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堂|袁克定意外坠马,竟是袁世凯称帝的导火索?

张济评文化 2023-07-24 18:15:01

“生我辽东,毓我岭南”是王贵忱先生的一方私印,大意有二,其一即半生漂泊,从铁岭迁徙广州,随处可居;其二则为根植岭南之地获益匪浅,受熏养殊深。笔者私以为,以先生的“通才博学”,透彻研究并反哺毓秀岭南文化,嘉惠学林,当可作又一释义。

在岭南,“南漂”的王贵忱结识诸多良师益友,如容庚、商承祚、吴三立、黄文宽、赖少其等,尤与容庚、商承祚交谊最笃厚,堪称忘年之交。而其余问安请益、比肩同行的师友则如潘景郑、于省吾、周叔弢、罗继祖、周一良、谢稚柳、李可染等,诸贤在金石书画、版本文献学、古文字学、收藏鉴赏等都有极大建树,造诣深厚。

王贵忱与潘景郑合影

王贵忱与商承祚合影

王贵忱与容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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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此,先生的研究涉及历史学、钱币学、文献学、金石学、书画艺术等诸多领域,收藏亦丰,并以名人书札、古泉为大宗。有人说,王贵忱的藏书家书札收藏可能为近世最富,亦有人言“广东的好东西都在他那”,类此种种,皆可见先生的“可居室”多珍秘也。

此次,崇正拍卖即将呈现“可居室藏信札钱币”专场,可谓名家墨迹累累,蔚为壮观,如袁世凯、袁克文、袁克定、方地山、王国维、黄遵宪、翁同龢、张之洞、罗振玉、潘祖荫、张荫桓、梁启超、黄宾虹、谢稚柳等,内容所述或家长里短,或谈书论学,或时代世相,或家国天下,甚具史料意义、文物及文献价值。而札中作者,或军政要员,或盛誉名流,皆有声望,亦翰墨缥缃,所谓“因人而重,片纸可珍”,当作如是观。

2016年11月18日,王贵忱与沈津

在广东崇正参加张荫桓手札研讨雅集

/ 袁世凯有关重要人物事件专题 /

袁世凯(1859-1916)

袁克定(1878-1958)

袁克文(189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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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致袁克定关于坠马事信札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5 cm. 约0.4平尺(每幅)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7页。

作为袁家嫡出长子,袁克定风度翩翩,是袁世凯最器重的孩子,惜因“坠马”之事,没有得到及时医治,而落下腿疾。此后其因腿疾被袁世凯安排至德国治疗,并在居德期间,与彼时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往来频繁。

威廉二世一直怂恿袁克定说服袁世凯恢复帝制,而袁克定从初始的敷衍了事到对于“君临天下”的权力渴望,逐渐认同帝制,并潜移默化影响父亲袁世凯对时局的判断,最终冒然称帝导致众叛亲离,没过多久便郁郁离世。在袁克文《辛丙密苑》中,亦有记载,袁世凯当大总统未几,家乡彰德府一带治安不稳,袁宅家眷日日惊恐。于是袁世凯在天津卫另置新居,安定家眷。然袁克定和母亲却借口留守祖产,不愿搬迁。当日,袁克定乘坐骡车送别弟弟袁克文一行到车站,回来时改骑袁克文的马。孰不料因“马惊辕折”而坠马,酿此意外。

“大兄原乘骡车来,归乃乘予之马,予阻之,不听,望其款段入村,未几车行。方至津,彰德已先电至,谓大兄坠马,伤甚,嘱予归视,先公亦电令归……”——袁克文《辛丙密苑》

关于坠马,据传事后袁克定曾因觉此事不吉,问卦相士。相士称:“马受惊吓,车辕折断”,“辕”与“袁”同音,故“折辕”即“折袁”,预示有大凶之象。袁克定闻言连忙请教破解之法。相士沉思片刻,又道:“辕折后,改辕则车亦可前行”。“改辕”谐音“改元”,袁克定思索不解,回言:“父亲已是大总统,天下一人,如何能够改元?”话罢,相士哈哈大笑,捋须密告:“大总统改为皇帝,岂非‘改元’乎?”自此,袁克定更认为称帝似乃天定,其心亦愈坚。

此传言之说,亦真亦假,不足尽信,然“坠马”却是真实影响了历史进程之大事,包括袁克定与威廉二世的结识,忌惮袁克文等。信中,袁世凯言及“接彰电,汝坠马受伤,骇念。仲芹即先去看,另延他名医续往,详细情形,专弁等往视”,足可见父亲对于爱子受伤,紧急请医生诊治的关怀之心。袁世凯回籍养疴时曾复信张一麐:“弟足疾多方调治, 迄未大痊。现经仲芹每夕使用电气, 血脉颇觉活泼, 惟步履究未能爽健如常。”亦言及“仲芹”。

唐绍仪与袁世凯

而“近日事机稍顺,少川约明日可抵津,不似日前之执拗,大局可望不致决裂,望勿为念。”其中“少川”即唐绍仪,清末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其与袁世凯自朝鲜时,便有交谊,相交数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唐绍仪亲自带着短刀将袁世凯护送到了英国人的军舰上,秘密回国,亦可知其对袁氏有“救命之恩”。

