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没有医院。

只有一个法国人培训的纳西族医生。

谗言者说，他在昆明一家医院当了几年男护士后才得到医生这个称号的。

他出身本地名门，光这点名声就为他打开了进入本地"社会"的门路。

他是个和蔼可亲、很讲礼貌的人，我们成了朋友。

他弟弟是个军官，活像一个魔鬼，还是个土匪。

他残忍地枪杀了好几个村民，抢劫了官府警卫队的枪支，并且几乎要了我的命。

有一次他哥哥邀请我到他家正式赴宴，客人很多，我和他坐在餐桌的两对面，按惯例，我们不时地互相祝酒。

虽然我已经醉了，那家伙还奚落我说，我无法再喝一杯了。

我告诉他我再喝三杯也没问题。

他向我祝酒，递给我一杯，我把它干了。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恢复了知觉。

我醉得要死，在床上呆了三天。

因为城里没有什么秘密保守得住，迟早要被人知道，所以我得知这个卑鄙的家伙在我的酒中放了氯仿。

很幸运我终究恢复了健康。

从此我不再到那户人家里去。

由于那位纳西族医生总是忙于照料那些富有的病人，从来不照顾一下村里人，所以贫苦人除了去庸医假药店外，没有地方可以求医找药。

由于先前我是合格的医生助理，我从昆明的美国红十字会获得了少量的药品供应，我的楼上私用办公室也就成了我的医务室。

我让远近的人们都知道，我乐于治疗所有简单而容易辨认的疾病，但无法治疗复杂或需要做外科手术的疾病。

治疗完全是免费的，因为药品由美国红十字会捐赠。

医务工作作为促进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有效补充，得到总部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我期待病人会一窝蜂地拥来，那我完全错了。

即使请他们来，他们也不愿意来。

治疗和药品都免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个严重的威慑。

谁会白送呢？人们辩论道。

他们猜想任何免费的药都是无用的，或者，甚至可能是有毒的。

不过我已经在我的朋友吾汉的堂弟身上开了个头，他的眼睛痊愈了，他在村里大肆吹嘘我。

几天之后几个妇女带着小孩来了。

她们有些有眼疾，小孩有肠道寄生虫。

她们都及时得到治疗，并且给了药。

一个星期内，神医妙药的传说轰动了四方街。

很长的蛔虫用树叶包着，向那些想亲眼看一看的人们展览。

我的名声大振。

不久，从清早到天黑，都有病人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0人，不管是工作时间或节假日。

我的绝大多数病人是贫穷的乡村妇女，她们患有各种眼疾，这些眼疾是由于污物和辛辣的木柴烟雾造成的。

然而不久她们就开始抱怨了。

"真的，"

她们说，"我们的眼睛好多了，可是你放进眼睛的这种黑色的药，看来并不好，因为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真正的好药是很辣痛的——我们这才真正地觉得我们正在得到医治。"

当然我主要用弱蛋白银，用来治疗这些病很有效，而且无疼痛感。

为了安抚这些动摇的病人，我在弱蛋白银中渗入一些奎诺索尔。

它同样可以用作眼药，可是它会造成一会儿强烈的疼痛。

当她们第二次来时，我把这种她们想要的药滴入她们的眼中。

她们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

她们恢复之后，我等候她们的反应，心里有点惊慌。

她们用围裙揩着流泪的眼睛，齐声叫："辣得很！好得很！"

她们十分欢喜，都说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就是这种药！好极了！"

