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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了，我又到军长办公室。

他一个人在灯下还在看文件，我倒杯茶，放到他面前。

他望了望我说：

"还没睡？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要走了！"

"走？到哪里去？"他很诧异。

"到部队去，打仗去，拼死去，这时候你还把我留在这里做什么？我能不死吗？我能不带头先死吗？给我走好了。"

他沉吟了一会，然后说："你是会蹲不住的，也应该蹲不住的。"

抓住电话，要通预10师葛师长，商量好后，放下话筒，回头对我说：

"去吧！到葛师长那里去报到，我相信你这一次能打出点成绩来。"

我说："我走了，军长多保重！"

敬了个礼，转身走出，他跟在后面，送到房门口，我看他好像还有话说，于是转过脸来，又站到他面前，他说：

"你的忠心爱国，你的勇敢善战，我是完全信得过你的，但你有时一阵糊涂，头脑发热，就会乱来。你动不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拼上前去，打死完了。

须知动不动想死不是好指挥员，你死了，仗就打胜了吗？敌人就被歼灭了吗？刚刚相反，你死了正中敌人的下怀了。

因为一个有作为的指挥官死了，他就去了一个劲敌，你们如果都死了，中国也就完了，应该强调敌人尽死，我不死。这叫杀伤敌人保存自己，这才是战场杀敌的要诀……"

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这一代命运注定是要这样的，就是死了，也要对国家、民族有益啊！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看过！"

"那邓艾赞姜维的两句话'临大事而不惊，遇危难而不惧，真大英雄也！'(《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三回：丁奉定计斩孙林／姜维斗阵破邓艾。原句应为：'姜维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真将才也！'）你应当永远记住这两句话，愈到危急时刻，愈要头脑清醒，冷静分析，选择最佳方案，糊涂蛮干的人是不能做将军的。"

我确实终生不忘这两句话，有多少次关键时刻，运用这两句话，没有乱来，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想，这两句话不但是军事名言，而且是做人的哲理啊！

我又走了，但他还跟在我后面，直到走廊尽头。

我只好又面对他站住，他声音低低地说：

"这一仗打过来，第10军伤亡一定很大，可能要全军覆没，但还得要建第10军，如果骨干都死了，第10军也就建不起来了，只要留下骨架子在，就不怕长不起肌肉，对于优秀干部，要爱护他，要慎重使用。必要时可以把他们藏起来。"

以后我想起来，怪不得在战斗最惨烈的时候，领导总是不让我到第一线参战，有时我的队伍冲锋，叫别人带去，却把我叫到上级指挥所去，真把我急得要死。

后来，我才领悟到，也许这就是在贯彻执行方军长的意见吧！也许他们把我列入了优秀干部的行列了吧！

走出司令部大院，我心想，怎么军长今天谈话与往常完全不同了，怎么句句都带感叹号！而且情深意切，软语谆谆，哪里像以前那叱咤风云，雷厉风行，不容人置辩的气度。

也许经受这一次挫折，方军长脾气、性格大大转变了吧！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带着几个从人，匆匆走上自己的战斗岗位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的战幕拉开了。

方先觉又被任命为88师（军）师长，兼徐州警备司令。

曾两次写亲笔信，一次打电报给我，要我回去供职。

电报说：如能工作，望即来徐，即行设法。

由于我当时行动还困难，更由于我家是老解放区，我的弟弟、侄子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共产党的干部，并都给我去过信，取得了联系。

我实在不愿意再拿起武器向自己同胞骨肉开火，于是借口伤势未痊，婉言谢绝了。

从此我进入大学读书，脱下了军服与国民党军队绝缘了。

方先觉到了徐州以后，正巧又碰到了薛岳，冤家路窄，仇人相见，如何干得下去。

时间不长，方先觉就辞去了一切职务，回到南京家里，进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竞选国大代表。

无官一身轻，不想在内战中建功立业了。

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据说他还担任了金马防守司令与十年联勤总司令。

看来蒋介石对他还是信任的。

大概是1983年春天吧！《参考消息》登载国民党高级将领方先觉将军在台湾逝世，消息传来，我心中抑郁，好几天无法宣泄。

虽然音讯隔绝了几十年，在思想上好像已把他忘记了，当现在一听说他已作古人，不绝引起对往日情谊的回忆。

他待我如子侄，我事他如父兄。

他很赏识我，也信任我，虽然我和他军衔相差这么远，有些上层情况，我们不能全部理解，但他认为我是可以培养的有前途的年轻干部，总想我今后能做出一番事业，为他争光，为第10军争光。