袁克定坠马的时间,为1912年初,正是唐绍仪将南京内阁移至北京之时。因袁世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都遵守约法等做法甚为不满,二人矛盾愈深,然并未决裂,故袁世凯言“大局可望不致决裂”,希望袁克定安心养病,无须挂念政事,此亦可证袁克定对于袁世凯的“决策”多有辅佐、建陈。信末,袁世凯又言“家眷稍缓,完移亦无不可,汝可暂在彰调养”“切勿著急,至要”等,亦是殷殷嘱切,器重、疼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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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致五弟等信札关于袁克定坠马事一通四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 cm.×4. 约0.4平尺(每幅)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8、19页。

著录:《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读》P340-341,岳麓书社出版社2005年8月。

相较于致袁克定札,袁世凯的焦急、担忧之念,尚有“严父”自制,此信中其对于爱子坠马导致足疾的病情,则完全流露,极为忧心忡忡。如言及袁克定坠马后伤在脑部,倘若不及时医治,恐落下残疾。彰德府中的医生多是胡乱治病,又宅中嚣杂,不宜养病,告知须将袁克定移至天津医院进行医治调理,途中也要诸位医生跟随照料。袁克文《辛丙密苑》中,亦有言及袁克定伤及脑部,并称因此事最终遭“相士”愚弄,酿成“洪宪称帝”之祸。

“后大兄伤虽愈,而脑髓经震,神思昏乱,其病确原事不遂意,愤憾而成,卒因此遭人愚弄,酿成洪宪之祸,呜呼哀已……”——袁克文《辛丙密苑》

而“查经络硬伤一门,断非草根树皮所能治,尤非中医所能得其原委,用杂治之法必至误人性命,必须专信西医诊治方可望痊。”则可见袁世凯对于“中西医”的观念。传言袁世凯并不信任西医,凡有疾病都请中医把脉开方,而是信则可证此说之谬误也。显然,袁世凯对于西医颇是推崇。信中,袁世凯又请众人届时常到医院探望、照拂袁克定,又一再告诫“万不可再乱治”,其对于袁克定的关切,溢于言表。而数年后,袁克定因袁世凯病重,其不信西医,又想树立“孝子”形象,竟效仿古人“割股救父”,使得知道“药引子”真相的袁世凯更是郁结不散,不久就撒手辞世。

“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此语则直接透露出袁世凯对于袁克定的器重,指望其将来承继诺大家业。袁世凯又说天津名医诸多,可延请十位八位一同诊断,相信定有诊治之法。可惜,袁克定最终因不及时有效治疗,落下腿部残疾,并因“跛脚”,外号“袁大瘸子”。信末“近日万忙,不意添此意外心思,伤心,运舛,徒呼奈何。”亦述及袁世凯政事繁忙,爱子又遭此意外横祸,倍感伤心。

此外,上款人“五弟”为袁世辅,“勉弟”应为袁世钊,号勉堂,袁世凯族弟,精通医术,曾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国医顾问。札中“桂庭”为留德西医屈永秋,曾为光绪皇帝治病,并撰《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袁世凯的墨迹鲜少,而此二信关于“袁克定坠马”,对于“洪宪称帝”堪称如“导火索”,亦是关于袁氏父子关系的直接呈现,意义重大,殊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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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 致端方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笺本

25.5×17.5 cm. 约0.4平尺

藏印:王贵忱印

上款人“匋斋”即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清末,朝廷遣派端方、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袁克定为随员,不过因其母不舍,终未成行。袁克定复辟帝制的重要推手杨度,曾帮助端方译述各国宪法和制度。袁家与端方亦有戚谊,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娶端方之女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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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黄宾虹 题古印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13.5×9.5 cm. 约0.1平尺

16.5×12 cm. 约0.2平尺

说明:黄宾虹留心古鉨,收藏尤富。此一开跋“都乡侯印”等四印,考证精详,且以汪訒庵《集古印存》为质,可见对古印玺及其印谱之熟悉。本专场1410黄宾虹为姚石子藏《集古印存》所作题跋,可作参照。

钤印:雾隐、卫桐禅宜寿昌

藏印:贵忱寓目

出版:

1、《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0页。

2、《袁寒云的书法及其轶事》,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8页。

此为袁克文、黄宾虹题古玺印两开。其中黄宾虹收藏古玺极富,据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记,至1920年时已逾两千枚。黄宾虹《玺印自叙》中亦曾言:“金石文字,昕夕摩挲,惟于玺印尤所酷好。屡得屡失,可千百计。”此跋言中,黄宾虹以汪訒庵《集古印存》以及《三国志》《续汉书》等为质,考证精详,可见其印学、古文学底蕴深厚。

而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溥侗有“民国四公子”之称,其才华横溢,精于鉴赏,能书善画,富于收藏,对于金石学亦深有研究。据袁克文《洗印记》载,此“魏曹整铜印”出土于安阳,为其以两个玉佩、两枚银币所换。而当时端方亦在安阳,其素好金石,知此印为曹操幼子曹整私印,极为珍爱,钤拓数纸珍赏,又请求袁克文将此印暂留府中再玩赏数日。然而端方离开安阳时,似无归还之意,无奈之余,袁克文潜入端方住处,怀揣而去。是印后来不慎掉落颐和园湖中,又掉入西苑的北海,袁克文更是不惜重金悬赏,才从水中捞出,失而复得。此堪称逸闻也。