接着她们就成群结队地来了，带着她们的伙伴，来要那种药或者不要任何药。

她们排成长龙坐在院子里，我一给她们滴上眼药，她们就倒下，犹如被雷电击中一般。

之后她们总是笑着，高兴得喋喋不休。

同时，这种眼疾几乎为妇女所独有。

而接连不断来的男子，大腿和臀部满是疥疮。

疥疮密密麻麻，看上去就像鱼鳞。

我存有大量治疗这种疾病的硫磺药膏。

起初我常用小瓶装了发给他们，告诉他们晚上把药膏擦上。

一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抱怨，说药膏完全无用。

的确，那可怕的疥疮疤仍然还在。

我得改变医术了。

我拉下他们的裤子，叫他们扑睡在一条低矮的宽大的长凳上。

我给他们擦上硫磺粉和凡士林，然后用尽全力搓擦，需要的地方加以挤压。

我一直擦到所有的疥疮疤都成堆地掉在地上。

擦掉了皮，流血的肌肉暴露出来。

然后我擦上更多的硫磺。

受害者们尖叫呻吟，摇摇摆摆地回家去，几乎不能行走了。

这样治疗两三次以后，他们的皮肤像新生婴儿的皮肤一样干净了。

他们非常高兴，不知怎样感谢我才好。

那是费力而又肮脏的工作，这类病人我一天处理不了五个以上，多么令人精疲力竭啊！

这些皮肤病当然是肮脏和缺乏个人卫生所致。

纳西族，不论男女，从来不洗澡。

他们一生才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结婚前一次，还有死时一次。

除了西藏和丽江外，在任何其他气候条件下，这种状态是无法忍受的。

人的身体闻起来会像腐烂的尸体，人们会因传染病而死亡。

可是在这里，海拔高，空气干燥，情况倒不那么严重。

身上的污物只会变得干燥，形成鳞屑而脱落。

城里人身上从来没有刺人的气味，乡下人身上则发出一股松木火烟味。

至于我自己，我请人做了一个木盆，在我们房子背后的小园子里洗热水澡。

越过墙头人们可以看见我的部分身体，沿着山脊过路的妇女，总是放声大笑，喊出粗鲁的言语。

由于懒得另外烧一盆水，我的厨师在我之后用同一盆水洗澡。

而在他之后，大约十个他的纳西族朋友轮着洗，直到水看上去像豆汤一样浓。

或许干脆不洗澡倒还好些。

作为药物或治疗良好的验证，纳西族男子也喜欢忍受疼痛。

经我治疗过疥疮的男病人，向他们的伙伴们欣喜若狂地描述他们在我手下所忍受的极度痛苦，并且极力劝告他们来我的医务所治病。

有些病人腿部已形成极深的溃疡。

他们说由于这些疥疮他们不知受了多少罪，希望我能把他们治好。

当然啰，他们补充说，如果治疗措施得当，那肯定是疼痛得可怕，可是他们不在意。

我完全明白他们的意思。

我用大镊子钳撕开他们的疮疤，用蘸酒精的药棉，把伤疤取出，几乎挖到有骨头处。

他们大叫、扭动。

我用磺胺噻唑填满空洞，包扎后用胶布封起来。

他们走路歪歪倒倒，然而面带微笑，总是说这是一场奇迹般的经历。

三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他们的病都治愈了，而我的医务所挤满了其他患重病的人。

甲状腺肿（俗称瘿袋）是一种普遍的疾病。

纳西族害此病者不多，居住在长江两岸的各民族和来自四川的汉族移民中有很多人得这种病，四川移民散居在森林中，那里虎跳峡有11000英尺深，汹涌的长江切开雪山，夺路向前。

有些瘿袋相当大，垂挂在喉头的两侧，形成令人厌恶的屁股状物。

当然，甲状腺肿的最好疗法是做外科手术，把它切除。

要做到这点，这些穷苦人将不得不作长途旅行到昆明去，在医院里付出很高的费用。

对于一个把他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只值几元钱的人，建议他作这种旅行是毫无用处的。

即使无事到丽江一游，对他们来说也是昂贵的。

他们在城里不能呆那么长时间治病。

所以得想出一个很快的办法。

我叫他们服用我认为可以容许的大剂量的碘化钾，只要不害命就行。

我坦白有几回是侥幸脱险。

一个傈僳族巫医服药后躺倒两天，处在昏迷状态中。

其他人有碘中毒症状。

不过所有的人都活下来了，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他们。

他们的瘿袋缩小了一半，再做几次治疗后，就变得很小，几乎看不见了，可是我得承认瘿袋还存在，我从来没能够成功地除去它们。

麻风病在纳西人中不常见。

有些人相信只要换个名称，这种病就不那么可怕了。

为了不伤害他们的情感，现在雅称这种病为"亨森病"。

如果纳西人中有这种病的话，那是外边带进来的。

纳西人对这种病是很警惕的。

我记得一个病例，那是一个多年来居住在下关那边的纳西人，他回到村里和家人团聚。

人们发现他处在麻风病前期，全体村民来到他跟前，问他回下关去还是举行自杀仪式。

他选择了后者。

人们给他一碗可怕的油煮黑草乌。

后来他们把他的尸体焚毁了。

白族、傈僳族和四川来的汉族移民中有少数人害麻风病，藏族的情况也如此。

可是没有传教士们的报告里写的那样严重。

在丽江以南150英里处，在白族居住的地方，洱源附近有一个小麻风病收容所，可是病人只住了一半。

我不是科学家，对麻风病的起因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也没有读过多少这方面的书。

然而我在中国居住和旅行了许多年，到过西藏边地，有时我会去观察和比较在什么条件下哪些人麻风发病率最高，哪些人发病率最低。

有些翠绿肥沃的坝子，一眼望去像名副其实的天堂，不过那里的人们正好患麻风病。

为什么呢？

其他一些地方，看来不那么肥沃和富有，而那里的居民很健康。

这又为什么呢？

我时常访问西康省磨石棉坝，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罗马天主教办的麻风病收容所，住有五百个患者。

这个暗藏的坝子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坝子海拔至少八千英尺，四周有大雪山拥抱，气候四季如春。

坝子两边有两条由冰川雪水构成的咆哮的急流，像瀑布般猛冲下去。

四周小山丛林密布，高山草地上和林中空旷处鲜花遍地。

某些世界上稀有的百合花生长在山梁上。

空气中充满浓郁的花香，无数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叫着，土壤黑黝黝的，极为肥沃。

天主教传教团在果园里栽了各种果树，经过认真平整并且有水浇灌和园子里各种蔬菜应有尽有。

香甜的番茄和大辣椒成行地和洋白菜、菜豆间种在一起。

然而这块坝子是不幸的。

坝子上可能大约有三百多户四川移民，每家都至少有一个麻风病患者。

由于麻风病，磨石棉的名声很坏，以致在贡嘎雪山那边省会打箭炉的人，如果他们知道鸡和鸡蛋来自磨石棉，无论价格多低，没有人会买一只鸡或一个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