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周说。
《解放日报》曾经说：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一个裁缝，而且手艺很好，八级剪裁师，属于顶尖工匠。”
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浙江海盐县一个裁缝世家，在他9岁那年，父亲不幸因病去世了，从此家道中落。步鑫生有两个哥哥，一个到上海南京路学男式裁缝，一个在上海霞飞路学女式的裁缝。
1950年，16岁的步鑫生开始在自家兄弟开的店铺里，跟哥哥学习裁缝手艺。
步鑫生聪明好学，技术一流，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喜欢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步鑫生常常加班到深夜。
1956年“公私合营”，步家的荣昌裁缝铺写上了休止符，但是，步鑫生的人生开始了新篇章。22岁的小裁缝成了一个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
那是一个奇特的年代，常常发生奇特的事情。
在“大跃进”中，裁缝放下剪子成了邮差，他被调到了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红星服装社做裁剪师傅。
这时的步鑫生，已经因为敢想敢说特立独行，成为厂里的争议人物。
红星服装社是家县属集体企业，十几年发展毫无起色。改为海盐衬衫总厂后经营僵化，养了诸多闲人。
步鑫生看不过去，当车间主任时，他就提出建议：多劳多得，要在工资上进行奖励。
这在当时是异想天开，甚至有点“大逆不道”，自然没有领导采纳。但是，改革的种子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其实，他还有很多主意，但是，不在一把手的岗位上，想也是白想。
机会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巧遇的。
1979年，业务突出的步鑫生当上了红星服装社改名后的海盐衬衫总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恰好他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他盘算了多时的改革措施，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当了厂长，才知道当家人的日子更不好过。
步鑫生接手的衬衫厂，是个只有300多职工的小厂，全厂固定资产只有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年产四五十万件衬衣，却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发不出老工人的退休金。
步鑫生只得背水一战，并且一出手就是几剪子。
生产上不去，步鑫生觉得是“大锅饭”搞的鬼。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卖力气干活？彼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他活学活用，很快上马了一整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他首先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包底。
一些技术熟练的学徒拿到了超产奖，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这是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转移到了车间。
他还规定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
二是抓质量，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此话由步鑫生说出后曾风靡一时。
三是规定请假不发工资，若真生病要由他亲自核实假条，一天只发四角生活费。
四是每年要开订货会。邀请全国各地百货商店的负责人到海盐来，吃住行由他们全包，每年大约要花8000多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数目。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创新和改革。据步鑫生晚年回忆，他当时搞出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一：
他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厂办时装表演队，作为“活广告”在展销会上登台亮相，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专场表演，引起轰动。
他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
他花几千块在厂门口种植六棵龙柏，为了接待外宾搞了150平米的现代化自动接待室。
厂里每年的看样订货会，步鑫生从上海租下5辆小轿车，往返上海、杭州等地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轿车在县城内招摇过市，十分显眼，而当时海盐县县委政府也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
去新疆看样订货，按常规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步鑫生说耽误不起时间，于是改乘飞机，三天完成任务。
衬衫总厂接待客户要上三菜一汤，现在看来不免寒酸，当时却远超接待标准。
某次步鑫生沏了杯绿茶接待来视察的领导，对方大拍桌子：买茶的钱从哪儿来的？尽管招待费来自厂里卖边角余料得来的费用，但在当时，严格说来依旧不合规定。
步鑫生对此的态度是，“红头文件合法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打破它。”在一个四处是条条框框的环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尽管步鑫生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指导，但是，他有非常好的直觉，知道要从实际出发。实际上，直到1983年，步鑫生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原来自己被称为“改革者”。他觉得这个词儿很新鲜，而对于自己的举措，此前他一直用家乡土话描述，叫“破旧立新”。