“于洹上农家,以玉珮及银币二,易得魏武帝幼子曹整印,适端陶斋信宿村中,便持印往质,端据印赞叹,称奇者再。取印泥拓数纸,印留无还意,且即日欲行,忧之。会群饯端于别馆,乃乘隙入室,怀之以归。后印一度堕颐和园,再堕于西苑之北海,悬赏求得,又为友人巧取而去,以计赚归,系襟带间凡十年,既而与古匈奴玉玺,汉秦嘉玉印,汉虎牙将军银章,同藏宋代错金镂银宝匣中,日夕置枕侧。一日,出印摩挲,坠唾盂中,加以洗拭,忽露光色,用布磨擦,采泽毕现,乃古之紫金。认为获于十载前,昭于十载后,喜而写《洗印记》纪其事。”——袁克文《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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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 《篆圣丹翁》稿本二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7 cm.×2 约0.4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章、王贵忱印

出版:《记袁寒云论书法手稿〈篆圣丹翁〉》,叶天军文,《收藏 拍卖》2006年第三期。

袁克文《篆圣丹翁》稿本中,对于张丹斧的篆书推崇倍至,称其能得古人之旨趣,超然象外。张丹斧,近代文学家、报人、收藏家、书画家,南社社友,好金石,骨董,喜藏古钱,精书法,融章草与瘦金体为一。袁克文与张丹斧的交谊甚深,二人曾同为《晶报》主笔,又同有金石之癖,时有鉴赏雅集。张丹斧曾对毛公鼎上的文字进行整理,亦可见其金石学造诣匪浅,札中袁克文亦言及“昨丹斧兄见过,出视所临毛鼎,予悚然而惊,悠然而喜。”此稿本既是袁张二人密切往来的呈现,亦应可视为“青帮大佬”袁克文在上海时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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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 诗札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9×18 cm. 约0.5平尺

题识:而今又见倪高士,怪石疏林寄慨深。一擢秋风尘不到,独来何地足登临。题愚公师画山水便面。丁卯(1927年)七月,寒云。

钤印:克文之鉨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21页。

此为袁克文诗札,其中“愚公师”应为宣哲,字古愚,一字愚公,擅山水,富收藏,精鉴别,曾舆黄宾虹结为贞社,各出金石、书、画,以相玩赏。写山水,秀雅绝伦。亦与方地山、张丹斧等友善。袁克文曾学习诗词,故札中称“师”,诗意则称宣哲的绘画如倪瓒笔下的怪石疏林,有空灵之美。

专题中,另有方地山致周叔弢信札、书法扇面等墨迹。袁克文为方地山的弟子,二人志趣相投,汲古为乐,可称同道,又袁克文长子袁家嘏娶方地山之女方根为妻,故彼此亦为儿女亲家,自是交契极深。其余如王揖唐、袁世钊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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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山 行书双面

镜片 水墨纸本

24.5×72 cm. 约1.6平尺

题识:一、小立多时,对面相看,不信前番春梦,无端遂成小别;桃花如此,昔年休说,但期异日秋波,临去还我桃根。此就其初名叙本事。 徵舒似我,聊以解嘲。谢春风吹花上枝。天下岂有无父国。罗敷相逢,犹言未嫁。倩江水为人洗目,再来应上望夫山。(文略)叔弢属写平生赠妓联语,因先叙薛涛本事为谈助,啜泣嗟及去断冰词一间耳,大方。

二、妇人醇酒,便了英雄,到此方知天下小;明月扬州,都劳梦想,相看应说广陵涛。此与涛初相见之词。君从生小,怕说家山。看冉冉春光,更能消几番风雨。我涉波涛,也经沧海。算朝朝携手,全不见半点清狂。此欲其相从之词。(文略)此偶然决绝之词,末二语罗瘿凑合。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印、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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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山 行书双面

镜片 水墨纸本

24.5×72 cm. 约1.6平尺

题识:一、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与邓七卜居二年,皆俾昼作夜。一日,邓为所天索书团龙八言,时友仲云在旁为伸纸,见所书为: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笑曰:此下联也。余即写: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为出语相与捧腹。越五年,京师重见,邓友亦在侧,难曰罗敷无夫矣。卜昼乎,卜夜乎。余谓七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友譁曰:集句叙事以臣对君,真天成也。(文略)叔弢三弟一笑。大方。

二、微闻环佩又到人间,本来诸葛大名应垂宇宙。云想衣裳依然天上,莫怪丰干饶舌打破禅关。微雨芳田,愿祝东风种红豆。云开月出,依然北地卖胭脂。右赠微云。(文略)微云名为林映翠所锡,海上人,不知有淮海词者,或写作薇云。大方。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可居室印、王贵忱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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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1180

方地山 阮寿岩先生六十寿序

手卷 水墨纸本

28.5×271.5 cm. 约7.0平尺

题识:阮寿岩先生六十寿序,大方代罗振玉撰。

藏印:铁岭王贵忱章、可居室印

出版:《钱币学家方地山轶闻与书法》,王贵忱,《收藏·拍卖》2004年第一期,第40、41页。

lot 1352

王揖唐 致大总统信封

带火漆正反,有袁世凯亲笔题字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释文:大总统钧启。王揖唐谨呈。摘告施礼官。内。(袁世凯批)

