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天黑，鬼子才离开这里，勤务兵随着老百姓慢慢从山里回来，古医官他们，从这里就一去不返，从此我又成了没人负责的被人遗弃者了。

既没有米，又没有钱，更没有药，在这沦陷区里，怎样活下去呢？

老百姓虽然可怜我，但他们自己也无法生存。

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逼着我马上走开，到哪里去呢？而且又走不得，我一再央求他，最后，他找来两个人，把我抬到离开村庄里多路的山冈上，一所公共的榨油的房子里，放下走了。

这里面堆满了牛粪烂草，臭气四溢，乍进去简直无法呼吸，时间一久，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于是这儿又成了我的家，勤务兵从船上找回来十几斤被老百姓抢剩下的糙米，我们两个就靠着他，一天一天地熬下去。

就是在移到山里来这天上午，宋排长带着一个勤务兵，自己拄着拐子，一跛一跛地走到我这里。

"营长！我和你在一起好了，我跟着你！"

他一见面对我这样说。

"你发神经了吧！跟着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是一步也不能动的，这儿又没一个人负责，眼见我得饿死在此地的，你还可以走几步，我看你还勉强走着找医院去好了，听说离这儿十几里路有医院的收容所，找着了他们，不就是有办法了吗？"

"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官长，我决定跟着营长，我情愿和你死在一起！"

"……那好吧！我还愁找个做伴的呢？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好了！"

从这天起，鬼子每天总要来搜索一次或两次，当他没有走到村庄之前，了望的人看到了，马上"叮叮当当"的一片锣声，提示大家"鬼子来了"。

于是家家关门上锁，扶老挟幼一齐逃到山里去，等到他们来了，已经找不到一个人，于是自己打门，找东西，翻箱倒柜，大肆破坏，有时气极了，还得放上一把火，当然假使能够赶得上的话，强奸、掳掠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先几次，往往经过我们门口，过门不入，也许是看到这么破烂狼狈的样子，知道没有什么油水吧！

有时候进来了，询问一下，我们说是患病不能动的难民——反正事前是换了便衣的——再加上没有什么给他搜去的，于是悻悻而去，有时临走时候，还骂上几声，一次，两次，习惯了也就没什么惊奇，不过，也恐怖的可观。

是第四次吧！那是一个上午，鬼子来了，这次似乎负有特殊任务似的，来的人特别多些，比往常也更凶残些，一路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耳边听到的是一片烧屋声，打门声，呐喊声，"哈""赫"这猪样的声音，好久没有听过了，确实也够刺耳的。

两个勤务兵照例是跑到山里去了，过了个多钟头，外面寂静些了，我们以为大概回去了吧！刚刚放心一点，谁晓得，最后终于搜到我们这里来了，虚掩着的门，一脚踢个大开，一行四人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中士。

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宋排长，他睡在靠外面的墙壁，我睡在靠里面的墙壁，一进门，先奔向宋排长，经过翻译的传译，他盘问他的情况。

宋排长仍然照旧的答复他是难民，患病，不能动。

敌人要他跟着走出去，但肯定是不能走动的了，敌人就又打他，把他拖下床，拖到门口，仍然是不能走，又搜他身上，结果，在长裤子底下，发现他绷带包扎的伤口。

这证明是伤兵了。带中士领章的惊叫了一声，似乎被他发现奇迹似的，狠狠地用力踢了几皮鞋脚，然后向旁边一个咕哝一声，这个鬼子，捧起三八式步枪"砰！"的一声，宋排长只是哼了一声，躺到地下不动了，眼睛只是翻，翻，翻了好大望着我。

这时候，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我心里似乎还在说：

"望我做什么？还不是一样的。"

扑向我来了，没有讲话，过来就在身上检查，那是特别容易的，一揭开被，马上就看到打上石膏绷带的伤腿。

没有话说了，这个中士又向那刽子手嘀咕一句，我清楚地听到"咯！"的一声，扳开保险机了，我心里在想，再一动食指，我就追上宋排长了，本能的，我闭上眼睛。

就在这转瞬时间，我似乎看到床的两面站了好几个人，都是在衡阳阵亡的我平时最爱护的几个部下，饿得难受，似乎是迎接我。

还有在长沙去世的我的老友盛声祖也远远的笑容满面地向我这里走来，我似乎很兴奋：

"这不很好吗？这么多的熟人，真是比活着还要痛快多哩！"

我心在这样想。

就是这短无可短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外面又进来一个人——我怀疑这个是中国人，但说的日本语，没有在意他讲几句什么，只听到"咕唧"几声，先从刽子手手里夺下枪，然后把几个鬼子推拥了出去。

过了半天，我才明白过来。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没有死，真奇怪，我的心里似乎还不太高兴，好像还是让我干脆死了好些。