在步鑫生的领导下，海盐衬衫总厂到1983年达到600多人，两年后达1000多人，企业利润每年以50%幅度增长。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大胆创新、坚持改革的事迹。
媒体的宣传必然会带来质疑。步鑫生出名后，也遇到了告状信满天飞，说他“比资本家还资本家”。最大的问题还是他得罪人了，砸了人饭碗。但步鑫生不在乎：大不了回家做裁缝。
这样一个改革典型，到底怎么样？
为了进一步把步鑫生的事迹调查扎实，也好回应那些质疑，1984年春节前，浙江省委与新华社联合调查组人员冒着纷飞大雪，来到厂里作了认真调查。
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深入厂内采访，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写了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发布。
内参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关注，他写下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内参被改写成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而通讯的“编者按”，正是胡耀邦的这段批示。一时间，全国各地所有党报头版都被步鑫生占据。
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发表的《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一时间，步鑫生成了名动全国的改革先锋，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推动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2月26日晚7时25分，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改而临时插播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如果说，最开始的媒体报道还没有太大的阻力，那么，央视的反常之举，是在上级对步鑫生做了调查之后的肯定。
随后，中央指示向全国推广其改革创新精神。而由中央下命令全国推广一个人，之前只有雷锋和焦裕禄。
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1984以步鑫生为封面的杂志
步鑫生敢想敢干，又不贪污腐败，可他还是走了麦城。
从1983年开始，中国就刮起一股“西装热”。一位领导建议步鑫生要抓住机会，将衬衫、西服、领带形成系列，衬衫要增加花色，还必须新建印染车间。
说是建议，但可以解读为“指示”，而且一般也要如此解读。硬朗如步鑫生，也不敢正面反对，只是犹豫而已。领导再三说服，步鑫生答应上一条投资18万美元、年产6万套西装生产线。
然而，报告送到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公司领导指示：“你们厂是全国改革的先进典型，小打小闹没多大影响，要搞就搞大一点，就搞30万套吧！”
年产30万套西装项目上马的同时，海盐衬衫总厂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也开建，这对1983年底流动资金只有50万元的衬衫厂来说，根本无力承受。
1986年8月，当厂里西装生产线厂房投产后，领导来到海盐衬衫总厂，他认为“西装热”已过去，省内杭州、萧山两条西装生产线已下马，要求步鑫生也停下。
但步鑫生却不认可，他坚持熬上两年，待“西装热”再来时，便能抢先占领市场，否则前功尽弃，死路一条。
不久以后，步鑫生后来被送到浙大一个培训班“深造”，由海盐县二轻工业公司负责人代理厂长。到了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流水线已停产，厂房、设备也被卖掉，下水道、厕所堵塞，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企业负债600多万元。
同年底，上级派调查组突然来厂调查，称群众反映步鑫生受贿外商金戒指和电视机，并以锁住仓库内产品不准送海关为威胁，要步鑫生交代。步鑫生拍案而起：“我‘步鑫生’三个字，哪怕你用10根金条也收买不了。不按期交货外商要索赔，你能负这个责任吗？”
1988年1月5日上午，上级领导来到海盐衬衫总厂，宣布免去步鑫生的厂长等职务，并通知其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
被免职的步鑫生再次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几年时间里，步鑫生做了“过山车”，从谷底到巅峰，再飞速下滑回到谷底。
2001年，步鑫生被医院查出患肾癌，脾脏和一个肾脏被摘除。随后，步鑫生定居在上海休养。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他的家乡海盐南北湖风景区内建立了“步鑫生改革精神陈列馆”。也就在这年8月，他荣获“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上面刻有“步鑫生”的名字。
2013年11月10日，步鑫生在海盐衬衫总厂厂址纪念碑前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步鑫生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城市集体企业改革的先行者。
其实，步鑫生在2015年6月6日已经逝去。
每逢有8的年份，总是有不少媒体来采访他，以至于他每逢到了这一年总有点不自在。但是，这也说明，在改革开放这面旗子上，始终有他的名字，大家没有忘记。
1983年4月的《浙江日报》曾经有一段话：他不是完人，有过过错，摔过跤子，但他从挫折这座通向真理的桥上走过，不是反复表明着磊落的心迹吗？
对于步鑫生来说，似乎是提前了二十多年的盖棺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