出版:《袁世凯父子书迹摭谈》,胡文辉,《收藏 拍卖》2004年第三期,第19页

/ 黄遵宪专题 /

黄遵宪(1848—1905)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是晚清思想大家,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曾参与“戊戌变法”,亦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致力保护华侨利益,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其亦倡导诗界革命,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等对其诗歌改良无不推重,称之独辟境界,卓然成家。

惜其墨迹传世鲜少,此批可居室旧藏黄遵宪书札,系黄遵宪自新加坡总领事卸任回国,以及戊戌变法失败后,蛰居老家时致家人、亲友者,均为其人生重大节点之史料,尤其是最晚年之笔,对于研究这位杰出人物晚年的精神世界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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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钟颖阳信札一通两开、致钟大老爷信封一枚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1 cm.×2 约0.2平尺(每幅)

20.5×9 cm. 约0.2平尺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说明:此信为黄遵宪致其亲家钟颖阳,钟字子华,广东镇平人。

札中诗引自黄遵宪《岁暮怀人诗 其三十》有诗云:“石鼓摩挲拜孔林,每谈佛性说仙心。赤松辟谷知难学,要学先生戏五禽。”并“自注钟子华茂才”。考钟颖阳,字子华,号藕华,父亲钟孟鸿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廉直饮誉于时,与黄遵宪父亲黄鸿藻为挚友。而钟颖阳虽为秀才出身,亦倍受尊重,并与黄遵宪为儿女亲家,黄遵宪长女黄当樛嫁给钟颖阳次子钟实君为妻。

札中“弟年来孱弱兼患幽忧,亟欲从公一叩养生之术”则可见上款人擅岐黄养生之术。丘逢甲有诗《秋日藕华枉过山居,次元韵》,云“混俗仙人钟颖阳,劫尘世界少班行”,称其仙人,另有《重游清凉洞呈藕华道长》,亦称“道长”,可见钟颖阳确喜神仙之道。结合信封“宏才店钟大老爷(紫华)道启。黄缄。”显然受信人为黄遵宪亲家钟颖阳。而“觅一片干净土可以把臂、可以促膝者,苦不可得。”提及其此间苦觅知音却不可得,“长沙皮漆、宜兴泥壶谨以呈之左右”又言及长沙,故揣是信或当为其在长沙协助陈宝箴新政变法前后所书。

信笺双钩圣教序“公度上书”,信封双钩集尧庙碑字“公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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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宪台文稿四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5×18 cm.×4 约0.4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

此为黄遵宪晚年为肃清会党,保境安民上呈“宪台”的稿本。上款人“宪台”为尊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黄遵宪赋闲回到家乡广东,仍不忘国事,曾有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云:“君头倚我壁,满壁红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图。”亦可见其对于时局变化、民族命运之牵挂。

札中“于所派吴副将石参将及喜字各营中,拨勇一营,选派大员,授以事权……”“以二百勇随营捕犯,再以三百庸择要屯扎”等,可知黄遵宪详细罗列调兵条陈,颇善用兵之道。

此上款“宪台”疑为陶模(1835—1902),字方之,一字子方,官声殊佳,百姓建有专祠。光绪二十六年八月至二十八年五月间,其为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广州病逝,获赠太子少保,谥号勤肃。笔者考 《<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四月七日记:“禀请剿匪,广州访事人云:日前广东嘉应州属绅士黄遵谦赴督辕察请派勇前往剿匪,督宪陶芷芳制军批示云。剿匪须仗勇力,捕匪则全在州县。……抽调原派赴嘉属之喜勇往办,已电饬广毅军全营驻扎。……”

《<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

其中“黄遵谦”应为黄遵宪之误,彼时黄遵宪亦里居嘉应。“喜勇”指喜字营,“吴副将”或为吴祥达,哲字营将领,墨积善为喜字营将领。而《<申报>广东资料选辑 6 1902-1907.6》P15,四月十一日亦记:“即饬嘉应州体察情形,与该绅妥办禀报,石参将广毅一军,现系全军移驻该州……切实清查围捕”,则与札中所言“吴副将石参将及喜字各营”等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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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梁居实信札一通两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2×31 cm.×2 约0.6平尺(每幅)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186—189页。

说明:上款仲受即梁居实(1843-1911),字诗五,又字仲受,为黄遵宪密友。

梁居实(1843-1911),字诗五,又字仲受,清末嘉应人。中举后历任羊城、应元、菊坡书院山长。1903年出任外交官,历任驻日、德、比等国使馆参赞。著《梁诗五先生遗稿集》。其与逢甲为莫逆之交,并结为儿女亲家,与黄遵宪亦为密友,相交甚笃,究心时务,相互砥砺。黄遵宪《日本国志》初稿写成后,曾请梁居实修改及作序。

是信黄遵宪闻听梁居实意气颓唐后颇为郁闷,遂致信鼓励,关心其精神状态。札中称梁居实“儿女情短,风云气多”,并以东汉党人身处逆境,依旧忘怀得失勉励老友。黄遵宪亦言及乡居时,其著述自娱,当抑郁难语时,辄伸笔疾书,或挑灯自读,萌有凌云之志,积极乐观。可见彼时黄氏虽因戊戌变法失败,然内心仍不屈不挠,浩气磊落。而“肃王袁督推荐之语,然某以为出处听之,天非人力所能推也”则是言及肃亲王善耆、直隶总督袁世凯请其出山,而其则已明白天下大事,非人力所能挽救,故其称病婉言谢绝。