天快黑了，两个勤务兵从山里回来，一进门看见宋排长打死在那里，当然以为我也被打死了，孟广顺"哇！"的一声哭起来，一直跑出去，不敢进来看我。

我反而笑起来了，"孟广顺！孟广顺！进来，哭什么？我没有死！"我喊他。

他进来了，一看到我坐在那儿，他高兴得跳起来，口里直说："咦！古怪！古怪！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怀疑为什么一个死了，一个又不死呢？

那大概是2月某日的事，当天晚上，就由两个勤务兵把宋排长的尸体抬到山上草草掩埋了，我的伤腿的石膏绷带，再也不敢留着了，就在那天夜里，借来一把菜刀，费了好大气力，才把他开掉，共算起来带了他有半月工夫。

仅仅五六天时间，带来还几斤米，看看吃完。

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了。

在最后两天，勤务兵把两条烂夹被拿去换四斤米，一天只煮一餐薄粥，聊度朝夕。

没两但天，连这薄粥也断绝了，我们真正的陷入绝境。

是旧历除夕那天，有几个本村的百姓来看我。

里面有一位李阳春先生，家住在本村，平时一向在城里经商，沦陷后，才回乡避难。

常在外面走的人，比较慷慨而识大体些，当他明白了我的困难情形之后，他马上拿出几千块钱，叫我的勤务兵，上街买米，买菜，并叫到他家里拿油、盐。

同时安慰我安心休养，不必担心，他一定负责维持我的生活，慢慢设法送我出险，我当时感激得流泪，真不相信，在这凉薄的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好人。

每隔一两天，李先生必来看看我，他问我到了什么地方能算是安全区，能有医院收容。

我说在上船的时候，古院长说送我们到新田，大概医院是有人在新田的，只要能到达新田，就可以了。

他说那容易，新田到这里70里路，只要道路平坦些，我一天就把你送到了，那里听说有部队驻扎的。

我说只要有部队，就不怕没人负责。

最初，敌人不时下乡骚扰，铁骑纵横，道路绝迹，任何人都不敢出门一步。

过了两个月之后，敌人据守城区，不常下乡来了，道路平静些，天气也暖和了一点。

又由李先生花了很大代价，雇了两个人（当时，是有钱请不到人的，老百姓太怕死了，给鬼子碰到了，无疑的是杀掳，自己的队伍遇着了，也说你是汉奸，再不就是拉夫，所以没敢出门一步）送我出险。

是一个阴沉欲雨的天气，一清早，冒着蒙蒙细雨，我们准备出发了，临时用竹椅绑成的轿子，我坐在上面，李先生亲自护送着，一路且行且止，边走边问，生怕和敌人碰面，也算幸运，太阳衔山时分，安全地到达新田，算是放下心了。

事情时常出人意外，新田不独没有医院，而且也没有部队，只有少数游击队及地方团队在桥边检查行人，经过盘问之后，对于我们的问题什么也不负责的，只是催着快走，快离开。

"到乌弪去好了，那儿有区公所，有乡公所，或许有人帮忙！"他说。

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前进，只到天黑，才到达乌弪圩——15里。

过了一宿，李先生把我抬到区公所，一个姓胡的区长，听说是军人出身——我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那样不负责的态度，简直令人不能忍受，除去对我的问题是一概不管外，甚至连请他打一个证明，给李先生回去，他也不给办理。

我和他吵起来了。

我请李先生他们先回去，我就在这儿和他闹下去。

好不容易过了一宿，由乡公所派两名民夫，把我送到距那儿仅15里路的南雄县政府流亡所所在地的"老龙口"。

也许是机关高点，知识水平有不同些吧！

县政府从县长以下，所有的职员们是那样客气而负责。

尤其是那位李秘书，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除热烈招待外，送了我一点钱，各人凑集了一点用品，送给我作为纪念礼物。

耽误一短短的时间，由县政府给我几份公文，先行电话通知沿途乡公所及江西龙南县政府，然后由一个警士护送着，当天到达公田，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江口圩。

江口圩，已经是江西的领域了，丘乡长，以前在某独立旅任过副官的，热忱负责，很少见的地方官。

一见面，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

在那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派人把我送往龙南。

在没有动身之前，是不知道龙南有没有医院，计划是到龙南再说，要是无院可住，再由县政府训令乡公所及时转回去，刚一上路，勤务兵孟广顺脚走痛了，跟不上担架，我叫他慢慢赶上来，要是落了伍，就到县政府问我，我一定经过那里的，结果刚到中途——陇下圩——遇到五十八兵站医院住在那里，这间医院，在曲江时候，我住过几天的，有个同乡的少校医官，劝我就住在那里，他可以设法替我开刀，各方面任何问题，都可以替我帮忙，这倒是好机会，我答应着住下来了，一方面派人到路边等孟广顺。

结果，就在我住进医院的当儿，他从另一条路差过去了，当晚到了龙南，到县政府找我不到，他哭着走了，听说是到那儿补兵去了，等过了两天，我又派人到龙南找他，贴了条子，登了启事，各处寻觅，再也寻不出一点头绪。

