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下半年，我到江阴西石桥公社水产场南队插队落户。水产场是西石桥公社的一个较为富裕的生产大队，财力雄厚，每年要上交公社不少资金。

它共有三个生产队：南队、北队、东队，外加一个刚上岸居住落户的船民群体，被称之谓“东场渔业队”，另有一个养殖鱼苗的“渔业组”(挂靠在北队)及一个“副业组”(挂靠在南队)。

当时其他农村生产队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经济上生产队是独立经营，各自分红。唯独水产场三个生产队是“二级所有”，三个队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它的经济运行及年终分配模式等一切经济活动由水产场场部决定。

当时“副业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水产场在1958年时曾栽育的18亩桃树已长大成为一片桃园。在我插队之时，这片桃园已有十年树龄(桃树的树龄一般为20至30年，盛产期在7年树龄以后)。

1969年1月的一天，我和桃园的老沈、知青小江及南队两位当地社员一行五人被安排赴璜土小湖附近的“璜土第一园艺场”学艺：学习冬季桃树修剪技术。十多天后，我们学艺结束回场，我与老沈及小江三人就住进桃园。从此我就生活在桃园，劳动在桃园，开始了我的三年半桃园生活。

虽然我们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生产小组，但依旧属于“南队”管理，上下工等作息时间安排、工分的记录、口粮等生活资料的分发、年终决算的工资分配等都由南队统一管理。

在桃树采果期间的突击劳动中，由南队的社员来帮忙。农业队秋收秋种时期，是桃园的空闲期，我们要去农业队支农劳动半个月。农业队夏收夏种时，尽管桃园也是大忙时节，在插秧时，我们仍要到农业队去帮助支农插秧一个星期。

秋冬季节的修剪是一种技术活。我们桃园共有800多棵树，树冠都比较大，一个人如果尽力修剪，没有其他事务干扰，一天也只不过修剪4到5棵树，修剪质量要影响到明年挂果的多少、产量和收成。另外，冬季要施河泥或菜籽饼等有机肥，保证来年挂果的效率。春季秋季虫害的治疗、果树病害的防治也是管理人员要掌握的要领。

我在回城时经常到江阴新华书店去买一些薄薄的农业技术小册子阅读，以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尽量做到科学管理果树。桃树挂果后，五月下旬开始要进行疏果及包桃。那时水产场经常请澄西中学的高中学生来“学农”，让他们来桃园包桃子，但是管理人员就是我们五人，既要指导他们，还要做好纸袋、铁皮条等后勤保障工作。

学生来了一大批至少有300人以上，要提醒他们小心碰落果粒、节约用料，指导他们合理操作等等。那几天是我们的大忙时节，一到夜晚整个人就要瘫下来似的。

西石桥水产场的桃树主要有三个品种，六零桃(六月底出果)、白凤桃(七月中旬出果)，白花桃(八月十日左右出果)，还有少量的红花桃、酸桃、蟠桃等等，口感最好的是七月份的白凤桃。

出产的桃子80%是分批装箱，用船运到江阴北门外五一棉纺厂附近的果品公司仓库，供县城各商店销售。果品公司给我们的批发价是：最高的一级白凤桃仅0.18元/斤(五只一斤)，最低的三级白花桃仅0.09元/斤。其余的桃子(主要是过分成熟的)在桃园门口向小商小贩们或个人出售，出售价格倒也不低于果品公司的价格。

桃园占地18亩地，桃子出产大小年不等，从1969年到1972年四年中，我们每年出售的桃子收入大约在4000到8000元之间，平均每棵树产出50到100元。

由于刚到农村，我们知青对农村的劳动很不适应。水产场的特点是田多人少，六十年代末还在平整土地、开垦荒田，把大批生长蒲叶(用作做蒲包)的蒲田挑平改作耕田。

社员们的劳动量，特别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走出水产场，外人看水产场社员，相貌要比实际年龄大十岁”。我们初来这种环境，处于这种长时间劳作的状态，很不适应。

冬季天刚亮就要起来打早工，到上午八点半才回屋吃早饭。夏季每天要到晚上八点多才收工，时间耗得太长。

我身材瘦小，腰围不满2尺，特别怕挑担，人家能挑150斤以上，我只能挑100斤左右。记得有一次公社分配给桃园一批肥料，要我们几人去挑，空身走到市镇上也要40分钟，我们每人一天要挑五趟，最后一趟我晕倒在路上，醒来后还是要挑回来。