此书札内容,曾以抄件形式刊出(《黄公度佚文两篇》,载《明清诗文研究资料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墨本真力弥满,更显其珍。尤是信中黄遵宪虽受挫折,其志愈坚的思想面貌对于研究其晚年的精神世界,有直接参考价值,殊为难得。信笺为双钩“黄公度启事之书”大花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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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 致和儿札一通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0.5×22.5 cm. 约0.4平尺

藏印:可居室、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190页。

2、《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92页。

著录:王贵忱《黄遵宪的一封家书及其自制信笺》,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66—668页。

说明:上款和儿为黄遵宪次子黄鼎崇,谱名履和,字仲雍。

“和儿”即黄遵宪次子黄鼎崇(1873—?),谱名履和,字仲雍。1890年随父亲黄遵宪到英国,入学读书,此后一直随侍在侧。1891年娶梁国瑞三女。札中“香帅”即张之洞。结合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又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湖广总督任移署两江总督,以筹防需人,奏调黄遵宪归国,时黄氏在新加坡任总领事。故此信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任两江总督之时,系戊戌维新之前信札,时黄鼎崇二十三岁。

札中“北洋大臣”或应为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信笺为“开笺见手札,一纸十三行。人境庐主人用白香山诗制笺”,亦精美。

/ 罗振玉、王国维专题 /

罗振玉(1866-1940)

王国维(1877-1927)

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言“卜辞研究,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盛一时。”此说为学界所广泛认同。其中,“雪堂”即罗振玉,“观堂”为王国维,“彦堂”、“鼎堂”则分别是董作宾、郭沫若,四人被誉为“甲骨四堂”,在学术上皆造诣精深。

而罗振玉为“甲骨四堂”之首,审释文字,不遗余力,可称“近代传古第一人”。王国维品行坚贞,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均成就卓著,被视为旧文化最高的“士大夫精神典范”。罗王二人因共好文字之学,彼此间时有学术探讨考订,遂成莫逆,更结为儿女亲家。所涉研究称“罗王之学”,亦是影响深远。

lot 1181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7.5 cm. 约0.4平尺

藏印:可居室主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8—99页。

说明:宝熙(1871—1942),字瑞臣,亦作瑞丞,号沈盦,室名独醒盦。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学部左侍郎,山西学政,宪政编查馆提调,修订法律大臣,总理禁烟事务大臣等。入民国后,任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著有《沈盦诗文稿》、《东游诗草》。擅书法,收藏碑帖拓本甚富。罗振玉与宝熙关系密切,二人曾同在学部任职,冯玉祥驱除溥仪出故宫,二人又同为善后事宜之清室五人代表。此致宝熙信札7通,多为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时,涉及书画交易事,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旧官僚之生活状况,对于罗振玉通过书画买卖而矢志传古事业,具有第一手材料价值。

是札应为罗振玉居日时所书,上款人宝熙为清廷宗室,入民国后,任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等。二人曾同在学部任职,冯玉祥驱除溥仪出故宫,又同为善后事宜之清室五人代表。札中罗振玉言及“风云遽起,不知将来波谲云诡变成何状,世事真如观弈也”感叹世事变迁,瞬息万变,无法预料。张潜若即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的张国淦(1876-1959),湖北蒲圻人,袁世凯时期曾任教育总长等,黎元洪时代曾任司法总长等,为各方所重。

lot 1182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5×11.5 cm. 约0.3平尺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84—87页。

是札中罗振玉感谢宝熙所赠《李安喜碑》旧拓本,又请其代购《李大宾碑》。“徐星伯”为徐松(1781-1848)清代史学家,地理学家,字星伯。上虞(今属浙江)人。嘉庆进士。授编修。后入直南书房,奉诏纂辑唐文。“簠斋”即陈介祺(1813-1884),中国清代金石学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字寿卿,号簠斋。“秋谷”或为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时王渔洋诗名正盛,秋谷欲别树一帜与渔洋相抗。

“游相《兰亭》”即南宋丞相游似曾藏兰亭序拓本百种,以天干编次,从甲乙至壬癸每干十种,称之“游相兰亭”。“宋藕塘”应为宋光宝,生卒不详,号藕塘,江苏苏州人,善于画花卉、翎毛、草虫等,笔法兼工笔、写意之趣。“凤老”应为柯劭志(1850-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亡后,以清廷遗老隐居。

lot 1183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5×10.5 cm.×2 约0.2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88—91页。

是札,罗振玉言及为宝熙书扇,并为碑帖题写观款。此外,其因为修葺顾炎武的故祠,希望出售《龙藏碑》以资助土木费用,包括苏东坡的《丰乐亭》足拓本,欲售价一千元,作为生活果腹之计。顾炎武,别号亭林,后世称为亭林先生。为了印书传古,罗振玉投入大量精力物力,境遇亦陷入窘困,然其仍持之以恒,并未放弃,殊为可钦。

lot 1184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6.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2—95页。

