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期只被视作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西晋以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为佛教信仰的传播提供了的宽广的民间土壤，另一方面，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北方，它们的文化传统与来源于西域的佛教更易于相互认同。因此，佛教在十六国时期得以迅速生长，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的最早一批高僧，他们得到了胡族统治者的大力扶持。西域僧人佛图澄被后赵石虎尊为“大和尚”，他不仅宣讲佛教，还参与军政机要，佛图澄的弟子道安被前秦苻坚迎至长安，领众数千人，他制定了僧团法规仪式，为以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5世纪初，龟兹僧人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后秦君主姚兴的扶持下主持译经，他不仅系统译出了大量大乘空宗佛典，还培养出僧肇、竺道生等一代建设中国佛教的优秀学者。

十六国还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时代，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早期石窟寺开凿于这一时代，现存佛教造像也始见于此时。在佛教东进的旅程中，十六国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从此开始，“佛教征服中国”的脚步加快了。明初，由于汉藏关系的活跃，明朝中央政府为了掌控西藏等边疆地区，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多方笼络藏传佛教区域内地方豪酋和宗教领袖，一时之间，藏传佛教高僧纷纷来京朝觐，受赐听封，同时，明代皇家使臣不断西去，招纳赏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藏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汉藏与藏汉两种风格的造像同时活跃存在的现象。

本品造型浑厚稳重、装饰富丽繁缛，造型典雅端庄、沉静温婉，而将平衡和谐的东方美学发挥到极致，艳丽精巧的时代风格，纯正润美，图纹别致，雕工纯熟，藏锋不露、磨工圆滑，刀法精密，圆润浑厚，不露刀锋，纹饰雕剔装点，极尽华美，夺人珠目，可谓匠心独运，雕琢抛光一丝不苟，平面打磨平滑如镜，布局工整，严谨规范，法度自然，密度极佳，油脂光泽，手感润滑，无论在金属质之美、技巧之美、形式之美、意境之美方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是为凝聚帝王神思、巧匠妙艺之重宝。

不惜工本，千锤百炼，铜质精良，表面又施以金彩，金光灿灿，给人光洁圆润、柔滑细润的艺术美感。同时其全身的装饰新颖别致，也足显其工艺之优长。如它的花冠、耳珰、项圈、臂钏、足钏、宝带等，做工繁复讲究，形制美观大方，恍若真人佩戴于身一般，若非高超的工艺技术，很难达到如此真实的效果。这些优胜特点各有其不同的艺术表现，造型之美使其具足了内在十足的气韵，而工艺之美使之增添了精巧和华丽的外表。通过造型和装饰的巧妙结合，最终实现了内外的完美融合，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展现出惊世骇俗的大美艺术风范。在秉承传统造型的基础上，都融入新的时代审美和艺术元素，各展风采，各具特色，形象更加庄严，造型更加完美，装饰更加华丽，配置更加繁缛别致，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审美情趣和造像艺术风貌。

佛教艺术品无疑是最令人关注和期待的拍卖亮点，纷纷推出稀有精致造像拍品，以迎合市场需求。若了解艺术品的价值，首先要探索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三种抽象价值。1、美学特征；2、文化内涵；3、精神属性。因艺术品有扩大的价值表现形式，相对价值的表现系列则永无止境。简单理解，就是抽象价值可被发掘、延伸得无止境，佛教艺术市场之所以仍会有很大空间，原因在于未知领域及抽象密码的破译。不遗余力的工艺成就，塑造着多重细节的非凡，金铜佛像除在铸造与锤揲成形的基本美学之外，仍考验着匠人在打磨光润的塑像上实施“镶、嵌、错、鎏、刻”后续五种技艺的娴熟。

（1）镶：是以绿松石、珊瑚、水晶、琉璃等各类宝石，粘附动植物胶，填入预留的凹孔。

（2）嵌：多不用胶质粘结，而以两边穿孔或物理方法将己制成形的金银链，及细小珍珠与珊瑚串置入槽内，有些许空隙。

（3）错：是将金属敲捶入暗槽，凹槽剖面为马蹄形，使置入的金、银、锡、各色铜等埋入其中，使其表面平滑而不易脱落。另有鋄金银工艺，多用于铁质胎体。

（4）鎏：将金调以水银，敷于铜或银胎表面，加热后水银挥发，使金牢牢附着其上。

（5）刻：鎏金前后多釆用的方法，主要使塑造的线条更加清晰、立体。錾刻的衣着纹样，则多取自盛行的锦缎丝绸。铭文题记的钤錾常见于鎏金之后，非鎏金的作品只需最后的抛光打磨。

通过对此像形式到工艺的全面考察，不难看出其装藏内容丰富，形式复杂，仪轨严谨，工艺讲究，这些足以显示此像作为宗教艺术非同一般的神圣性和殊胜性，同时通过考察，也不难看出其历史面貌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艺术表现的自然性与真实性。一言以蔽之，此像装藏内容、形式及工艺既展现了它独特的宗教艺术面貌，也从一个角度见证了其年代的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