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对丁宝桢的印象，可能除了“宫保鸡丁”之外，就是“诛杀安德海”了。作为大清朝的地方官员，竟然对宫里的第一红人、慈禧老佛爷身边最得势的太监下手。

从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任职时间看，他于同治四年（1865）任职山东，杀安德海是同治八年（1869），此后丁宝桢在巡抚任上又做了七年，直到光绪二年（1876），才调派署理四川总督，授一品顶戴、挂兵部尚书、督察院右都御史衔。

以慈禧太后的一贯作风，自己最宠信的贴身太监，就这么让人弄死，岂能轻易善罢甘休，就算不为安德海，又岂能咽的下这口气？

那么丁宝桢后来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从历史走向看，慈禧太后对丁宝桢还是很器重的，也没有对他有什么行为，也没找他什么麻烦。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丁宝桢在四川任上病逝，光绪帝甚至“遽闻溘逝，悼惜殊深”，还特别下旨意，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诚”。对于丁宝桢的遗体，山东、四川因为归葬、留葬的问题，朝廷也特别颁诏“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最终，丁宫保的灵柩归葬于济南历城丁家林地。

待遇不可谓不优厚，结局不可谓不完美。

再说回安德海，他的背后势力来自慈禧，不仅参与诛杀顾命八大臣，还谋划了罢黜奕訢议政王权力，并且还游走于同治皇帝和慈禧之间，在宫中作威作福一时风头无两，朝臣上下对其恨之入骨。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之下，大张旗鼓出宫南下。虽然他是以“奉旨采办皇帝大婚龙袍”为由，但实际上并按照流程办理手续，属于未经许可的擅自离开京城，违背了顺治皇帝当年定下的祖制，太监级不过四品，“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也只是六品蓝翎太监。

但是在这件事上，似乎满朝文武都没有反应，就连同治皇帝、恭亲王奕訢、慈安太后等人，也都罕见保持了沉默。这更加增添了安德海的嚣张气焰，一路南下招摇过市，来到了丁宝桢执政的山东境内，结果有去无回，被丁宝桢给解决了。

对此，《清史稿·丁宝桢传》中记载，“同治八年，太监安德海私出山东，矫称采办御衣服，宝桢奏闻，即饬属严拿，获之泰安，讯实具奏，得旨就地正法，并随从太监人役等，斩绞如律。”

按照史料，安德海确定是“矫诏私出”，山东巡抚丁宝桢闻讯后，在泰安将其抓获，然后讯问得情，“假冒钦差”、“控词私出”、“招摇煽惑”等罪证据实上奏，请示朝廷获得旨意，然后就地正法。并非一如民间传闻，丁宝桢刚正不阿，一时义愤填膺，不顾头上的顶戴、身上的前程，甘愿为民请命，冒着触怒慈禧逆鳞的风险，将大太监安德海法办。

丁宝桢找到了哪些证据呢，其一，大清朝二百余年来，“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其二，朝廷需要御用织造，向来只是下发明谕，从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其三，朝廷祖制，差派太监外出公干，应“明降谕旨并部文”并有“传牌勘合”；其四，安德海一路上所用仪仗器物都是“违禁御用禁物”严重违规。特别是最后一条，让飞扬跋扈的安公公无话可说。

丁宝桢的奏折很快上报京城內苑，无巧不巧落到了慈安太后手里。慈安太后召集同治皇帝、恭亲王等一起商议审决，同治皇帝直接来了一句“此曹如此，该杀之至”，有了这句话，其他想要为安德海求情的人，再也没有可以辩解的理由。于是在一众大臣的附议下，慈禧太后也不好再多说话，集体通过了处死安德海的决议。

朝廷拟旨后，以六百里加急寄往山东，指明“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要求安排得力人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拏，令随从人员指正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拿到人证、物证，证据确凿以后，也不用再过多审讯，直接就地正法即可。

按照旨意的要求，丁宝桢亲自查验安德海身份，遵立即行刑处斩，斩首以后还对安德海“裸尸暴市”，供所有人观看以正视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给慈禧太后挽回了面子，先前民间一直有传言，安德海是个假太监，与慈禧“秽乱宫廷”。经过丁宝桢这一出验明真身，果然安德海是太监无疑，原先的谣言自然消除。

从被抓到被杀，前后不过五日，整个流程滴水不漏，严丝合缝，慈禧即便想要挽回败局，也没有理由找丁宝桢的麻烦。这便是当红太监安德海被处决的全部过程。

丁宝桢任职山东巡抚时，山东一带面临着捻匪作乱和黄河泛滥两大难题，在他的倾心治理下，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历时十八年之久的“捻匪”，终于在山东平定。

七年之后，面对当时四川吏治腐败、盗贼横行、财政亏空的窘状，丁宝桢再次被朝廷重用。上任之前，丁宝桢进京面圣，光绪帝对其颇加慰勉，赐“紫禁城骑马”，而慈禧太后不仅亲自接见，还为他亲笔题写了“国之宝桢”字幅，对其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