是札大致为罗振玉与宝熙售卖藏品事宜。关于“苏碑”其言及若已售卖即请寄款,若未售卖烦请将碑帖奉还,言辞间颇值玩味。又言及藏品“金竹”若宝熙存有疑问,亦请一并赐还。同时,罗振玉亦感言实因“炊烟欲断”才被迫无奈转卖以为生计。

lot 1185

罗振玉 致宝熙信札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6.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92—95页。

是札,罗振玉感谢宝熙所赠日僧印谱,“此款想到京”则或是宝熙委托罗振玉变卖藏品,故罗氏汇款。“东人饮河易足,不足与言学术也”应是罗振玉感慨日本人对于古拓本没有学术精神,所以滞销。

“刘健之”为刘体乾(1873-1940)字健之,庐江人,刘秉璋之长子,以父荫官江办候补道,历金陵制造局总办、川东道、四川巡按使等,长于碑板之学。“铁云”或应为刘鹗,晚清文学家、金石专家,原名孟鹏,字云博,后更名为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另有罗振玉致宝熙、金梁、罗原觉、吴观海、范兆昌等札,皆著录于《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一书,洵为珍贵史料,篇幅所限,不一而足。

lot 1188

罗振玉 致金梁信札一通二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15.5 cm.×2 约0.3平尺(每幅)

藏印:可居室印、王(押)

说明:上款金梁(1878—1962),初字锡侯、息侯,姓瓜尔佳氏,晚号“瓜圃老人”,满洲正白旗人。清朝官员、学者,著有《盛京故书画录》《满洲老档秘录》《清帝外纪》《清后外传》《清宫史略》等。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04—107页。

lot 1189

罗振玉 致罗原觉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3×16 cm. 约0.3平尺

藏印:贵忱泉影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08—109页。

说明:罗原觉(1891-1965),原名泽堂,字韬庵、恽卢、韬元,号道在瓦斋、菜园病叟等。广东南海人。出生在广州西关官宦书香之家,专门从事研究鉴别碑、帖、字画等文物和古铜器、古陶瓷、古文字等,积累了丰富经验。他眼光独到,鉴别力强,曾被称为“岭南碑帖第一人”。

lot 1190

罗振玉 致吴观海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2.5×12 cm. 约0.2平尺

藏印:铁岭王贵忱印、贵忱泉影

说明:吴观海(1895—1979),字颂芃,号曼公,江苏武进人。出身世家,舅庄蕴宽,曾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著有《花曼寿庵诗词录存》、《曼公随录》、《珠字堂杂钞》等。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10—113页。

lot 1195

罗振玉 致范兆昌信札一通三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4×12.5 cm.×3 约0.3平尺(每幅)

钤印:见张杜杨许未见之文字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书翰·罗振玉》,王贵忱、王大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144—149页。

lot 1204

王国维 致邹景叔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5×10 cm. 约0.2平尺

藏印:可居长物、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37—338页。

2、《王国维遗墨及致哀书册数种》,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二期,第51页。

3、《王国维书札墨迹》P17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著录:

1、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76—680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p586,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札中“罗叔翁”即罗振玉,上款景叔为邹安(1864-1940),字寿祺,一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俞樾弟子。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博览古器,考订精详。善书金文,极古拙,行书亦渊雅。邹安曾任教于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1916年,其邀请王国维到上海编《学术丛编》杂志,1911年王国维曾举家东渡依罗振玉,至此返国,应聘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

lot 1205

王国维 致邹景叔信札一通一开(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3×16 cm. 约0.3平尺

实寄封一枚:杭州忠清巷五十五号,邹景叔先生台启,上海大通路王缄。

藏印:可居长物、铁岭王贵忱印

出版:

1、《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35—336页。

2、《王国维遗墨及致哀书册数种》,王贵忱,《收藏 拍卖》2004年第二期,第52页。

3、《王国维书札墨迹》P177,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著录:

1、王贵忱《王国维遗墨及书册数种》,载《可居丛稿》(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676—680页。

2、《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p584-585,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是札中,王国维闻知邹安母亲仙逝,称“老伯母大人福寿全归”,请其节哀顺变。同时王国维言及罗振玉所寄《天竺字源》《悉昙字记》两箱,届时将戚友张尧香顺带寄出,再送往哈同花园。张尧香,彼时为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此前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所有行李搬运装卸之事,亦皆由张尧香负责。《悉檀字记》、《天竺字源》二书,为罗振玉借用北宋写本,以玻璃板缩小刊印,此亦可见罗振玉专力传古之事。而王国维墨迹鲜少,又附有实寄封,尤是可珍。

lot 1206

王国维、沈曾植等签名公启优待皇室条件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代表与南京临时政府代表商定优待原皇室条件,宣统三年(1912)十二月公布,自此清廷退出历史舞台。是拍品文献价值重大,签名者亦多为前清遗老,饱有声名,如王国维、沈曾植等。

而“优待皇室条件”与王国维此后自沉,更是有密切关系。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彼时清帝虽已退位,然王国维由“一介秀才”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故其内心尤感知遇之恩。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王国维对此撕毁民国优待皇室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直至如今,依旧令人不禁动容。

/ 谢稚柳专题 /

谢稚柳(1910-1997)

此专题计有谢稚柳七八十年代致王贵忱书信37通(实寄封34枚),原样保存,谢稚柳书信除部分硬笔之外,大都写于宣纸上,若作书画然,墨气淋漓,可以想见二人相交契阔毫无拘束的关系。

