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2号，我们通信连战友在贵州凯里相聚。

老战友重逢，大家都很开心，专门见了之前的老团长。

曾经带着我们一起冲锋陷阵的他，现在已经认不出大家了。

聚会一结束，我就赶到凯里镇远县，想去看看卫生员龙显英。

我在部队发动几十个人帮我找，也没找到。

后来又发动好多贵州的战友帮我找，也没找到。

1979年2月19号，是他把我从弹坑里救了下来。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是听着英雄人物故事长大的。

我们家，我二叔、三叔，我两个堂哥，我二哥，都是当兵的，村子里还有好多人在当兵。

他们每次探亲假回来，都要到我们学校去作报告，讲一些部队里面的先进人物英雄事迹，我从小看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就有了当兵的想法。

再加上那几年战争电影看得也多，就跟现在年轻人追星一样，只是我们追的是战斗英雄。

所以高中毕业以后，我便报名参军了，直接从老家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到了云南服役。

因为高中毕业，在部队已经算有文化的了，新兵结束，就被分配在14军40师120团3营部通讯排步谈机班，因为通讯兵要背一些密码、密语这些。

步谈机班训练跟其他步兵稍微不太一样，比如爬山，他们是训练打枪啊这些，我们是背着电台，一人一个地方，就看信号好不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顺利畅通这些。

训练了大半年，1978年11月，我们去到了边防前线，组织了一场实战演习。

我刚进部队的样子

那时候中越关系紧张，越南当局大规模驱赶华侨，强令在越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还要对他们进行侮辱性搜身检查，甚至是趁机敲诈。

那些华侨从小在越南长大，甚至是世代生活在越南。可是越南政府丝毫不顾及这些，用武力手段强行拆除华侨的房屋，让他们没有容身之所，甚至剥夺他们的财产，断绝所有的生活来源，逼迫他们回国。

在这些暴力驱赶下，有些人甚至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拖儿带女地跨越边境线回归祖国。

奈何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没办法像现在这样用专机一个一个地接同胞回家。

我们部队驻扎的营房前面有两条公路，每天都有十几二十辆大巴车开过来，都是从越南方向来的，里面装着被驱赶回来的越南华侨。

火药味很浓，大家隐隐都有预感，可能要打仗了。

演习期间，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特别照顾，提供米、面、油这些。

为了感谢老乡，部队给他们放了两场电影，就在第二场电影结束的时候，紧急集合号吹响了。

当夜我们便都集合到电影厂去了，那是79年2月16号的晚上。

我们到时，电影院已经停满了车辆，都编上了号，准备出发。

我被分到了7连尖刀排，是排里唯一的步谈机员。

团领导现场给我们宣布了中央军委对越作战的命令，即刻开赴前线。

大概八点钟，在工兵、侦察兵的配合下，我随部队渡过了越南和我们的边界南溪河，朝我们要攻打的3号高地行进。

那一路走得很困难，脚下都是敌军埋好的地雷，沿途还有敌军骚扰。

因为是夜间行进，一切要悄悄进行，不让说话，不可以发出声音。

我自幼在老黄泛区长大，别说是一座山了，我们那里连一个土丘也少见。

进入越南后这一路都是陡坡和深谷，还有密不透风的竹藤杂草扯绊腿脚，我摔了不少跟头。

眼瞅脚下又一滑的时候，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

我心里惊叹好险，扭头发现是身边是覃万强副连长。他一边扶着我，一边摸索着我背上的步谈机。

听到我低声说步谈机抱在了怀里，覃副连长才松了口气。他扯过一根藤条递到我手里，让我拽着往上攀，自己又蹲下身子，托着我的臀部往上举。

这么多年过去，我都忘不了这个场景。

我们的任务是在第二日凌晨偷袭占领3号高地，借着天险阻击主峰南面四个敌人的反扑，拦腰截断北面六个高地敌人的退路，从而控制住小曹地区和七号公路，掩护主力军砸开越南西北部的重要门户老街市。

我们一路小心行进，在17号凌晨六点半左右提前到达了目的地。

覃副连长安排好各班的位置后，看看手表，对我说道：“向指挥所报告。”

