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良

春节是全体国人的狂欢，不管哪个年代，不管穷和富，吃好、喝好、休息好，这既是春节的主旋律，也是人们过春节的意义之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一个精神和物质都满足欢愉的春节，成为人们日常奋斗努力的目的所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是实行集体化的时期，以生产队为组织，集体劳动生产。说起农村生产队，一些文章也好、电视剧也好，都说那是个苦、累、穷的年代，饭吃不饱、衣穿不暖，众口成金，有人说，那年代的春节也是清贫和寒酸，不堪回首。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以小编亲身的经历看，真实情况恐怕会颠覆一些人的想像。

首先谈谈放假的问题，体制内的人，春节离不开放假。在过去，农民（社员）是生产队集体体的一员，也算是体制内，春节当然也需要放假。现在，网上有人说，生产队时期，破除传统守旧，过革命化的春节，农民一年忙到头，只是在除夕那天放半天假，春节都不休意，对此说法，小编认为不真实。

那时，春节期间，生产队也是放假的，不过，放假不是国家法定，而是由生产队队长自主决定，当然了，生产队队长有权决定并不是随心所欲，放假时间除了考虑风俗习惯、社员意愿外，也要与生产大队精神相适应、与邻近生产队看齐等因素。

有一年生产队开会决定春节放假，那时是开放式会议，小编等一帮小孩子也在会场窜来窜去，亲身见证了春节放假的决策过程，队长说：公社、大队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春节只放三天假，初四出工生产。底下一些社员就起哄，说拜年都没有时间，提出要初八出工，最后折中，决定初七岀工生产，说明当时的决策还是比较透明和民主的。

在除夕吃过团年饭后，一年忙碌操劳的人们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息歇息，尽情享受春节这难得的安逸惬意日子。

六七十年代的春节，那时休闲娱乐活动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没有电视手机，春节放假，看不成电影，而一些传统的年俗习俗，如舞龙舞狮，限于当时政治气候，也是限制的。从形式看，比较冷清，这样也好，让人们安心下来，清静而休闲度春节。

春节离不开拜年。那时代，农村人们把拜年看得很重。因为平时，大家都要参加劳动生产，亲戚之间，除非有重大聚会祝贺，平时难得走动，走亲戚耽误劳动生产挣工分啊。春节到了，正好利用休息时间拜年走亲戚，增进感情，融洽亲情。

正月前几天，农村到处是拜年走动的人群，大人们带着小孩，带着简朴的年礼，去拜年了。那时的拜年，大家都是步行，或肩挑或手提年礼，大路小路都是走动的人群，遇有同行或相熟的人们，一路互打招呼，说说笑笑，一派欢声笑语，成为春节期间的一景。

拜年时，照例主人会做一餐相对够得上台面的一桌饭菜，尽管那时物资匮乏、条件差，但起码的鱼肉还是会有，面子上过得去，拜年时，除了亲情外，享受平常难得的口福，也是拜年意义所在。

留守在家的社员们，平常劳碌惯了，难得的春节假期，也会放松放松。对于成年社员们来说，最大的休闲活动就是串门聊天烤火。这时就看出社员的人缘了。如果其人善谈、忠厚、大方，则春节时，大家都愿意上其家来，喝着热茶，抽着旱烟，围着一盆熊熊柴火，聊国家的大事，聊生产队的人情，聊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其乐融融。

饱暖思淫欲，闲适催赌瘾。谈及当今的农村，春节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玩”，但最大的坏风气是赌，而且是聚众赌博。平时，村里青壮年大部分人在外面打工，过年了，带着一年赚来的辛苦钱回家，自然而然会组牌局，什么扎金花、斗牛等，一个春节下来，个别赌运不佳的人会输掉一年挣掉一大半，并且极易由此引社会和家庭纠纷。

生产队时代，组织管理高效严密，社会上是严格禁止打牌赌博的，没人敢赌博，过春节时，就不会出现当今农村聚赌现象，扑克、棋牌等游戏之类活动是可以的，只是不带“彩头”，年轻社员们结对成双打扑克争上游，年老社员下“三字棋”，赌注为钻凳子、贴胡子等，也都玩得不亦乐乎。

这样风清云淡的休闲日子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六，初七早上那天，生产队队长的哨子比以往时候吹得更急更响，可社员们却懒懒散散地扛着锄头、担着筲箕，一个个没精打彩地来到地里，队长见此，怒骂道：狗X的，就光想着过年，不要做阳春了，今年大家就喝西北风？经队长一顿怒骂，个别人被骂醒了，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适应回归紧张劳累的生产生活。

生产队时代，农村农民过春节，那时没有电视手机玩（看），没有打牌赌博，没有一场接着一场的酒席，只有纯粹的拜年走动、聊天休闲等。那时的春节，缺美酒佳肴、缺物质享受、缺彩头娱乐，而唯独不缺人、不缺热闹、不缺亲情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