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这欢乐的边远地方有这种可怕的疾病的原因，至少形成一个假设，我决定对人们的习惯和饮食作一番周密的观察。
居民们比一般人还更不讲卫生，住房肮脏污秽。
为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告诉我，水太冷而不能洗澡。
说到饮食，他们一天吃两餐，上午十点多吃一餐，下午太阳落山后吃一餐。
他们吃豆腐，加上辣椒面使其可口，喝洋芋片汤，当然还有米饭。
他们日复一日地吃着同样糟糕的食物。
有时是萝卜汤，而不是洋芋汤，或者菜谱上还有煮蚕豆。
每周一次洋芋汤中加入一两块老腊肉。
我问到吃鸡、鸡蛋、新鲜猪肉以及像吃种在传教士团园子里的那些蔬菜的情况，这些蔬菜他们同样可以种的。
不，他们说，吃鸡、鸡蛋和新鲜猪肉太奢侈了——那些都是要卖的，他们急需要钱。
是啊，我想，他们肯定需要钱去购买他们一天抽到晚的鸦片。
至于传教士园子里那些新奇的蔬菜，他们的祖先不吃那些东西，照样活得好好的，他们说对祖先有好处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好处。
此外，他们补充说，某些蔬菜，特别是番茄，被认为是有毒的，因为番茄是来源于两只狗之间的罪恶行径之果。
那传教士怎么样？我反驳说。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因为吃这些菜而死去。
"啊"，男人们会意地回答，"你们洋人身体与我们不同，对你们好的东西，对我们是要命的。"
他们看上去都很虚弱、消瘦，脸色黄得像羊皮纸，眼睛因抽鸦片而发红。
人们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说服他们呢？
仁慈的天主教徒们肯定是尽了他们之所能，可是这些人迟钝而执拗，狂热地固守着他们封闭和无知的思想。
碰上他们，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由于受到黑彝人的邀请，我从磨石棉到美丽的大渡河下游一个名叫黑鲁凹的村子去。
从那里我得登上有11000英尺高的神秘的野沙坪高地，彝人们就住在这里。
他们的住房差，却很干净，彝人们看上去都很强壮。
我跟他们住了几天。
即使撇开他们为我特意安排的宴席，他们自己还是吃得很好的。
他们经常吃猪肉、鸡和牛肉——有红烧、油炸和清炖。
他们吃洋芋和乔麦饼，每顿饭都喝荞麦和蜂蜜酿成的酒，名叫芝吾。
他们不抽鸦片烟。
他们也不讲卫生，却很健康。
他们当中没有人患麻风病。
一提起麻风病，就使他们不寒而栗。
丽江周围的白族靠单调的饮食生活，米饭加上一点豆腐或相当于豆腐的东西，或者只吃辣椒和米饭。
他们也患麻风病。
四川移民和白傈僳吃的也很简单，他们同样害麻风病。
只有纳西族以及丽江周围各民族，不论贫富，饮食多种多样，很有营养，所以他们不害麻风病。
不管其他什么因素造成麻风病，这种疾病似乎在营养差而饮食生活单调的人中找到了温床。
肮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起作用的因素。
由于固定不变的饮食而造成的营养不良，肯定是一个因素。
下层阶级的藏人同样吃固定不变的饮食，由常年吃的糌粑（烘烤的大麦或小麦面粉）和喝的酥油茶组成，他们也害麻风病。
麻风病的治疗，即使用当今最新的磺胺类药物，其疗效也很缓慢，不明显。
我感到我没有资格来处理这类病例，但使他们无比高兴的是，我把病人交给南方的传教士团。
我认为西藏及其边地的真正瘟疫不是麻风病，而是性病。
从所有报告和旅游者的叙述来判断，西藏和永宁地区至少有90％的人口染上了这样那样的性病。
性病如此广泛的流行，当然是由于那些地区仍然盛行的自由婚姻造成。
由于严格实行婚姻制度并且有禁令：即所有纳西男子应该把爱情集中在本民族女子身上。
如果任何纳西人染上这些不宜说出口的疾病，他们肯定是在丽江以外感染上的。
退役老兵是感染这些疾病的最可疑分子。
藏人，某种程度上说，还有生活在永宁地区的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吕喜人，在几十年甚至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身体对梅毒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的性病已只有很微弱的反应，即使到了第三期，也不像在其他民族中那样具有毁灭性了。
然而这种藏族类型的温和的梅毒，不会传染给其他民族，尤其不会传染给欧洲洋人。
一个欧洲人如果从一个藏人身上传染了这种病毒的话，则毒性就很厉害，不立即治疗，大约三个月就会致命。