我拿过身上的电台，用嘴对着话筒吹出“一长声一短声、一长声两短声”的密电，报告我们当前的位置。

这是我在战场上发出的第一个联络信号。

报告完，我换了口气，抬头一看，前面3号高地主峰简直跟出发前看过的沙盘一模脱壳一样。

它像一条盘旋着的毒蟒，抬着墨绿的头，几根张牙舞爪横伸向夜空的枯枝，好似喷吐的毒舌。幽暗处，几个碉堡像灰黑色的豺狼，阴险地蹲伏着。不时闪动着的几点磷火，更增添了几分阴森恐怖的气氛。

我们尖刀排就巧妙地潜伏在与高地相连的鞍部上。

我的第一场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上级收到我的信号后，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在7点钟以前，拿下3号高地。

我将命令传达给覃副连长，他正准备指挥全排继续向主峰靠近时，突然“砰砰”两声枪响，我们尖刀排被敌人发现了。

一时间主峰与四周高地上敌人的轻重火器都打响了，尖刀排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覃副连长赶紧让我向指挥所报告情况，步谈机里传来命令：“不与追来之敌纠缠，一定要拿下主峰，占领主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听到命令后，覃副连长立即喊着“跟我冲”，拿起手枪就带头重下了高地。

偷袭变成了强攻，我学着覃副连长的姿势，猫着腰，双目瞪着前方，紧紧地跟在覃副连长身边，以便及时传递信息。

没跑几步我感到身后猛地一扯，是衣领被树枝刮住了。

我挣脱几下都不开，干脆把衣领一把撕掉了，不顾一切地追上覃副连长。

我们刚刚冲下山坡，就见覃副连长满脸是血倒下了。

我冲过去抱着覃副连长，他头部中弹，费力地要抬起手指向前面，手还没抬起来就牺牲了。

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几个小时前托起我的覃副连长，现在就倒在我的怀里。

战场上根本不给你难受的时间。我必须立即放下覃副连长，去找事先指定好的，接替他指挥的一排蔡树明排长。

我正跑着，忽然听到主峰南侧一个小山头上有人朝他吼：“快卧倒！是谁，不要命啦？”

我一听心里有底了，正是我要找的蔡排长。

我也才是个新兵

我一边躲避着敌人的手榴弹，一边快速跃到了蔡排长身边，报告他覃副连长牺牲的消息。

蔡排长说了声，“我知道了，你就跟着我”。

我们冲到第一道堑壕的时候，蔡排长喊往上投手榴弹，随着喊声我们把手榴弹投了上去，趁着手榴弹爆炸，蔡排长大喊，“喊杀声，往上冲！”

我们完全是条件反射般，扯着喉咙大喊“杀啊”，冲向了3号高地。

我一直紧紧跟在蔡排长身边，跑着跑着我突然感觉到脸上有东西，伸手一擦，黏黏糊糊的，我就想肯定是蔡排长负伤了。

此时天还不太亮，我上去抓住蔡排长的手，发现右手的四根手指已经没了，就剩了一个大拇指。

我喊着排长你负伤了，排长连忙把我嘴给堵上了，叫我不要喊，这时候不能喊。

我心里着急，拿着急救包赶紧给他粗略包扎了一下，不管怎么样先扎紧，这样就不会淌血了。

蔡排长不能打冲锋枪了，接下来怎么办？

我把身上的步谈机背到排长身上，现场教学。

我指给他看，只要拿起话筒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松开按钮就能听到指挥部下达的指示。

说完，我自己拿起蔡排长的冲锋枪走在了前面。

碰到有情况有洞口的地方，就先打上几枪，再让蔡排长跟上来。

我们这样在整个高地上基本转了一圈，每个战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在哪个地方坚守，蔡排长基本都安排了一遍。

只剩最后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我看到有一个洞口，担心有敌人，恰好此刻我枪里没子弹了，蔡排长便从他身上拉出一个弹夹，给我换上。