我对他耿耿忠心，接受任务很勇敢，执行任务很坚决，我抢救过他的生命，关键时刻解决过他的困难，对第10军对他个人，我是做过贡献的，也问心无愧。

知遇之恩，终生难报，士为知己者死，我虽未死，但是为了他的事业，濒于死亡也不止一两次了。

现在他死我老，这一段因缘旧事，只好如一缕轻烟在浩荡东风吹拂下，由轻而转淡薄而消失了。

就在看到他逝世消息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广播稿子，由市对台办公室寄于对台广播电台，电台录用了，连续广播三天。

稿子是用文言文形式写成的，因为在台湾公用文字，都还用文言文。

稿子是对台湾方先觉夫人周蕴华女士播讲的。

内容是对方将军的逝世表示哀悼，对方军长一生为人处事，功绩与影响表示敬佩、推崇与怀念，最后希望方夫人在可能情况下能把方将军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不然，祖国何以称祖国？)，顺便回大陆观光，到时只要我知道，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亲自为方将军奉安入土等等。

以后据美国回来人谈起这篇稿子，台湾确实不少人收听到，至于方夫人是否收到，她还记不记得我，就不得而知了。

据说方先觉晚年对台湾这样的僵硬顽固政策心怀不满，常有反对言论。

他想回大陆，常想取道美国或日本，回大陆探望。

据说，他常说："我回大陆怕什么？共产党不会杀我。"

这些话都受到特务的疑忌。

因此，他想到日本，想到美国，都受到干扰，不能成行。

据说姨太太生二男一女都在美国成为有名的物理学家，也都入了美国籍。

他想到美国探望，也不可得。

据说，他经常一个人，手持手杖，站在海边，向大陆凝望，抑郁惆怅，叹息不已，终然赍志以没，含恨离开人世，殁后骨埋荒岛，与惊涛骇浪为伍。

方先生死后是不会冥目的。

方先觉，他抗上而不傲下，欺强而不凌弱。

他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雷厉风行，勇敢果断，不折不扣，常在战场上枪杀干部，所以无人不怕他。

但他在闲时却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简直判若两人。

对待士兵他体贴关怀如慈母，严格教导如严父。

他大手大脚，有钱用在部属身上，高职后两袖清风，没有什么财产，他是地地道道的爱国主义者，是典型的爱国将领。

他无愧于革命传统，无愧于黄埔精神。

他不属任何派系，他没有政治色彩。

他的一生是忠诚正直的一生，是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的一生。

他是历史上站得住的人，是至今受到人们怀念的。

安息吧！方将军，你功在国家，名垂青史，你的部属怀念你，历史学家会想到你，全国人民会想念你，你会得到正确的评价，历史上会写出你最光辉一页的。

放心吧！方将军，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你的遗骨运回大陆安葬，实现你生前遗愿的。

"身既死兮神以灵，于魂魄兮为鬼雄。"这两句话是你的写照，你也是当之无愧的。

魂兮归来！

蒋鸿熙

1987年3月8日于泗阳新袁中学

2

《血泪忆衡阳》背后的故事

时隔七年，《血泪忆衡阳》要再版了。

想起七年前我刚看到它时，它还是一本破破烂烂、纸张发黄的残稿。

装订在一侧的蓝色棉线已经脱落崩断时刻有散伙的危险。

母亲带了老花镜让我帮忙穿针走线，认认真真地又"线装"了一次。

这次是白色的棉线，和原来的蓝色棉线相交互映，反而给这个小册子增色不少。

那是2005年的夏天，傍晚的小乡村，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我躺在自家的平房顶上看书，前几天看了路遥的《人生》，现在又看《血泪忆衡阳》，看完后泪流满面，不自觉地握着拳头狠砸着屋顶沉痛地呻吟着，喊道："我的亲人啊！"

母亲急急忙忙地从屋子里跑出来喊道，快下来，这么大的人了，还整天爬高上低的。

被书稿感动的我立刻去邻村的舅舅家借了电脑开始整理，那个夏天我和母亲一边推敲那些潦草的字句，一边流着泪敲打键盘。

母亲说，这个册子只是《思痛集》之三，完整的《思痛集》至少还有两本。

1986至1987年，当时还在江苏新袁中学教书的外公，将全部的《思痛集》书稿整理成册，寄往北京政协某单位以求出版。

但从此杳无音讯，非但没有付梓，而且全部稿件也无法追回。

那会儿誊抄一遍稿子并不是容易的事儿，自此后这个《思痛集》也只剩下"之三"了。

我安慰母亲说，玄奘取经后东归还将部分经文遗失在晾经石上，可见无论什么事儿都不会太圆满。

母亲说，如果你外公和外婆在世的话，还有很多线索可以寻找，但现在一切都断了。

这让我想起外公写的那篇《别了，方先觉将军》里面的句子，"现在他（方先觉）死我老，这一段因缘旧事，只好如一缕轻烟在浩荡东风吹拂下，由轻而转淡薄而消失了。"

