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保护侄女和部下
1968年夏，专案组在突击审讯彭德怀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他的亲属，企图找到重要证据从而进一步加害彭德怀。
深秋的一天早晨，北京汽车制造厂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以开会为由把彭梅魁骗到北厂的一个附属分厂。彭梅魁一到就失去了自由，被强令交代揭发彭德怀的问题。
彭梅魁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些狂妄蛮横的造反派了，她特别冷静地拒绝说：“我伯伯的事是党内的事，是中央的事。我没有资格去打听，你们就更没有资格去过问了！”
几个造反派恼羞成怒，抽出一尺来长的木棒，劈头盖脸打下来，一边打一边骂：“彭贼的狗崽子，看你说不说！”
彭梅魁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造反派见彭梅魁软硬不吃，就退出去商量办法。
下午，彭梅魁要求上厕所，在走廊里对押解她的女造反队员说：“我怕把我的手表也打坏了，你能不能替我暂时保存一下？”
姑娘一撇嘴：“我不管你的臭事！”回头就向上司打小报告了。
为此，彭梅魁又遭到一顿毒打。
造反派一时还不敢把彭梅魁扣留下来，当天晚上，他们吹胡子瞪眼睛之后，就放她回家了。
那一夜，彭梅魁浑身痛得睡不着，张春一给她上药疗伤。她对丈夫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照顾好三个孩子。我妈妈有我弟弟管，我就是放心不下我伯伯。他现在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以后要不要继续给他送东西呢？”
张春一说：“当然要送。我不是早说过了，他不仅是我们的伯伯，更是革命老前辈。”
一连几个月，造反派还在不断威逼彭梅魁写交代材料。那个时候，彭梅魁还不知道囚禁中的伯伯正为保护自己的亲人而思考对策呢。
1969年初，中央专案组要求彭德怀写出关于他和彭梅魁关系的交代材料。
彭德怀明白，侄女现在也被立案审查了，处境一定非常艰难。
他考虑再三，以《彭梅魁什么时候来过我处》为标题，写了一份材料：
彭梅魁是我的大侄女，在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到汽车修理厂做护士。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每逢年节、星期天来我处，但不是每星期天都来，大概每月总有一次或两次。1962年1月她分娩后，在我处休养了近月。
1966年12月22日晚，我在成都市住地被捕，约27日黄昏到达北京地质学院，当晚即由红卫兵和警卫师某负责人，押我至某部看管。成都和北京气候大不相同，我穿着单薄，到京时已感冒，至1967年1月下旬，皮肤炎大发，痒痛异常，已成溃疮，后经军医注射得治愈，换洗衣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无。
某负责人问我，北京有无亲属和朋友，我当告以彭梅魁住址，及成都工作机关警卫员景希珍，此外无其他亲友。某负责人叫我两处都写信，他替我由内部关系转送。不久即由警卫部队内部转来彭梅魁粮票30斤，买来衬衣鞋袜等。
以后，我请她替我买来列宁选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毛主席语录，十一中全会后有关小册子等，还买了一个小收音机（晶体管）。去年夏已将小收音机退还给她了。由某负责人转去我给景希珍同志信，请景在我积存款项内，酌量付还彭梅魁的钱。所有书籍、用品（牙膏、牙刷、毛巾、衣服、鞋袜）等，都是由看押部队负责人经手交送的，我和彭梅魁以及成都景希珍同志，都没有直接授受过任何东西。从去年7月以后的粮票和伙食费用，景希珍没有再寄来。同时，彭梅魁从去年4月以后，也没再寄日用品了。
彭德怀
1969年1月16日
因为半年多没有接到景希珍的汇款，彭德怀写完这份材料以后，又给景希珍写了一封信，交给监护部队转寄。他在信中写道：
我需要订些报纸，还要买些肥皂、牙膏；衣服也烂了，身上的痤疮已化脓，我没衬衣换洗，也需添置一些；我的老花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每月23元生活费交了伙食费后，剩下的钱很少了，可否每月在我的存款里多给我几元钱？