我正换弹夹的时候，蔡排长继续往前过到了我的前面，我怕有危险，赶紧上去拉住他。

就在我拉到他的时候，蔡排长把头抬了起来，就这一秒钟时间，下边的洞口里就打出了机枪，正打在蔡排长的嘴巴上。

蔡排长的整个嘴巴都被打烂了，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倒在我怀里，牺牲了。

两位指挥者相继牺牲，我立马从蔡排长身上取回步谈机要跟上级报告。

结果一拿到手傻了眼，耳机被子弹打碎了，天线也折了。包里倒是还有一副备用耳机，可是没有天线步谈机也用不成啊。

幸好临出发前我带了一节包皮电线。旁边的战友还疑惑这个有啥用，我自顾自地把电线缠在脑袋上，然后迅速手动开机呼叫指挥部，真的跟上级联系上了。

我立即报告连队当前情况，上级指示，由一班班长鲁加林带队指挥全排战斗。

我找到几个班长，将指示传达给他们，其余班长都表决心，一定听一班长的指挥。

因为前面我们冲锋是喊着杀声上去的，敌军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他们听着声势浩大，有的就逃了，有的躲在山洞里。

此刻已经7点多钟了，天完全亮了，敌军看清了我们，发现山上的人很少，并不像我们喊杀声听起来那么多人，于是开始向我们刚刚占领的3号高地反扑。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守住阵地，把敌人的进攻打下去。

因为阵地比较宽，我们人又少，一共才29人，加上牺牲的、负伤的，减员也比较厉害，战友和战友之间都相隔100到150米。

我跟一班长说，我手里有排长的冲锋枪，排长牺牲的地方，我来守。有什么事你就让通讯员通知我就好，上级有什么指示我再给你汇报。

我在排长牺牲的地方坚守到上午10点钟左右，期间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下去了。

敌人组织了一次大反扑。

具体来了一个连还是一个营我也说不准，反正下边黑压压的，大概有两三百人。

我刚一露头对面的高射机枪顺着我的脸就打到后面的堑壕上了，泥巴都弹过来了。

旁边战友看到了就拼命跑过来，拽着我的腿往下拉，说太危险了叫我下来。

我赶紧叫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敌人马上就要上来了。

战友回去以后，这次我学聪明了，不再出堑壕了，我用手把土堆起来一点，用手在中间掏一个洞，从洞里面去观察。

我看下边这么多人，光我和战友根本就打不下来，就叫战友们注意隐蔽，我准备要炮来支援我们了。

要炮要走流程，得先报告班长，再汇报营长，然后再报给指挥所里的参谋长、团长，他们再下达给炮兵指挥所，最后才到炮阵地。

炮阵地在我们国内边境上，距离我们大概5公里。

这样转一圈下来得两三分钟，敌人已经往我们高地上冲出去很多了。

我正在冲着步谈机喊话

等炮打过来以后，我发现炮弹都落在了敌人屁股后面。

我赶紧呼叫他们，我说你们是追着敌人往上打的，打远了，近一点。

炮兵那边说：“再近一点就对你们有危险了！“

我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不然阵地要守不住了。

炮兵又一次开炮，我一看打的还是远，就着急了，说要近一点，再向我近上50米开炮！

指挥所的政委接过话筒，要我们注意安全，说再往近打比较危险，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表示感谢，表示慰问。

大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了。

我心里着急呀，就跟政委说：“你不要啰嗦了，快打炮啊！”