好在后来生产队长知道我这个弱项后，不大安排我做挑担活而做一些技巧的手工活。夏收夏种、秋收秋种干的是苦活，我们也还得去农业队帮忙。好在我的手法活做得比较快，插秧、割稻总是在生产队得第一名，也并不感到劳累，就是怕挑河泥。

桃园里的劳动很艰苦。治虫阶段，戴着草帽、口罩，抬着一只装满已配制好农药的大粪桶，一人打气，一人用喷雾器喷洒着“一二三”“乐果”等毒性较强的农药，在果园中弯腰行进。果园里很闷湿，从东头打到西头走出果树林，已是汗流浃背。初夏或秋季时节，我们打药水时一般只穿一件旧的外套，钻进果园走一个单趟，出来时已经浑身湿透，再一晒太阳，衣服上马上结一层白盐霜。

冬天，我们要在一个半月中整枝修剪。隆冬时节，北风劲吹，树林里的气温相当低，那时我们要戴两副手套，才能使手不致被冻僵，以便一手拿锯、一手拿老鹰钳劳作。

当时每人配一架木制人字梯，有一次风实在太大，一不小心我的一位同伴被风从梯上吹下来摔了一大跟斗。有时为了赶进度，穿着雨鞋站在雪地里照样修剪，一双脚经常被冻僵。

除了劳动的艰辛外，我们还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桃园里有三间小屋，外墙抹了石灰，里墙连石灰也没抹，只看到一块一块的红砖。三间房里面用芦苇扎的芦杷隔开，连房门也是芦苇席做的。西屋住三人，东屋放桃树枝作燃料烧饭，中屋当起居室及一个二眼灶，我和老沈、小江(后来和老沈、胡老师)住在这桃园小屋里生活。

生活上最难的是吃饭问题。生产队的社员们家有老人烧饭，他们的早餐、午餐时间控制得很紧，只有半小时到1小时。

我们与他们同步上下工，有时刚吃到饭时已经上工了，吃饭总是像抢饭似的。我们的居所既是生活居所，又是劳动场地，桃子上市季节，有几十个社员帮我们劳动，每天有上百个小贩或顾客上门买卖。桃子果实上有一种细毛绒，风一吹就飘散在空气中，粘在身上奇痒无比。七、八月间我们无法摆脱皮肤痛痒之苦。

桃子上市季节，住所周围一片混乱，没有办法烧菜，只能每天喝冬瓜汤。一直到八月中下旬我们的小屋才能恢复平静。

但到了八月中下旬，那时种的秋菜没有长大，午饭和晚饭只能萝卜干下饭吃，记得有几顿还只能烧油盐饭吃，即大米饭里加些盐和几滴油。

桃园位于水产场东南角，地处江阴、武进两县交界的一条界河旁。我们除了一只广播喇叭外，与外面几近隔绝。桃子出果时期，场部会拉上一根供电线让我们开夜工劳动照明用。

出果期后电线就撤了，我们就只能用煤油灯照明，渡过那漫长的黄昏及夜晚。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唯一的活动是听广播，从天刚黑听到九点多，听着那位操着标准江阴西乡口音的女播音员说“明天再会”后就上床睡觉。

有时想看些书或写封信只能就着一盏煤油灯，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读写。

最害怕的是秋天或隆冬季节，因为我们三位都是外乡人，在农闲季节要轮流回家。如果一人回家，小屋有两人生活倒也罢了。有两次其他两人都回家了，我一人留守看屋，真是寂寞极了。白天上工还有其他社员伴着，一到下工后就我一人守在那三间小屋，有些害怕。

小屋南面不到三十米就是蒲滩，里面有许多野鸭，夜里叫起来怪吓人的，再加上我们小屋建造的那块土岗原来就是个坟场窝，白天从后门口就能够看到十几个小坟堆。还有南队那些社员们经常用一些似真似假的传闻来吓唬我，弄得我那几夜睡不着觉。那两次的经历，让我真正品尝到了“孤独”的真实味道。

