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开春，我到长湖插队的第三个年头，队长决定给我分一块自留地，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这是我下乡插队当了多年农民后，首次有可能像真正的农民那样，有一块自留地。

同其他公社插队的杭州知青不一样，在县农场青年队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小天地里，如果有任何人提出自留地的问题，一定会被当成是天外来客。

到了长湖，队长根本就把我们看成是农村的“临时工”，不给盖房子，当然也不分给自留地。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队里的几百亩集体耕地，除了两亩韭菜以外，全种的是粮食，这让我平时的吃菜成了大问题。

虽然队长郑重承诺我可以随意吃队上的韭菜，可即便是山珍海味，也架不住天天重样地吃。何况韭菜难消化，吃下去绿的，屙出来绿的，原封不动穿肠而过，天晓得有多少营养留在肚皮里。我每天上午收工回来擀一张面，撒一把韭菜当中饭。晚上焖一锅米饭，边吃饭边烙饼，第二天把剩饭煮成泡饭，就着烙饼当早饭。感谢家里带来的咸笋干，只要咬下老鼠屎大的一粒，甚至舔一舔，就可以骗下去一口大米饭，每一根都可以俭省着吃两三天。

那时候，社员都是有自留地的，而且都是队上最好的地。丈量自留地的田亩数时，尽量放松了尺码拨算盘，这是上下都心照不宣的事。也难怪，当时集体的地，平均亩产五六百斤就很了不起，自留地里，八九百斤也稀松平常。每人三分自留地，在农民一年的家庭收入中占着很重的分量。

社员的自留地大多用来种麦子。“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百姓都懂的道理。他们平时吃面条多，有一碗油辣子就能下饭，但也有的人会留一点菜地，调剂一日三餐。有的队还会在自留地之外，专门划一小片菜地分给各家各户。

那一年，好像是队里的人口有了较大的变动，同队的另一位知青也早已去了煤矿，队委会决定调整自留地的划分，顺便给我分一小块菜地。

分地的那天，真有点土改的味道，只是没有挨斗的地主。有关的农户都到场了，簇拥着几个拉皮尺拨算盘珠子的队干，争论着田块的高低、远近、地性和墒情。最后剩下一块夹在几家中间、实在无法分割的、比两张圆台面大不了多少的茄把子地，就算是我的了。

保管员拉开皮尺要丈量，队长挥挥手说：“羊卵子大的一块地，还量越个啥?”

会计说：“总得留个底，登个册子吧。”

老成持重的副队长歪着脑袋目测了一下，说：“撑死，也就二厘的样子，多也多不到哪里去。”

队长说：“那就二厘吧，八九不离十。”完了转过脸安慰我说：“你不缺粮，就种点菜，一个人吃，也够了!"停了停，又说：“到社场子拉几车粪，没给你盖房子、圈茅房，你没肥料，咋行?”

“行，就那么个!”我心里挺高兴。

那时候，我满脑子的“主义”和“思想”。粮食?够吃就行了。菜?吃不完莫非上街去卖钱?那不成了啥啥的——尾巴?

有这么一小块地，真的让我很开心，哪怕它只有羊卵子大。我又可以像小时候侍弄我的百草园一样地摆弄那些“冬瓜豆蓬”了。老实说，当了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跟着众人在大田里翻地、挖渠、薅草、收割、打场，从来没有真正地“种”过庄稼。

而且那种干活方式，从来不会让你有土地主人的感觉，你就是队长的长工，你没有权力决定一块地、一棵庄稼、甚至一粒收获的命运。其实，队长也是上面的雇工，上头吆喝啥，大家就干啥，同机器没多大区别。

但是在这一块羊卵子大的地上，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种啥、咋种、种了咋吃，吃不完咋卖，甚至种上了再拔掉，收获了再扔掉，也没人会把我咋的。这让我有一种当了小地主的满足感。

正是那种感觉，让我忽然明白了这些被唱作“向阳花”和“藤上瓜”的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为什么总是在集体地里拄着锹把栽盹养神，一到自留地就冲锋陷阵。

我们队上的“老虎”经常说一句话：“干啥的务营啥。”我就非常敬佩那种把自己的事情“务营”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的人。他们的院子永远纤尘不染，他们的农具擦得同战士的步枪一样锃亮，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储物间里，随时可以拿来使用。他们的自留地里找不到一根杂草和一块坷垃，土地像毛毡一样均匀和细密。现在，我也可以在自留地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了。

以前在大田干活，一把锹和一张锹足够了，为菜地锄草整地用的农具我是没有的。第二天我就借了一把锄头，开始“务营”起那二厘自留地来。别看羊卵子大的一块地就让我乐得屁颠，但我只是想体验那个过程、那种感觉，并不想像个“扎根派”似的花钱添置那些平时用不着的精细农具。