按,1949年后谢稚柳与广东关系殊深,其不仅有两位画学弟子吴子玉、梁纪通信较多,更与政界吴南生、欧初等人关系良好,每每邀请他来岭南过冬,进行书画创作,与广东文艺界多有联系。其与王贵忱的书信往来,送书、酬画、代为摄制作品照片、寻觅霸王花、刻印等等,即可见当年交往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王贵忱主动为谢稚柳撰写了评论《画师谢稚柳小传》,是关于谢稚柳的画学成就评价中质量相当高的一篇,展示了王贵忱在书画方面的眼光和理论水平。

lot 1147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7×46.5 cm.  约0.7平尺

是札言及彩色底片事宜,应是关于谢稚柳作品的拍摄、制作等,其亦言近来上海天气甚热,以致头眼昏痛,希望觅清凉地方避暑,亦感慨日渐老境。谢稚柳书画皆善,又精于鉴别,与张葱玉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张大千亦曾言“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则可见谢稚柳的书画造诣深厚,深得张大千推重。

lot 114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两通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27.5×18cm;26×17.5cm×2

出版:《谢稚柳先生书简》第7、8、14页,可居室自印,2016年11月。

是拍品计二札,前者谢稚柳曾托付王贵忱寻觅霸王花,苏庚春已经寄来,同时又请王贵忱不要赠送康熙原刻《賸觚》善本。另一则言及王贵忱请两青年所携赠印谱及印章已经收到,表示感谢。

lot 1149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两通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5×46cm;12×20cm

是拍品亦为二札,其一对赠送茶叶、年历深感厚惠,另一札则内容丰富,如提及王贵忱为谢稚柳作小传,即《画师谢稚柳小传》,又言及其早年间与张大千前往敦煌的具体时间,以及后续的履历,包括所作诗词,名讳由来等,对于谢稚柳的研究有重要的直接参考价值。

lot 1150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两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7×44.5cm

是信谢稚柳提及苏庚春前来,贻赠黄牧甫的印集,又请王贵忱为其写小传可暂缓,并自谦其区区无足道,不足以令王贵忱劳心费力,为此受累。黄牧甫为黄士陵,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晚清时期书画篆刻家。

lot 1151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一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6×43.5cm

是札中,谢稚柳亦言及所赠霸王花,并嘱言上海喜欢此花者众多,佛山市所得佳卉应委托可靠之人带来,可见谢老实是风雅爱花之人。“剑花”又称“霸王花”。欧初,诗人、书画家、收藏家。

lot 115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一通三页(附实寄封)

信札 水墨纸本

19.5×26.5cm×3

lot 1168

谢稚柳 致王贵忱信札八通九页(附实寄封八枚)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 其余书札 /

此批“可居室”藏书札,精品佳制累累,惜囿于篇幅无法一一尽足,另有康有为、黄宾虹、梁启超、翁同龢、潘祖荫、包世臣、吴让之、许瀚等人墨迹,窥斑知豹足矣。

lot 1256

康有为 致沈曾植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藏印:王贵忱印

22×16 cm. 约0.3平尺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224页。

是札康有为言及在京师留滞二年,资金匮乏,只能效仿前人全谢山鬻书作盘缠,并请求沈曾植代为留意买家。全谢山即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享有“布衣太史”“史学大柱”的美誉。上款人沈曾植,其有通人之书,亦具冰霜之节,又才学精深渊博,冶汉宋于一炉,关于经学、史学、法学、乐律、佛学等,更是无一不通,时人谓之“清季第一人”,推为巨擘。

lot 1410

黄宾虹 姚石子跋集古印存致石子社长 一通两开

信札 水墨纸本

藏印:王贵忱印、可居室主

29.5×16.5 cm.×2 约0.4平尺(每幅)

黄宾虹(1865-1955),字朴存,号宾虹,别署予向,浙江金华人。近现代著名学者、国画大家,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终为一代山水画宗师。是札黄宾虹言及新安汪氏《集古印存》版本,共有二种,其一为汪纫庵(启淑),另一为汪梅影(绍曾),后者为汪启淑补拓本。黄宾虹对于古玺印深有研究,本拍品与lot 1356亦可相互映证,著录于《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

黄宾虹《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P92-93

lot 1383

梁启超 信札一通一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2×12.5 cm. 约0.2平尺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315页。

作为戊戌维新志士,梁启超可谓国士无双,如众星之拱北辰。在旧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亦一直在寻找振兴中华的思想与方法,从未放弃。而其治政思想的改变,亦一直为学界所热衷研究者,包括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并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逐渐倾向武装革命,却又在欧美游历考察后转身为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是札所提及副岛义一《日本帝国宪法论》、清水澄《宪法篇》、美浓部之《宪法及宪法史研究》,以及《选举法论》《六法全书》包括其自著的《选举法大意》等,皆对梁启超思想的探究有佐证意义。“济武”即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近代立宪派,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留学日本。1911年与谭延闯组织宪友会。而后参加梁启超的民主党和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专制独裁。1916年又与梁启超组织研究系,拥护段祺瑞。