是年3月，专案组又要彭德怀详细交代彭梅魁和他来往的情况，4月又派调查人员当面审问。彭德怀以问答的形式写了补充材料：
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
她是我的侄女，常来我处，上月已做了详细交代，现在补充呈述如下：
问：你们来往什么信件？还有什么人和她一同来？
答：过去没有信件来往，1955年她毕业后到汽车工厂当医士，别人不知道她是我的侄女。在1959年庐山会议我犯错误时，她把此事报告了工厂党委，说她是我的侄女，并想去看看我，当时厂党委同意她常来我处看看。
上述这些话，是我离开中南海搬到北路门不久时，她来我处谈的。我说，犯了错误，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她说：犯了错误就改正呗。她还说，在医务业余大学学习，家里小孩闹翻天，很难认真学习好。《矛盾论》和《实践论》有些看不懂，要我当辅导员。
以后星期日她还是常来我处，但不是每个星期日都来。她的丈夫名张春一，在人民解放军某军医学院毕业，在汽车厂当医生，有时也同她一道来，多半是年节带着他们的小孩一起来。此人对业务学习比较认真，他不是党员。此外，没有其他人同她来过我处。
问：1962年6月你写给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
答：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问：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答：我是1966年12月底，被地质学院和航空学院红卫兵捕到北京的，到后来即由解放军某部和学院红卫兵共同看管，还有某部负责者（可能是警卫局或卫戍司令部派来的）一同参与管押。
到1967年2月下旬，我没有衬衣换洗，身上生疮已化脓。某负责人问我北京有无亲属和朋友。我说，有侄女彭梅魁，在成都市工作机关还有警卫工作者和秘书，此外，就无私人关系了。
某负责人要我两处都写信，将需要的东西也写上，由内部帮我送去。这些，上月已做了详细交代，不再重复。送来了日用品和购买了列宁主义选集等书，所有送来的东西都附清单，我也给了收条。
有一次我写上解放军风格很高，要她向解放军好好学习。这些也是由看押我的部队负责转给我和送出去的。此外同彭梅魁就没有别的来往。
彭德怀
1969年4月6日
细读彭德怀写的材料，可以清楚看出他当时的思路：以平实无华和细致入微的叙述，说明与彭梅魁的关系是正常的亲属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信件和物品的传递也是由看押部队做的。但是，恰恰在生死攸关的1962年长信手稿的问题上，他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她没有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彭德怀不露声色地掩护了保存着手稿的彭梅魁。
彭德怀被抓走后，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炊事员刘云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被迫揭发彭德怀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外调人员到北京，通过中央专案组，逼彭德怀写材料。
1969年夏天，周淑身来京时与女儿、外孙们合影
1970年7月11日，彭德怀写了刘云的材料：
我于1965年十一二月间，党中央分配我到成都参加三线建设工作，党的西南局管理机关派刘云到我处做煮饭工作。他的老婆病了吃不下饭，我还存有一点点（只有几钱）白木耳交给了他。当时刘说不要，留给自己吃吧！我说，没有病，留着无用，你拿去蒸汤给病人吃，也许对通肠有帮助。此外没有给过其他东西。我记得，他也没有向我借过钱。
刘云一家六口人，靠刘云一人工资维持生计。四个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彭德怀在1966年春节后，给刘云20元，让他为孩子交学费。见刘云妻子多病，缺营养，彭德怀还几次请刘云一家人与他同吃银耳汤。
他看过《欧阳海之歌》以后，把这本小说交给刘云读，要刘云学习欧阳海一心为公的革命品德。幸亏这样，这本有彭德怀两千余字珍贵批语的《欧阳海之歌》才得以保存下来。彭德怀在写刘云的材料时，这些情节都回避了。
