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南京西宫。

七十一岁的明太祖朱元璋，老态龙钟，双目紧闭，气若游丝，躺在龙榻之上。

突然，他努力提起一口气，连问三遍“燕王来否？燕王来否？燕王来否？”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朱元璋，最关心的人，应当是即将登上帝位的皇太孙朱允炆，最重要的事，应当是为年轻的皇太孙指定辅政重臣，安排嘱托后事。

但，朱元璋却在最后的时刻，苦苦支撑，只为等待一个藩王的到来，着实让身边的人大感意外。

仅仅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父亲，想见自己儿子最后一面吗？显然不是。

朱元璋有二十几个儿子，为何唯独呼唤皇四子燕王朱棣呢？此时的朱元璋，绝非仅仅是一个舐犊情深的父亲，更是一个杀伐果决、乾纲独断的帝王。

朱元璋在生命垂危之际，想召见燕王朱棣，绝非寻常，一定有重大决定要公之于众。

朱元璋心中的决定，无非两种情况，要么觉得朱允炆镇不住各位皇叔，临时改变主意，想将皇位交给燕王朱棣；要么就是亲自下诏，处理最有可能危及皇位的朱棣，以保自己百年之后天下太平。

朱元璋着急召见朱棣，到底是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呢？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大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让成年的儿子们担负拱卫帝国安全的重任，分别册封皇二子朱樉为秦王、皇三子朱㭎为晋王、皇四子朱棣为燕王、皇五子朱橚为吴王（后改封周王）、皇六子朱桢为楚王、皇七子朱榑为齐王、皇八子朱梓为潭王、皇十子朱檀为鲁王，镇守西安、太原、北平、开封、武昌等重镇，几个藩王犹如一张大网，覆盖了整个帝国的重要战略位置。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肩负镇守边关的重任，朝廷赋予了他们较大的军事指挥权，给他们三护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规模的“护卫甲士”，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地方大事以及军队调动，当地官员都要向当地藩王禀报而后行。

朱元璋对功勋大臣极度不信任，将守护帝国安危的重任，交给了自己儿子们，他因此还专门对在外驻守的藩王下旨：

“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

不仅授予各位藩王拥兵守土安疆的重任，还让他们担负起为皇帝清君侧的使命。

这样的诏书，其实有很致命的隐患，朱元璋还在世的时候，自然感觉不出来，天下都是他一手打下的，儿子们自然没人敢造他的反。但对于后来之君就大不相同了，这道诏书，等于给了藩王兴兵干政或者起兵造反法理基础！

燕王朱棣，正是抓住这个漏洞，树起“靖国难，清君侧”的大旗，光明正大地在北平起兵造反。

给了藩王兵权，又无意中又给了藩王造反的法理基础，这是致命的失误。

更严重的是，晚年的朱元璋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淮西勋贵，特别是领兵打仗的武将，非常不放心。在皇太子朱标去世后，这种不信任达到了极限。

为缓解这种极度不安全感，朱元璋大开杀戒，诛杀大批功臣悍将，几乎将打天下的文臣武将残害殆尽。当以谋反罪处死蓝玉及其党羽，包括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之后，放眼整个国家，再也没有可以领兵征战的大将了，留下一个耿炳文，二流都算不上，且以守城见长。

在朱元璋看来，终于安全了。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这就出现了另一个致命的问题：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被杀光了，逐渐成长起来的藩王势力过大，没有了功勋集团的制衡，朝廷又出现了新的隐患。

无奈之下，朱元璋既想要让藩王们守卫边疆，又要让他们相互牵制，避免单个藩王做强做大。

太子朱标在，藩王们没有谁敢造反。朱标去世后，二皇子秦王驻守西安，手握重兵，燕王朱棣在秦王面前，只是小跟班，足以震慑朱棣。

秦王病逝后，朱元璋又精心安排，让驻守太原的皇三子晋王和燕王相互牵制。他将更多的兵权交给了晋王朱棡，暗中制衡燕王朱棣。

但天不遂人愿，意外变故再次降临，晋王朱棡也突然离世。

1398年3月，晋王又突然病逝。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打乱了朱元璋的计划。

朱棡的死亡，不仅是朱元璋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儿子，更是整个权力平衡再次被打破。失去了晋王这个强有力的制衡者，燕王朱棣成了北方最强大的藩王，无论是实力还是威望，都无人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了！