小屋很小，极其简陋。屋顶的横梁是用粗毛竹做的，时间长了看上去有些弯，让我感到有些害怕。四周墙体除了东西两间屋的南墙上有两扇玻璃窗外，北墙面上只用砖砌了几个空洞，每到十月底我们就要找些新的塑料纸封它几层，以防北风吹进来，到了第二年夏天那塑料纸就要老化破裂。

冬天风很大，小屋内很冷，经常处于冰点以下的室温，湿毛巾被冰冻的时期很长。有两次冬天夜里下了鹅毛大雪，天亮起来后我们发现被子上已有一层近1厘米厚的冻雪，害得我第二晚只能到农业队其他知青处挤铺。

夏季桃子出果时期，三间小屋的两间成了堆放桃子的库房，我们住房的房门虽然关着，但芦席隔墙挡不住桃子的毛绒飞舞，弄得到处都是桃毛，我称之谓“空气在桃毛中”，于是整个夏季我几乎都是睡在看护桃园的窝棚的芦苇席上，当然晚上睡前我要在手脚上涂满避蚊油，整个夏天我要消耗四到五瓶避蚊油。

在那几年，虽然劳动艰苦，相比其他公社、大队的知青，我们的收人尚算可以，一般来说男知青能挣360个工左右(普通社员能挣420到440个工)，那几年每个工价约0.75元至0.85元，扣除粮食及分到的农副产品外，每年能收入200多元现金。

桃园挂靠在“南队”，南队队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队长姓李、年长我十四五岁、现在可能已年近八旬。他是一个脾气大、嗓门大、会骂人的火炮将军，说话快、转身快、手脚快，小学文化程度、烟瘾很大、8分钱一包的劣质烟成天不离嘴，爱喝酒但酒量不大、喝了几口就面红，就训人、骂人。

连我和小江算在内、南队知青有十人。李队长开始时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一则认为我们这些学生在城里不好好念书，犯了错误到乡下来接受改造、接受他们的监督；二则认为我们来了抢了他们的工分、会使他们收入降低。

开头派工时对知青也不够照顾，看到知青劳动不能适应时还会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讥讽。此种状态一直到了1969年冬季评工分时达到了冲突的顶峰，期间有些社员硬要把我们的工分压到六折，他也支持他们。

我们知青团结起来，共同抗议交涉。经过几夜时间的努力，最后他们让步，我们知青的工分分成两个档次、分别提高到7.5折或以上。

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他和我们知青尤其和我经常接触，队里的事情都要和我聊、聊生产队的复杂情况，谈知青的去向。我对他表示：每个知青不想在农村呆一辈子，不想抢他的领导权，倒是有些社员是他的竞争对手，知青力量也不小，倒是他可以利用、团结的一股力量。

慢慢地知青们成了他的好朋友，有的成了为他出主意的“谋士”。后来他也很照顾知青。记得1972年我离开桃园去当代课老师前，他来桃园小屋和我长谈了两个小时左右。至今大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三年半的桃园生活中，我一直和老沈住在一起。老沈是无锡洛社下塘前沈巷人。比我年长约20岁左右，左腿因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而且左手也先天性半残疾。他的一只右手加上他的牙齿能做许多我们常人都不能做的事情，比如修修淘米箩、菜篮、一些工具。

桃树整枝时他和我们一样干，烧饭做菜样样都来，挑担也能挑上五十来斤。老沈是文革前夕由水产场引进的培育番茄苗、瓜秧的一位土“师傅”，每月固定工资三十元。文革后育蕃茄苗、育瓜秧的副业停止了，1969年初和我们一起被派到了桃园，我和他一直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房间。

老沈其实和我们一样，以前对桃树的种植、培育没有经验和知识，但一直摆出“老师傅”的架势，以求得获取每月三十元工资。我有几次发现他在果园管理上犯了一些错误，也懒得去“揭穿”他，只能私下和他建议，去调整办法，免得让村上的社员、队长对他不利，对他的“饭碗”带来威胁。

老沈很聪明，肯钻研，也非常勤快。他要对得起他那份超过队长的经济收人，因而在桃园里努力地劳作，早起晚睡，维持着桃园每项主、副业生产。小屋旁有几亩旱岗地，在老沈的指挥下，我们在春天里种满了番茄、西瓜、冬瓜等经济作物，而且每年都丰收。