是年7月31日，彭德怀写的“关于景希珍、綦魁英问题”里说：
我给过景希珍和綦魁英什么东西没有？有两套草绿色军服，我穿小一些，我已不是军人，也就不穿军衣了，我给了他们各一套。此外未给其他东西。
景希珍、綦魁英和赵凤池与彭德怀朝夕相处十几年了，他们把全家从北京迁到成都，与彭德怀同住永兴巷七号平房大院。彭德怀对身边的老部下以及他们的家庭一贯关心爱护，过年过节出钱请几家人一起团聚共餐，还给孩子们发糖果，赠文具盒、铅笔等学习用品。谁家经济有困难，他就资助。
1966年秋天，“文革”逐步升级，社会动乱，景希珍妻子张玉兰病重，子女多，经济陷入困境。彭德怀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3000元给了景希珍，让他为妻子好好治病。景希珍不忍心用这笔钱，于是将3000元存入了住地附近的暑袜街邮局储蓄所。
后来，被关在北京的彭德怀缺钱用，景希珍与綦魁英去储蓄所取钱，准备寄给彭总，但钱被冻结了，未取到。在北京吴家花园时，为了治綦魁英家中聋哑女芳芳的病，彭德怀说：“走遍天下也要将芳芳的聋哑病治好，綦秘书钱不够，我给！”可惜治了多年，芳芳仍然是个聋哑学生。彭德怀写景希珍、綦魁英的调查材料时，这些重要情况只字未提。
彭德怀在遭难的时刻仍为他的老部下着想，尽其所能防止他们受到牵连，保护他们全家人的平安。
就像彭家围子必定要遭殃一样，彭德怀住过六年的京郊挂甲屯也不能幸免，“文革”的风刀雨箭朝所有与彭老头有过交往的普通农民飞来。
有一个中年庄稼汉，就因为说了一句“彭老头是个好人”，就被批彭的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在批斗会上，造反派用拳头逼他交代，为什么敢为彭德怀摆好。
这个老实的农民抹一把脸上的血说：“我妈活着的时候，常和彭老头聊天。有一次，他们俩说起生辰，我妈那年66岁，彭老头说了句笑话：‘六十六，不死也得掉块肉。在我们湖南老家，七十不留过夜，八十不留吃饭，怕死在外边啊！’他们俩哈哈大笑，我在旁边看到的。三年后，我妈过世，彭老头到我妈灵位前行礼，临走放下五元奠仪钱。有大元帅给我们老百姓鞠躬的吗？这样的大官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认死理、不听邪的庄稼汉又惹来一顿毒打。然而，批彭的恶云毒雾遮不住挂甲屯群众心中的巍巍丰碑。
历尽磨难的手稿
1967年7月底，华夏大地上枪炮声不绝于耳。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如原子弹的冲击波横扫全国，为两派的武斗火上浇油。冷兵器的械斗迅速升级为现代化武器的攻防战。中国的老百姓在惊恐万状中眼看着“文化大革命”演变成“武化大革命”，嘴里还要跟着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忧心忡忡的彭梅魁跟张春一商量：“给老家写了好多封信也不见我妈回信，我都要急死了。现在最不放心的是伯伯托我保存的手稿，再就是我妈和两个孩子。老太太耳朵聋了，反应又慢，一旦红卫兵再来家里闹腾可怎么办呢？我真想回去一趟。”
张春一说：“到处都在武斗、死人，铁路上也很危险，我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呢？要回去，得咱俩一起走。”
于是，两个人请好假，冒着酷暑挤上了破旧肮脏的南下广州的火车。因为沿途的两派武斗，交通时常受阻，他们吃尽了苦头。满身汗渍地熬到了株洲站，火车也不往前开了，两口子暗自庆幸，总算到了离老家最近的地方。可下了火车，没有高兴多一会儿，他们的心就沉了下来，因为在混乱不堪的株洲市竟然找不到任何长途汽车。
情急中，彭梅魁想起株洲有她的一门亲戚，只好投亲靠友，先落个脚。
找到亲戚的家，彭梅魁喜出望外，原来出来开门的是堂哥彭鹏。
“大哥，怎么在这里碰到了你？”
彭鹏说：“我这个芝麻官早就给免了，批斗我的阵势也见识了不少，躲到株洲清闲了几天，正想回家呢。”
“我们想回家看看妈妈和孩子，可怎么也找不到去石潭的汽车。大哥你可有什么办法？”
彭鹏拍拍大腿：“这个荒乱年月得靠咱们的11号车（即两条腿），你们跟着我走吧！”
从株洲到乌石的乡间土路，仿佛都印在了彭鹏的头脑里。彭梅魁和张春一跟着路熟人熟的大哥上了路，穿山越岭，整整步行了两天一夜，才回到彭家围子。
从天而降的女儿女婿把周淑身吓了一大跳，她嗔怪道：“梅魁，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连一封信也不给我回？”
彭梅魁这才明白，天下大乱，连老百姓的邮路都中断了。
