟妹全家合影。依序左一为大妹锦春；母亲与三妹争春；我立于相片中；父亲右侧为大弟仲春与二妹秀春。
脑中遗留七十多年的砲弹碎片
抗战进入第二年，由广州经香港是我抗战后方通往海洋的唯一交通路线，七、八月间本连奉命开往广东第四战区，配属虎门要塞，官兵从湖南耒阳乘粤汉铁路运到广州报到。
当时日机每日均轰炸粤汉铁路，粤汉铁路通过岭南地区，隧道很多，我们到达粤北曲江后，日机集中目标专炸银盏坳铁桥，每日白昼发放警报，装载本连火砲及装备的列车开进隧道，晚间铁路工程队则全力抢修被炸的铁桥，甫修好，第二天清晨日机又来炸了。如此白天炸、晚间修，连续达两周之久，终于有一天铁桥可以通车了，我们才缓缓通过频炸频修的银盏坳铁桥，驶向广州，向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将军报到后，部队奉命驻扎鱼珠村。
全连官兵到广州后，许多人染患疟疾，我也不例外，每隔一天便发冷发烧，当时有效药品是金鸡纳霜丸，但供应奇缺。
十月初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战况发展很快，我们僻处鱼珠村，与战情隔阂，也未接到任何指示，完全没有战争任务。忽然在十月二十一日晨，听说长官部已经撤离广州了，但我们却未接到任何撤退命令，一个小小的连级单位，根本被长官部遗忘了。
我们车队于是从鱼珠村出发，沿鱼珠、广州东山公路行进，准备穿过广州市后，经从化到曲江去，但尚未到东山，日机就临空扫射，子弹打到地上冒起似雨点的火光，我坐在观测车上，左边的驾驶中弹身亡，我的头部也受伤流血不止，后座观测士或阵亡、或受伤，领队的刘连长抵达东山时，日军的战车已先到了，迎头就把刘连长打死了，我们只得弃车带伤徒步进入空无一人的广州城，然后乘民船沿北江前往曲江。至于砲车队，虽已过了广州，但那时从化附近的桥已被日军炸断，由德国买回的新式150榴弹砲四门，连同车辆只有忍痛弃置了。
我们在日机扫射时分别弃车徒步，原来的编组队伍自然是冲散了，我在路上捡到一枝派克钢笔，不知是谁遗落的。当时连上有一位汽车修理佐，是胡适的族姪，撤退中也失散了，生死不明。当我们沿北江到韶关，乘火车返回耒阳，查询胡技佐下落时，竟发现我捡到的钢笔是胡技佐的，证明他并未阵亡，后来果然平安归队，我也将他的钢笔奉还。
众人抵达曲江后，转至湖南耒阳原驻地，接着调拨三门砲及车辆，重新整编。我头部的伤亦已痊愈，无任何后遗症；我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头部曾害患外症，父亲心知肚明，数月后接回信，只说「汝头痛，我心痛」。
脑伤虽愈，但留有弹片，我全无知觉，直到七十五年后我健康检查，脑部断层扫描竟发现金属反应，原来日军赠我的弹片已共存七十五年了；我常自讽，年已近百而思维无老态，也许是这粒弹片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将二○一三年七月二日的断层扫描原报告收入书中，以作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