我从社场子拉来三车土粪，撒得匀匀儿的，然后学着那些老农的样子，先用锹深深地翻一遍，晒了几天，又用锄头把土坷垃打得碎碎儿的，把地整得平平儿的，把田埂铣得光光儿的。这些活儿，都必须在集体收工以后，并且完成了自己一日三餐淘煮吃涮任务之外的时间去做。常常在早饭后或者晚饭前的那一会儿，我就提上锄头去了。

一边干，一边思谋着该种点啥，既可以让今年夏天的餐桌变得丰盛些，又能让这种丰盛尽可能细水长流地多保持些日子。许多老农七嘴八舌地帮我建议，我快乐地应承着。我的房东大娘常说：“娃娃勤，疼死个人，娃娃懒，饿死没人管。”被社员们看成是个“勤劳”人，那感觉真的很好。

地整好了，我先在最北边种上三垅莓豆，种子是副队长给的，这东西有藤蔓，开小白花，带着那么点诗情画意。接着又栽了两行茄子，一行西红柿，苗是会计家栽剩的。这三样东西可以陆陆续续让我摘几个月。辣椒不要，那时候我还不爱吃辣。剩下还有大约四成的地方，向保管员要了几个马铃薯，切成带芽的小块种下。最后又在田埂边上扎满了蚕豆、点了几窝面瓜子，这是在青年队时，老王利带着我们干过的活。

我每天早晨都会去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哪怕地已经整得像筛过一样细，草已经除得像剃过一样净，还是愿意拄着锄头把，欣赏清晨金色的阳光下那一小片缤纷的绿色。

粉绿色的蚕豆秧，率先开出了黑白相间的花，像粉蝶在跳舞；破土而出的嫩绿色马铃薯苗，像孩子刚出的乳牙；茄子秧在一天早晨抖擞起精神，伸展开因为移栽而打蔫的绿中带紫的叶子，像生病的孩子突然恢复了健康；莓豆翠绿色的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像一群穿着花裙子的小姑娘在撒着欢儿转圈圈。

终于，我的自留地开始收获，每天都可以从那里带回一捧魂灵儿都未出窍的新鲜蔬菜。我的小桌上除了白色的大米饭，也有了绿色的凉拌莓豆、紫色的干炒茄子、黄色的焖面瓜、红色的西红柿汤，这都是我的羊卵子自留地对我的馈赠，我孤寂而单调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

到后来，那块羊卵子自留地上的产出已经超出了我的消费需要，我把一部分果实馈赠那些经常帮助我的农户，如同这块土地把它们馈赠给我。

一个深秋的清晨，副队长喊我：“快把你的茄子柿子摘走，下霜了。”我到田里一看，所有的苗都好好儿的，除了叶子和果实上一层厚厚的水晶般闪亮的白霜。

“别看这会儿啥事没有，”副队长对我说，“等霜一化，立马打蔫。”我将信将疑地把所有剩下的大大小小的茄子西红柿摘回家，中午再去看时，那些茄子秧柿子秧的叶子都缩成一团，零零落落地挂在发黑的枝干上抖瑟，我这才领略了秋霜的杀伤力。

后来听说，经霜的茄子秆能治冻疮，是否因为它曾经经历了如此凛冽的考验?

初冬到来的时候，我匆匆收获了自留地里的最后一批成果：大半麻袋土豆，把它放在我住的小屋中央，锁好门上的扣，挑渠去了。

那次挑渠，我当保管员，几天以后回生产队办事，贫协组长找到我，要买那袋土豆，“女儿出嫁，需要土豆办席。”他解释说。

我犹豫着：“我还指着它过冬呢，给了你，我吃啥?”

他说：“你一冬都在挑渠，不愁吃。可土豆一冻，就吃不成了。”

这我知道。我想了想，说：“要不，你拿去用算了，不要钱。”

他不好意思了，踌躇着站在我的门前。我问：“要不要?要了赶紧拿走。不要，我锁门了!"我那天有急事，实在没工夫跟他纠缠。

“要不，我给你三块钱。”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往外掏。

我挡住他，坚决不肯收。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天肯定脑髓搭牢或者是溲泡饭的酸气发作，想显示自己的高尚?还是嫌钞票烫手?一根筋地非就不肯收那个钱。

当时哪怕说一句“你先拿走，过两天再说”，大家也都有个台阶好下。人都是要自尊的，贫协组长最后还是无奈地收起钱，怏怏地走了。二十郎当的我呀，好不懂事唷!

我后来又回过几次生产队。摸摸那袋土豆，冻得硬邦邦的，我知道完了，没戏了。

挑渠在春节前结束，接着是演剧队，再接着，到大队部当出纳，把铺盖都搬走了。开春后的一个上午，我回到那间小屋作最后的清理，打开扣上的锁，明媚的阳光从推开的房门泼进来，房间正中，那袋土豆的下面，有一摊融化的水。

“可惜了。”门外一个声音在说，是贫协组长。

是可惜了。那二厘自留地里将近一半的收成，就这样化成一摊乌黑的水。我这样想，有点心疼。

不久，我就离开了长湖。那块二厘大的羊卵子自留地，我就种了一年，确切地说，只是种了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