衡阳一役后，我外公辗转逃亡，等伤腿复原，已是终身残疾。

1948年，他和伤兵医院认识的卢鹤云干事（即我姥姥）在曲江结婚。

翌年在曲江诞下我的母亲，给我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群朋友围炉夜话，谈及这乱世浮生真不知这襁褓婴儿要谁来培养长大，不如就起名天培，于是我的母亲天培女士就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

这个给我母亲起名字的朋友名叫郑述良（音），家境显赫，其祖母是李鸿章的妹妹（?)。

抗战时他还是个在校读书的学生，听闻窗外怒吼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他热血沸腾，把笔一放就摔门从军去了。

战场第一仗就被日军打断了腿于是也残疾了，但至死不愿和家人联系，怕辱没了家人名声。

一天听说有领导来慰问伤兵，他连忙瘸着腿躲到后山饿了一天才回来，别人告诉他今天有人来医院慰问了。

他说，"嗯。"

我知道，那是我嫂子带的队。

1950年前后，外公从广东赶回他的故乡——江苏。

当时解放战争从北向南打得如火如荼，我外公从南向北赶得心急火燎，因为他终于联系上他的亲侄子了，而这个侄子当时已是新四军的干部。

想起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侄子，我外公肯定是开心不已，从小一起长大的侄儿啊！

喝鱼汤都是一起喝的。

从1950年起，外公便在江苏参加了教育工作。

外婆也随着他在江苏教书，但是到1952年左右，外婆要求调回河南工作，因为她那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让那些江苏的小孩子感到茫然，他们听不懂。

不愿误人子弟的外婆带着我母亲回自己的娘家——河南。

而独身在江苏的外公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后来他在一首名为《抒怀》的诗里面写道：

廿载沉沦呼负负，

百年身世叹茫茫。

一生齐遇逢三错，

梦醒空余两鬓霜。

这期间除去开除公职以外，我外公曾先后在江苏涟水、新袁等地任教。

而在同一时间，我远在河南的外婆也被划为右派。

两个老右派分居数年，期间只能靠书信联系。

在1978年的来信中，我外公谈及数日前的幸运经历：他从镇江回淮阴，行至江阴路遇车祸，客车撞翻货车后砸倒两棵树再翻至水塘中。

"当场死了3人，重伤9人，另6个性命难保，15个较重伤，其余断腿断臂者皆有，40个人，39个受伤，唯一一个完好无损不用住院的竟然就是我。"

在信里他感慨说，当年伤兵医院的医生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必这就是"后福"了。

看来所谓"后福"就是下一个"大难不死"。

外公和外婆两人先后在1979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这时他们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1980年10月3日外公的来信中写到自己的病情：

"这次我是没有一点把握的，因为年纪大了，又是冠心病，现在又遇到这疑难杂症（后查明为食道癌），人已骨瘦如柴，稍微加点儿病，随时都会死去。等这封信去后，你抓紧办户口接收事宜，办好后立即来人接我走，最终把这把骨头交给河南，总算对你有个交代了。"

外公是1986年才回到河南的，那时候三岁的我正快乐而疯狂地在小村子里成长。

外公刚回来的时候我挺不喜欢他的，这个我从没见过的老头儿突然闯进我的世界里，还撇着那么令人讨厌的"洋腔话"。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不像村里的其他爷爷们一样可以帮孙子们削陀螺、拧柳笛，而且他也不做饭。

天呐！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干，还要来和我抢饭碗。

每天除了比我多听一些收音机以外，他基本上和我一样的无所事事。

但是时间久了，我对他的看法还是慢慢有些转变，虽然他依旧不会削陀螺，但他会讲《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给我听。

会和我共同讨论到底是岳飞厉害，还是赵云更厉害。

这个让我很满意，我可以出去和小朋友们讲故事，唾沫纷飞地诉说那久远的传奇，并在后面骄傲地补充一句："这是我外公告诉我的！"

时间久了，我那些朋友们也很崇敬他，并一再地问我这个外地来的外公是干嘛的？怎么知道这么多故事？

我神秘地告诉他们，我外公是右派！而且是老右派！

现在想来我估计是这世上屈指可数的以右派为骄傲的人吧！而且还成功地感染了几个朋友，都以家里有右派而感到自豪，为没有右派而遗憾……

没想到刚刚和外公熟悉一点儿，他就去世了。

1989年12月26日，外公因为食道癌病情恶化，在河南家中逝世，享年74岁。

他姓蒋，而我们这儿是后卢寨，从明朝起就从没有蒋姓的过来定居过。

在乡下是很重宗族坟茔的，这儿没有他的坟茔，于是安葬他成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外婆的本家族人跑来问外婆，姑姑啊，这姑父怎么安葬呢？