卖给小贩们也很便宜，西瓜批发每担只有七元钱，冬瓜每担五角。每年下来上交给场部的瓜果收入也不少，大概要有五六百元甚至接近千元。这可能就是老沈长期能在水产场留用而不被辞退的原因。

老沈由于半残疾，很晚才结婚，家中妻子及二女一子的生活均要靠老沈每月三十元钱的工资中的大部分来支撑。所以他很节俭，什么都舍不得买。夫妻俩挺和睦，我见到过他妻子带了小儿子来桃园探过一次亲，他们相敬如宾，感情很好。

几年的桃园生活，老沈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家务活基本上是他干的，只是挑水挑柴由我来做。村上社员由于嫉妒心理对他经常攻击，而且还有些污蔑性言语，但我很体谅他的苦衷，尽量在不同场合帮他说话。1970年夏末桃子刚落市，老沈大病一场，住在澄西医院三天，我和另一位社员老单轮换陪护，他也很感激我们两人。

桃园里另一个知青小江是扬州城里人，投亲靠友来到水产场落户。他人高马大，近一米八的个子，头上带了顶军帽一副军人的样子，力气比我大多了，喜爱唱京戏。

在那七个“样板戏”盛行的时代，他是最受欢迎的人，每次劳动他都要唱上一曲。最拿手的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狱警传”和《沙家浜》里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两段。唱得挺专业的，社员们及桃园里的人都经常起哄要他唱戏。

可惜水产场没有成立宣传队，否则的话他是第一人选。每当广播里唱样板戏他都爱跟着唱。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从家里带来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功率很大。主要在晚上听听收音机里的京剧，小江也跟着唱，有几次还把收音机带到劳动场地的田埂上播放样板戏，平时他把收音机锁在他的大木板箱里。

大约半年之后某一天中午，劳动完毕我们回屋休息做饭，突然发现小屋的后门大开，屋里小江和老沈的木板箱以及我的藤条箱的锁都被撬开了。小江少了一只收音机，我和老沈各少了一件毛线衣，我箱子底层的纸皮夹里的大约五元钱倒是没被拿走。

我们马上报了警，公社的几个人来查看，询问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什么结果，说是要调查，结果一直不了了之。当时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水产场和附近几个大队的一些村庄。

从此以后小江感到很沮丧，整天无精打采，他的损失比我们大多了，我们的毛线衣大约值15元钱左右，他的收音机大约要近百元。加上其他原因，不久小江离开桃园，到北队去了。后来虽然同在一个水产场，接触也不太多。

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小江回到扬州当了一名警察，退休前是扬州的一位派出所所长。2011年春节他有事来西石桥，我和另一位同场知青老钱与他碰面叙谈了一番。

小江走后，就剩下我和老沈两人在桃园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1970年秋季，场里安排来了一位来自澄西中学的下放教师。那天由在学校当厨工的小李师傅挑了一担行李送他到了桃园，一头是铺盖，一头是箱子。胡老师拿着一只装着面盆、热水瓶的网线袋，戴了一只大草帽来到我们的小屋。

因为他是下放教师，事先已隔好了一个半间屋的小房间给他单独住，当然只是用芦苇席当墙作门简单隔开了一下而已。

胡老师身高1米75左右，身材单狭，花白头发，走起路来像是要被风吹倒似的。

他比我年长二十七八岁，当时已经五十出头，是位拿66.5元高薪的英语老教师，听队长及有些人传言他有些历史问题，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一直未被清查出什么名堂。在过了干部下放浪潮后的大半年，他依旧被下放到水产场来劳动。

刚来的一个月内，可能是刚出“牛棚”的原因，他沉默寡言，与我们基本没有交流。开始时，他不但做桃园的农活不行，就连烧火做饭，淘米洗菜等家务活也不行。过了一个月后，大概看到我们俩对他在生活、劳动方面的真诚相助，他的话才慢慢多起来，好长时间后我们才对他逐渐了解。

胡老师是武进县人，出身大户人家，年青时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后就从事英语教学，先在江阴东乡任教，文革前的1965年被调派到澄西中学。

爱人和儿女在无锡城里生活，夫人是位小学老师，大女儿是北京某学院65级大学生，当时还在农场锻炼未分配工作。

对他的所谓“嫌疑”问题和遭受到的迫害及不公正的待遇，他闭口不谈，我们也不便多问。我真想不通这个弱不禁风，举止木讷，看上去连只蚂蚁都不敢踩的一位老者竟然还要被“下放劳动”。他真的不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