朱元璋意识到，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了。

面对这个意外，年迈的朱元璋又开始了最后的布局，以求亡羊补牢。

一方面加强了对燕王的监控，派出心腹大将左军都督杨文以“参赞燕王军事”的名义，前往北平监视朱棣；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加强宁王朱权的实力，宁王朱权就藩大宁，大宁地处喜峰口外，属古会州之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一大镇，朱权因此拥有带甲兵八万，战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均骁勇善战。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试图用安抚的手段，打消朱棣不安分的企图。他曾对对朱棣说：“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

自感时日无多的朱元璋，在去世前夕，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下旨让所有的藩王进京，朝拜皇太孙朱允炆，确定君臣名分，增强皇太孙的威望。

二是留下制约藩王的遗诏：

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佐，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勿异。布告天下，便知朕意。孝陵出俱因其故，勿改。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

这份诏书，有几条至关重要的信息，以此来禁锢藩王的行为： 第一，钦定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包括藩王在内的所有人，只能潜心辅佐，决不可生出二心； 第二，藩王们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待着，不要返回南京奔丧； 第三，藩王封地里的文武官吏，一切都要听从朝廷的命令； 第四，藩王们真正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三护卫，其他的一律不能触碰。

朱元璋能为朱允炆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但他在临终之际，想再次召见朱棣，会不会是想效妨隋文帝杨坚呢？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病危，想召见皇长子杨勇，打算废掉太子杨广，改立杨勇为皇位继承人。杨坚在弥留之际想行废立大事，是因为他在病重期间，发现太子杨广与自己的宠妃有染，因而对太子的人品产生怀疑。

皇太孙朱允炆，表现出色，至纯至孝，人品没有任何瑕疵，朱元璋病重期间监理国政，也没有任何失误，不存在因朱允炆自身问题，让朱元璋行废立大事。

更何况，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努力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倾尽全部心血，全力培养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并第一时间立其为皇太孙，略过一众年富力强的儿子，直接确定皇孙为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人。

为确保皇孙顺利登基，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朱元璋，不惜再次对大将蓝玉下手，并以此案为突破口，大肆屠杀开国元勋，将有能力威胁皇权的文武重臣，屠杀殆尽。

此时弥留之际的朱元璋，不太可能改变长期以来深思熟虑选定的储君。

即将离开人世的朱元璋，内心无比的忧虑。在他心里，年轻的皇孙朱允炆，宅心仁厚，长在深宫，既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没有军旅历练和带兵打仗的能力，更不知世事艰难、人心险恶，在久经沙场、老辣干练、杀伐果决的燕王面前，就是一只温顺的羔羊。

虽然在最后的时光里，他尽自己所能做足预防措施，但军中威望极高且胆识过人的燕王朱棣，如果真有野心觊觎帝位，将皇室喋血，生灵涂炭，胜负难料。

既然临时改变主意，改立燕王朱棣为皇位继承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他临终之际，一定要见到燕王本人，只有两种可能：或杀或关。

人之将死，更多的将回归人的本性，朱元璋将皇位传给皇孙，对军功卓著的燕王，作为父亲，朱元璋本就深感亏欠，此时的朱元璋绝没有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狠心，钩弋夫人毕竟是外人，而朱棣却是亲生骨肉，而且朱棣并没有造反的迹象，也没犯过任何过错，朱元璋下不了杀朱棣的决心。

他此时唯一能为朱允炆做的，只有一件事：让朱棣在自己和王公重臣面前，歃血盟誓，此生绝不背叛朱允炆，如有违背，人可诛之。

同时宣布将其软禁在京城，禁止前往藩国，使其彻底与军队隔离，让朱棣虽有藩王之名却无藩王之实。再选一能战之将，统领北方防务。

如此，纵使朱棣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掀起任何风浪了。

只可惜，直至断气，朱元璋也没能等来燕王朱棣！只能带着无尽的忧心，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