政委说从现在开始，让我直接和炮兵指挥员联络，中间转的环节都不要了。

我说好。

炮兵就要我报坐标，我一个新兵，第一次上战场，没学过这个，不懂，我就只能说我在3号高地面向4号高地，敌人是从4号高地冲上来的。

现在，你们再向我这个高地近50米开炮，就你们刚才打的地方，再近50米。

结果他们打的还是有点远。

知道炮兵兄弟也是下不了手呀，毕竟阵地上还有自己的战友。

我继续要他们往我这边打近，他们就说再近就不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了。

我说什么生命安全，现在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考虑怎么守住这个山头，完成任务。

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注意隐蔽，注意安全。

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3号高地打近。

其实已经打到我们阵地上了，当然也正打在进攻的这些越南兵中间。

我一看打中了，太开心了，但也因为炮弹就在我眼前，我已经听不到耳机里的声音了。

我跟炮兵指挥说，我现在耳朵里已经都听不到了，你们不要问我，我叫你们往哪个地方打你们打就行了。

此时越南兵受到炮兵打击，已经不再进攻，开始后退。我看他们退下去了，就指挥炮兵，退30米打，退50米打。

敌人一直退到4号高地上，那边有个小房子，我发现敌军大部分都往里面跑，就猜测那一定是个暗堡什么的。

于是开始指挥炮兵，往左、往右，一发一发地纠正位置，最后打中了这个房子。

那里果然是敌人的藏身地，里面连人带枪都被炸起来了，就这样敌军彻底被我们打下去了。

战友都高兴得不得了，过来抱着我，拿着我的话筒就说谢谢炮兵老大哥，我们给你们庆功了。

事后炮兵那边还埋怨过我，说我一个劲儿要炮，他们一个基数是96发，都是要按基数打的。

我当时哪懂这些啊，我就知道炮兵能打多少打多少，把敌军打下去，我们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一场仗打到了快12点，敌军没有再往上上了，可能在调整战术，我们也在3号高地上休息。

连长带了2排和3排过来支援我们，两边战友一见面，大家都高兴地抱住，激动得掉眼泪。

那时还年轻的我们

连长把情况掌握了一下，对我们所有人做了重新安排，修整工事。

一直到晚上6点多，我想起排长的惨死，想着地堡里还有敌人，就找到连长，说就是这个洞口打出来的枪，排长牺牲了。

连长下令去把它炸掉，几个班长都争着去，不仅成功炸掉这个洞，还抓到了三个俘虏。

原来这里也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之前因为这里有他们的人，所以没有用炮，现在他们得到消息，这个洞被端了，就开始向我们开炮。

连长叫来翻译和地图，根据敌人坐标开始指挥炮兵作战，结果其中一发打中了敌人的一个弹药库，一下子就爆炸了，响了足足两三个小时。

这下我们的威胁不大了，继续坚守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我收到团指挥所消息，派5连来接替我们，让我们回去休整。

没想到这个情报被敌军听到了。

敌军派了一支连队，冒充我们的人上来。

到了阵地前，我们连长就问，他们是哪个连的，连长叫什么。

问了几遍他们也不说，就光说“自己人，不要打”。

连长心里有数了，就叫我们做好准备，把他们放过来。

等他们离我们很近的时候，连长突然喊了声“打”，我们的轻重武器、手榴弹什么的就一起往下打，把他们稀里哗啦地打了下去。

想当初我们援越的时候，从大米到武器到电台，都有支援他们，他们的电台基本和我们都是相似的，同类型的，所以他们才接收到了我们的频率，破译了换防的情报。

真是一群白眼狼。

坚持到六七点钟，天已经亮了，5连终于上来了，我们正式交接，连长带着我们撤退休整。

这一路上敌军还在追着我们打，不过我们还是顺利到达了南溪河，工兵把我们接了过去，在指挥处休息了一整天。

我把电台坏掉的耳机、天线重新配好了，19号下午4点多，我们再次接到命令继续进攻。

连队又配给我们一个副连长，我们来到了又一处高地上，在那里坚守了一晚上。

第二天部队要向前开进，同时进行地雷扫除任务，好让大部队顺利前进。

我还是紧跟着副连长，小心翼翼地往前探，可在走出不到20米的时候，突然感到脚下有东西，我踩到地雷了。

我只好保持姿势不动，喊副连长。

副连长递给我一个大长柱子，让我抓住这个柱子，他一拽，我就往外跳，卧倒。

结果他还有一米多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朝我们打枪，副连长喊我卧倒。

我当时脚下踩着地雷，心里紧张，脑子一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地雷就炸了。

直接把我炸到了一个弹坑里面，眼睛、鼻子、嘴、耳道，七窍都流出血，人当即就晕了，后面的事情全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野战医院了。