“文卿”应为梁秋水,见 《梁启超家书校注本》18号注。“坚伯”应为张鸣岐,字坚白,又字“健伯”,与“坚伯”谐音。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任教于岑春煊家塾,因受岑宠信,改充幕僚,保举至候补道,被称为岑的智囊。陆荣廷,旧桂系军阀领袖,绿营出身。“法尘”为唐才质,湖南选拔留日留学生,与蔡锷为南洋公学同学。

lot 1289

潘祖荫 致王懿荣信札十五通十五开

信札 水墨纸本

22.5×12cm×15

藏印:可居室主、贵忱寓目、王(押)、王贵忱印、贵忱印信、可居室、可居室、铁岭王贵忱章、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90—95页。

札中“仲饴”即吴重熹,字仲饴,金石学家吴式芬之子。“香涛”即张之洞,“奭召南”即奭良,满清宗室,光绪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即1890年,潘祖荫办赈正是此年,积劳成疾去世。潘祖荫除了“此事不在行”,需要王懿荣帮助向一些地方大员筹款外,张之洞系王懿荣之妹夫,亦便于开口也。

潘祖荫此批致王懿荣信札,一、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密切,特别是在金石收藏上,互通有无,所谈有钱币、瓷器、瓦等物,可见当时官员中的收藏风气。潘祖荫日理万机,王懿荣则有更多时间和渠道为老师报告新货消息。二、潘祖荫谈到“为振事闹昏,又窘极矣”,按,潘祖荫晚年以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光绪十六年冬,潘祖荫因赈灾京畿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潘祖荫日记》整理说明),“鸿嗷满野,昼夜畴咨,劝振发仓,言辄流涕,未及安集而积瘁殚精。病作三日,遂以不治”(李慈铭撰潘祖荫墓志铭)。而潘祖荫存世日记多简率,则此通信札不仅可以系于潘祖荫去世之年(1890),更是潘氏重要的文献,值得珍视。

lot 1306

翁同龢 致张荫桓等信札册十五通十八开

信札 水墨纸本

尺寸不一

钤印:同龢私印藏印:贵忱印信、王贵忱印、贵忱寓目、可居室、王(押)、可居室主、可居室、铁岭王贵忱章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96—103页。

翁同龢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可谓朝廷重臣,其家耀门楣,人谓翁氏家族,父子宰相,同为帝师;叔侄联魁,状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极为显赫。其亦工诗,著有《瓶庐诗文稿》,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其书法,深得颜真卿精髓,曾有“晚清第一书家”之名。《清稗类钞》言“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杨守敬亦云“松禅学颜平原,老苍之至,至一稚笔,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洵不诬也。”是批翁氏书札十五通十八开,体量颇大,言及船政、铁路、李鸿章等,上款人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清末大臣,外交家,亦是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外交决策重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以及戊戌变法幕后重要的推手。

lot 1233

包世臣 致秬香信札一通二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1×9.5cm×2

藏印:景郑所藏尺牍、景郑持赠

说明:附寄封一枚

上款人“秬香”为江凤彝,字秬香,又字秬江,晚号盥道人,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官景宁教谕。工篆、隶、正书,嗜金石,深于唐人碑版。江凤彝喜好金石,曾与龚自珍订金石之交,亦与黄易、钱泳、翁方纲、奚冈、阮元、钱大昕等皆有交谊,可见其金石交游之广。

而包世臣,嘉庆年间举人,又为邓石如入室弟子,得邓派真传,尤精行、草、隶书,为时所重。包氏与龚自珍亦相交契,曾赠龚氏《瘗鹤铭》。札中《石林诗话》南宋叶梦得著,作者晚年自号石林居士,故名。包世臣又请江凤彝寄下《东坡集》。

lot 1234

吴让之 信札一通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3.5×12.5cm

藏印:王贵忱印

出版:《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王贵忱、王大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版,49页。

是札内容极可玩味,所涉亦皆名家。吴让之言及杨亮借去包世臣批校的恽敬《大云山房文集》却不归还,又避而不见,故请上款人向杨亮转借,并嘱咐万万不能提及自己,才能顺利借出。古人好书成癖,竟至斯地,亦是令人大感意外。

《大云山房文集》计十一卷,恽敬撰,集以居斋为名。杨亮,杨捷五世孙,监生。原名大承,字季子,江苏甘泉(今属扬州市)人。世袭三等轻车都尉。杨亮师从包世臣,在《与梅蕴生书》中,曾言:“亮年十八九,君廿余,其相得于逆旅中,后遂交溥泉、识练江于其坐上。是年亮受知包子,一时与游者若季怀,学有师承……”其书法时与包世臣亦乱真,包世臣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有《与杨季子论文书再与杨季子书》。

或是因此师承关系,杨亮在得借包世臣批校本后,不欲归还,亦不敢与吴让之再见面。此间“占为己有”,盖“好书”缘故,思之亦不禁莞尔。

lot 1235

许瀚 跋德氏钟文稿一页

信札 水墨纸本

26×17cm

藏印:王贵忱印

著录:许瀚《攀古小庐文集》249页,齐鲁书社,2022。

是札“是年正月廿一日得中风病”,言及许瀚具体中风时间,有史料意义。许瀚(1795-1866),字印林,室名攀古小庐,山东日照人。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积古斋》为阮元编录,“许印林”即指许瀚。李铁桥,名东琪,济宁人。其父名化鹏,精于古碑,常与帖客友,搜罗历代碑碣拓本盈三千,凡《集古录金石志》所载,有过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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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济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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