他们姑姑很干脆地说，找一块荒地，挖个坑，埋了就好了。

最终外公葬在了当时未开垦的荒地上，践了把这把骨头交给了河南的约定。

外公去世后，只剩下外婆陪我玩了。

这个老婆婆脾气火爆，胆大无比。

一次她老人家在房廊下用一只小竹鞭压着一条花蛇，大声喊我母亲出来帮忙。

我母亲大概以为外婆遇到什么意外情况，鞋子都没穿好就跑出来，看到蛇之后，吓得光着脚又跑回去叫我。

外婆撇撇嘴说，看你那点儿出息。

然后让我用竹鞭压住，她老人家再找工具，从容地将蛇挑走。

外婆80岁的时候生了场大病，开始是肠胃不适，但后来慢慢地就卧床不起，吃喝拉撒全要人照顾了。

她总是躺在床上仰着头看房顶上弯弯曲曲的椽子。

灰白的头发披散在枕边，一对失神的暗灰色的眼睛总透出一种苍凉的漠然的目光。

她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了。

不看报纸了，不看《老人春秋》了，偶尔侧过身看几眼电视剧，她就骂里边矫情的女演员说：

"就知道哭，哭能解决问题吗？没出息！"

但更多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睡觉，或仰着头那样无所事事地看。

这种冷漠只对我例外，我周末一回家，外婆那眼神中显多了热情和活力。

她会叫我的小名，让我过去。

然后伸出瘦瘦的枯干的手摸摸我的脸颊，说：

"脸太秀气了不好，有棱角才行。"

再后来长期卧床的外婆得了老年痴呆症，甚至都不认识我母亲了。

这个整天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身影，总是被她误认为是陌生人。

她很惊讶于母亲喂她吃饭，帮她穿衣服，她总是充满疑惑地问道："你……你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啊？你说！你不说我就不吃饭了！"

面对母亲那不能令她满意的回答，外婆总是"绝食抗议"，她咬紧牙关不让母亲喂饭，并一有机会就大声喊道："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虐待我……!"

而外婆唯一认识的人就是我，她是那样地疼我，这种亲情已经延伸到潜意识里，战胜了病魔和迷乱，充满一种让人感动的力量。

于是每当我在家里，母亲便会让我来喂外婆吃饭。

而外婆也会很开心，吃完饭还总会悄悄地和我说："小 A 啊！你最乖了，外婆没白疼你。不像她那样'虐待'我。"

我说："外婆，没有的，她是你的女儿，怎么会对你不好呢？"

外婆又开始怀疑说："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有这么大吗？真是我的女儿吗？"

1999年的元旦，我放假回家，外婆又生病了。

虽然她在这四年中一直在床上养病，但她的病也从未好过。

只是面对每一次的病痛，她都以顽强的生命力闯了过来，我想这次也不例外。

元月4日我开学回校，5日那天上午我总是心神不宁，于是最后一节体育课我逃了课，心急火燎地骑自行车往家赶，初冬的落叶撒满了柏油路，我骑车过去会听到沙沙的声音。

我风一般地赶到家，迈进门的那一刹那，泪水"刷"地涌出了眼眶。

我家院子里坐满了人，都是亲戚邻友，他们惶恐地看着我，那样子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有几个女人在那里撕白布，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痛彻心肺的声音，真正意义上的"撕心裂肺"——刺啦！

外婆的葬礼没有像外公那样得为难。

因为外公的坟茔已经在那了。

外婆只要葬在他身边就好了。

孤家立在荒野上的时候，我在想，这对于外公来说算不算"客死他乡"呢？

《血泪忆衡阳》出版后，我有机会联系上更多的第10军后人，其中就有一位徐湘衡女士，她是书中"徐声先"营长的女儿。

在这里我要正式地向徐阿姨道歉，因为我的胡乱考证，将第一版前言里的"燊桑"张冠李戴为周国相营长。

其实"燊桑"是徐声先营长的字号。

这个错误不仅让我愧对徐营长，也让我完全曲解了外公的意愿，实在是愚蠢之极。

后来有机会和徐湘衡及诸多第10军后人一起吃饭。

席间，大家都在谈论如何将这艰苦而伟大的衡阳保卫战拍成精彩的影片。

有人提议写剧本，编故事。

比如写一个爱国青年，为了参加衡阳会战而抛家弃子，远赴沙场，最终城破人亡，捐躯报国。

抗战胜利了，万众都在欢呼，而他的妻儿却倚门遥望再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

又有人接着说，嗯，是的，或者将这孩子写成遗腹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在她的心目中，父亲只是一个抽象的名字，伟大的符号，而这个国家正是有了这么多伟大的父亲才能历尽劫波，涅槃重生。

这时，沉默半天的徐阿姨慢慢地说，她就是遗腹子，她从没看到自己的父亲——徐声先。

一瞬间大家都不再说话，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最后，我相信，如果历史需要，为了和平，还会有更多的平凡人像当年的老兵一样迸发光芒继续闪耀！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卢华磊

201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