西藏和永宁流行的梅毒和淋病对婴儿的出生率有显著的影响。
西藏的人口肯定在减少，永宁的小孩害角膜炎，那是先天性梅毒的后果。
西藏地方政府极为关注此事，计划大规模地治疗性病。
然而由于工程庞大，未取得什么效果。
由于粗心大意和对患病者的漠不关心，这个令人伤心的大问题就进一步恶化了。
例如他们从来不认为梅毒比普通感冒有什么更严重的地方。
既然梅毒的初期反应实际上像得了感冒或流感，无知者认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因此他们来治疗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只不过是感冒了，没有什么要担心的。
当我告诉他们那是别的病时，他们吓了一跳。
我记得一个富有的藏人，带着这种要保密的疾病的明显症状来找我。
我告诉他真实情况，他大为震惊。
"不会，不会，"他嚷着，"只是一场感冒。"
"你怎么感染上的？"我问。
"我骑马时得的，"他回答。
"哦，"我说，"怕是骑错了马。"
他们连续不断地来了——藏人，吕喜人，偶尔也会有其他民族的人。
可是我真的记不得当中有任何害梅毒和淋病的纳西人。
正像我说过，藏人的梅毒是良性的，注射两三次后他们一般就恢复了健康。
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治疗已是白费力气，毫无希望了。
两三个星期后他们带着新的感染回到医务所来。
绝大部分工作是费力不讨好，我得承认我对治疗性病厌倦了。
我的医务所就是这样。
病人不断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病人中也有来看其他疾病的。
我尽最大努力给他们诊断治疗。
有人甚至试图要我去处理妇女难产，可是我到此止步，因为这类事我完全没有经验。
我一直极为小心，如果我的病人死了一个，那我将会被人杀害的。
医务室使我远近都有熟人，许多令人愉快的长久的友谊建立起来了。
对于护理和医药，我分文不取。
可是有时候人们会带来几个鸡蛋，或一罐蜂蜜，要拒绝这些简单的礼物是不容易的。
我记得我试图拒绝一位老妇人带给我的几个鸡蛋，结果她十分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要？"
她尖声地问道，"这几个鸡蛋是新鲜的。我不是在给你任何脏东西。"
我能说什么呢？
然而办这个医务所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丽江狡猾的商人和店主们总是在盘算我的药品。
有些十分坦率，毫无顾虑。
他们说："你从美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后来改为国际红十字会）得到，免费供应，你同样免费地把药品给出去。这些药是珍贵的好药，在黑市上值很多钱，为什么不至少卖给我们一半呢？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们准备好付高价，颇大的一笔现金不会有害于你吧。"
并且他们摩拳擦掌地期待着生意能成交。
我既不生气，也不把他们送出门外。
我的中国礼仪几乎已达到一个外国人所能做到的最高程度了。
我不能确切地记起我说了什么，不过总之是些相当礼貌的话语，把我不能把药品让给他们的原因说得十分令人满意。
接着出人意料的攻击从其他方面来了。
妇女开始天天随意进来讨药，为家里的小孩讨10片山道年、为生病的丈夫讨20片阿斯匹林，为某个卧床不起的人讨10至20片磺胺利眠灵，如此等等，名目繁多。
起初我毫不犹豫，我钦佩她们为帮助亲戚朋友肯走那么远的路翻过山来。
直到我的厨师告诉我，他看见我们的山道年、磺胺利眠灵和阿斯匹林每片五角在市场上出售时，我才警觉起来，加以注意。
我们立即出了通知贴在门上，要求所有病人，如果他们想要取药的话，得亲自到我的医务所来。
这个办法奏效了。
后来，除了我确信的病人外，我尽量少给他们继续服用的药。
当我直截了当地拒绝某位贵妇人要几包药的请求时，她就会当众发脾气，骂开了。
出于同样目的的另一种惯用伎俩是，地位很高的官员发来通知，要多少某种特殊药品，并需由带信人（通常是勤务兵）送到他那里。
我总是送去几粒药，并且深深地道歉说，眼下那种药品快用完了。
甚至我那位可爱的纳西族医生朋友，也很快熟悉了到我家门口的路，向我借这样或那样的药品，答应几天后还我同样的药品，不过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还来过。
不久我就得制造各种借口防止他们耗尽我的药品储备，这些药品是打算完全用来治疗贫苦村民的病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