我问身边的战友自己怎么下来的，他们也不在场也不清楚。

我真是太幸运了，多少战友踩上地雷，不是牺牲，就是缺胳膊少腿，我身上一共受了八处伤。

大的弹片当时都取出来了，有些小的当时没发现，现在也都还留在我身体里，有时过安检还会“滴滴”引起警报。

我在野战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昆明的空军医院治疗，40多天身体就基本痊愈了，也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回到部队以后，上面给我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还授予我“英雄步谈机员”的称号，这是很高的荣誉了。

我荣获的勋章

我一直坚守在中越边境，直到1989年转业回到老家周口市人事局工作。

那次被地雷炸伤，除了身上，耳膜也穿孔了，但因为当时年轻，就没有修补，后面自己长出来了，也就没有在意。

没想到50岁以后，左耳开始明显听力下降，如今我67岁，左边耳朵已经基本听不到了，剩一只耳朵也不影响我生活。

每当想到覃万强副连长、蔡树明排长，还有一个个在我身边牺牲的战友，我就很想知道，当初是谁将我从战场上救下来的。

我很想找到我的救命恩人。

像我这样受伤的，大多数都已成了烈士。

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吃饭时有人走过来敬酒，说得跟我道个歉。

我心里好奇，我都不认识他，道啥歉？

原来他是部队里负责保密工作的，他说当年把“海水干”给划到了伤亡名单里。

直到后来看到了关于我的报道，才知道我还活着，又给挪了出来。

不仅是他，到现在我们通讯兵的群里，还有年轻战士把我当成烈士了。

战场上生命分秒必争，受伤能第一时间被抢救，真的就是幸运，不是我命大。

所以，心里还是想着找找救命恩人。

直到五年前，连队的一个卫生员老战友龙显莫联系上了我，给我打电话叙旧，就说到了这个事儿。

我这才知道当年就是他和另外一个战友一起把我给救下来的。

终于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

这个老卫生员老家在贵州农村，退役后就回了老家，那些年过得很艰难。

我们联系上后，我就特别想见他一面。

可惜当时我岳父患病住院，我走不开，就问他方不方便来郑州，我们好好聊一聊。

他说他也走不开，一是身体不太好，二来家里情况也不太好。

我听了心里还挺难受的，就想着早日去贵州看看他。

我岳父的病越来越严重，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医院里，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那个救我命的老战友联系。

后来我岳父走了，又赶上疫情，我和老卫生员就一直没能见上面，等我再想起来给他打电话的时候，那个号码已经拨不通了。

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前前后后发动过几十个战友帮忙找，但大家也都联系不上。

我很想念老战友

直到上个月12号，我们通信连战友正好在贵州凯里聚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打算去看他。

我隐约记得他家好像是在天柱县，就在那附近一圈挨个县里找，到退伍军人事务局去查，也拜托那里的战友帮我找。

终于找到了他的信息，可惜两年前，他已经得病去世了。

这次我去参加战友聚会，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去见他，还特意带了红包打算给他，没想到成了永远的遗憾了。

我纠结要不要去他家里看望一下。又怕勾起他家人的伤心难受，想想还是算了，带着遗憾回了河南。

我让贵州的战友帮我关注一下他家里，什么时候觉得家里人情绪好一些了，我再抽时间去看望他们。

上了年纪，人更重那些旧感情了。

说来，这些旧感情可都是过命的交情。

不一样。

我们都称呼他为“海英雄”。

战争中极致的紧张，战斗中可贵的情谊，我们记录了很多。

当海英雄向我们描述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三天时，我依然被感动了。

一直都知道，英雄在战场上都是“无我”的，只有胜利，没有自己。

但究竟能“无我”到什么程度？

伙伴说，当她听到海英雄一声声“再近50米”“再近50米”时，才有了真实的体会。

随时准备牺牲，真的不只是一句口号。

得知海英雄左耳基本听不见时，伙伴小心翼翼地问他，有戴助听器吗，会影响生活吗。

他直愣愣地回答道：“还有一只耳朵啊。”

不只是在战场上，战场之下，面对平凡生活，他依旧是那个“向我开炮”的英雄。

这更加值得我们学习。

编写：佳汇 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