周淑身把在外面玩的外孙女喊回来见爸爸妈妈，然后向女儿诉苦：“去年红卫兵来‘破四旧’，把好端端的桌子、椅子都给砸了，做孽哟！现在就剩下挖人家的祖坟喽！”
她又放低声音：“梅魁啊，我就担心那个东西。要是红卫兵把这老屋子给占了，可就不好办喽……”
走进老宅院的时候，彭梅魁已经看到了墙上张贴的各色各样的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考虑到妈妈上了年纪，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让她一个人承担保存伯伯手稿的重担的确是难为了老人家，所以此时此刻只有找堂弟了，相信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侄子总会为二伯母壮个胆。
她和张春一商量以后，就去找彭康志，说明手稿一事的来龙去脉，让堂弟参与保护这些浸透着伯伯心血和泪水的珍贵资料。
彭康志听罢，没有任何迟疑就爽快地答应了。姐弟俩研究后决定，手稿还是不要藏在家里。谁能保证那群如虎似狼的造反派不再来了呢？
第二天，彭梅魁和彭康志到屋外物色埋藏手稿的地点，一是家门左边有几棵枇杷树的那块平地；一是从屋子右边向上走到山脚，在彭家两位烈士的坟墓旁，有块自留菜地。这两个有记号的地方都行，彭梅魁让堂弟择其一挖洞。
“这个地方只有你、我和我妈妈三个人知道，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彭梅魁叮咛彭康志，“这可关系到咱们彭家人的生死啊！”
当天晚上，彭梅魁把灶脚下的瓷坛子挖出来，交给彭康志。夜半时分，彭康志带着铁锹，抱着瓷坛子悄悄出了门。他轻手轻脚地走到菜地里，蹲下身来四下张望，星光下的山野黑幽幽的一片，没有发现可疑的影子；侧耳细听，除了山风呜咽，也没有听到可疑的声响。在确信四周安全无虞之后，他动作利落地把瓷坛子埋入土中。
转眼间到了11月，彭康志看公社的造反派和学校的红卫兵不到彭家围子乱窜了，担心手稿在地里受潮霉烂，又趁夜色把瓷坛子挖出来，放到家里阁楼上保存。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伯伯的手稿取出来，躺在床上细细地读。伯伯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崇高品德跃然纸上，他深深被手稿中的内容吸引住了，更坚信伯伯没有错。
有一天，北京的彭康白突然回来了。他说：“文革的形势越来越混乱，我姐姐的处境也不好，她不放心伯伯的手稿，让我回来看一看。我姐说，如果连累了康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把材料烧了吧！”
周淑身和彭康志都不同意烧掉手稿。彭康志说：“伯伯写的真是好，这些材料特别宝贵，不能毁掉。再说，我既非党员，不怕丢党票，又无官可罢，就是个满腿泥的农民，怕他们个鸟！造反派能把我怎么样？！”
彭康白在家里住了几天，感觉乌石一时还比较平静，就告别了母亲和堂兄嫂，回北京去了。
1968年春天，乌石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次掀起批彭高潮，风声又紧了。7月，公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村里，有一天押着一大群所谓“彭德怀的黑爪牙、辩护士”和“五类分子”，敲锣打鼓到彭家围子游行示威。宣传队员喊着口号，进屋子里四处搜查。彭康志早有准备，已经把伯伯的手稿稳稳妥妥地藏在猪栏边的烂草窝里。夏天，周淑身送两个外孙女回北京上学，顺便把手稿的保存情况告诉了彭梅魁。
1969年4月，彭梅魁送妈妈回老家，决定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保存。
彭康志从枕头底下把伯伯的手稿拿出来，交给了堂姐。彭梅魁翻看了一下，发现纸页边角处有点磨痕，个别纸页有受潮留下的小斑点，但整个材料完好无损。她把伯伯的手稿贴在胸口，欣慰地说：“康志啊，真难为你了！伯伯的材料保存下来了！”
彭康志说：“也不知道伯伯现在怎么样了，这些材料是伯伯交给咱们的，拼死拼活也要保住。梅魁姐，今后就靠你了。”
彭梅魁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北京后，专门做了一个带夹层的小樟木箱子，把手稿小心地放进夹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