让他到我们这个偏远的桃园来受这种苦，真是一种罪过。好在因为他不要拿队里的工分，李队长也同情他，我们也随便他，让他自己看能帮助做什么就做什么，家务劳动也算劳动。

到后来也能烧烧火，淘淘米，整理整理柴火什么的，有时到果园帮助拖些树枝回屋，有时在我们看护桃园时帮助替换一会儿岗，让我们回屋吃顿板。但是他那种“先生”腔，连七八岁的小孩也不怕他，经常和他捣蛋。

每当傍晚时分，胡老师便点煤油灯看看自己订阅的杂志，并且带来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经常翻看，只有这时才能看得出他曾经是位英语教师，平时不讲一点英语。后来我主动和他交流英语单词及语法，他才稍稍多讲一些英文方面的知识。他经常夸我的英语基础好，还称中学里有些英语教师的水平还不如我。

胡老师要参加每月一次的公社下放干部为时半天的学习例会，隔夜他要做几小时的准备，小心翼翼地准备着次日的发言稿或其他，不管刮风下雨，一大早吃过早饭就急着上街，直到下午在西石桥街上的小饭店里吃过中饭后才回桃园。

每月中旬过了13号他会赶到公社里去拿工资，然后回无锡一次，住上四五天再回来。

就这样胡老师、老沈和我一起生活了一年半左右，直到1972年春季，一纸调令把他调入申港中学任教。临走前一夜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我羡慕地说：“胡老师你可以脱罪了，今后你可以去从事你应该从事的教学工作了。”

他却忧伤地对我说：“我怕我胜任不了。现在的学生又不想念书，我怎么去教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倒很希望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退休。我当初不想来，现在倒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第二天，我送胡老师去申港中学，就像当初小李师傅送他来桃园时的情景一样。我挑上一担行李：一头是箱子、一头是铺盖，胡老师在后面提着一个网线袋，里面放着面盆和热水瓶。步行七里路我把他送到了申港中学吴子沫校长的办公室。

临别时我说了一句伤感的话，“我成了第二个小李了，看样子我今后要做伙头军了。”胡老师笑笑说：“我看你能成为一位英语老师的。”此话真的被他言中，没过几个月我真的去西石桥五七中学当英语代课教师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路过申港中学看过胡老师。大约在1974年春节后，我再去申港看他时，申港中学的教师说胡老师已经调到青阳中学任教了。

大概在1975年，胡老师来过一封信，大意是由于他的性格缘故，教书很吃力，也不太适应了，身体又不太好，他已经病退回无锡了，让我有机会去无锡的话去他家里玩等等。

1976年秋天我上调到江阴自来水厂后，借去无锡自来水公司出差机会，按照他信上的地址找到了胡老师家。看到60岁不到的胡老师精神状态已经大不如前，满脸苍老，说话慢慢看看，思维迟钝，我伤感不已，不知道是因为文革中吃的苦太多，还是因为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致于他衰老得如此之快。

我在1972年8月离开水产场桃园去当代课教师了，桃园已成为过去的一段记忆而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见到水产场的朋友们时，经常谈到桃园趣事。

不久他们对我说：“桃园因桃树的树龄太大，出产不高已被挖掉了，小屋也被拆了，那片岗地有的被挖了鱼塘，有的种上其他作物。”听到这消息，我思绪万千，夜不能寐，心中真不是滋味。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在桃园劳动时千方百计想离开它，可如今它被毁了，自己又那么怀念它曾经的点点滴滴。

2002年冬，我和水产场的知青们结伴第一次回场，我一个人单独来到原来桃园的地方。昔日的一切荡然无存，那里的地形大变样，已找不到原来桃园的一丝旧迹，只是通住西石桥镇的乡间小路还在。在路边我原来居住的小屋旧址旁，已架起了一座输送高压电的大铁塔，四周的一切安静极了。我在铁塔周围转了大约20分钟，观望着大铁塔前后左右的一切。

30多年前，我曾生活于此，劳动于此，曾经把我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刚踏出校门的青年，逐步走向成熟，明白了生活真谛。

[讲述：夏锡良 参考资料：江阴文史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