从此这一个跟随两三年，吃尽苦难艰辛，挨尽痛苦磨砺的生死患难的好部属，好兄弟，就失掉联络，再也找不出下落了。

我很痛心，这对于我，确实也是不算小的刺激，我一生也忘记不了这一件错事。

五十八兵站医院，仅仅住了个多星期，听说战事又有点紧张了，而且器材药品不齐，根本也无法治疗，结果只要再向龙南转院。

八十三陆军医院后来改为第六后方医院——又是我以前在乐昌住过很久的那间医院，我转去那一天，他们刚刚由城里搬到乡下，一切都没有头绪，病室没有打扫，伤患没人招呼，甚至连床铺都没有，我就在地下睡了一夜。

就是在这么龌龊简陋、阴沉枯寂的状态下，我也比较舒服安心得多了。

至少这儿可以不受鬼子的威胁和凌辱，这儿有几个熟人，可以讲讲话，4月1日，住进第六后方医院，这一次比以前好一些了，除去凌医官还很负责地用心替我医疗外，另外管理室的刘主任、指导室的卢干事（呵呵！这个应该就是后来的我姥姥）等，还不时来看看我，谈谈时事，替我借几本书，看看报纸。

早晚无书可看，寂寞无聊的时候，一个人睡在床上，高声背诵小时候读过的文章，就这么打发着"可爱"的光阴。

4月中旬，又做了一次手术，结果除了增加几天痛苦以外，仍然于事无补，一般医生对这伤势的治疗，已感到束手无策了，一个个在窃窃私议着准备替我截肢，但他们又没那个胆敢对我说。

情况一天天又有点紧张了，惊惊惶惶的气氛湮没了个人的工作兴趣。

我怎么办呢？伤腿再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万一敌人来了又不知道要遭到什么命运，这一次我不再吃亏了，我要先行准备自杀利器。

万一到危险时候，我自动一死了事，免得再受凌辱。

由那时候起，天天告诉医官，我晚上睡不着觉，天天要他开安眠药。

结果没有好久，被我收集了五十多粒，另外又花了很大代价，买了一小瓶"哥罗仿"，准备在危机关头，或伤腿宣布无法治愈时候，我要借重他解脱我一切痛苦。

这些药品到现在还保存在这里，我要永久珍藏着，作为我毕生纪念。

5月初，三南战事开始了，在两端夹击之下，不两三天，敌人前锋，距龙南只有几十里路，医院奉命向寻邬方向撤退，沿途几百里尽是些荒山峻岭，没一点交通工具可以利用。

要不然，只有派夫，可是民夫或许因为各机关要得太多的关系吧！根本一个也要不到。

6日吧！医院里多数官兵，重要物品，连同能走得的伤患，先行出发了，仅留下几个职员，几十个不能走的伤患，在这里等候。

情况又是相当紧急了，但这对于我简直是司空见惯了。我有点自嘲。

龙南城里疏散一空了，我们的民夫仍然一个也没有派到，最后指导室的卢干事和王副官他们多方努力，才找到一点民夫，把我们抬到距龙南25里的里仁圩，本来预计在这里换夫的，因为过境机关太多，地方无法应付，乡公所逃得一个人也找不到了，谁替你换夫呢？等了一天，没一点头绪。

第二天，敌人已经距离不远了。里仁听到枪声了，在不停的大雨下，院长张甫仁，准备完全抛弃了这批伤兵，径自逃命，所有的官兵都在整备东西，准备出发。七八十个不能顶的伤兵，眼看着又走上绝路了。

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腰佩左轮的军官，跑来见到我。

"你就是蒋营长吗？"他问。

"是的！"

"我是本县的游击队大队长，我姓杜，现在医院里已经遗弃你们，他们自己逃命了，敌人一会会到达此地，这里是市镇，又是紧靠马路。他一定要来占领的，你个挨他们看到了，当然不再想活命了。我看你最好避一避，你有钱吗？可以请两个人，把你抬到乡下，出街头木桥右转弯里多路，就是李家庄，你在那儿避一下再说好了，总比在这等死好。"

我目瞪口呆了："他们真的走了吗？"

"他们马上走了，不理你们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点忙呢？"

"我没有办法，只好就这样为止了。"他说。

稍微沉吟一下，我说："请院长来一下，我对他说句话。"我叫看护兵。

张院长来了，一手打把伞，一手牵只小狗，慌慌张张的，走到我面前。

"我没有办法，我尽了最大努力，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叫我怎么办呢？"他说。

"没有办法？你准备怎么样呢？"我问他。

"嗯……"

"总之，张院长，我们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你身上的，这是你的责任，能不能够救我们脱险，这是你的问题，我们是没办法干涉的，这次你把我们遗弃了，我们当然是牺牲了，假使真正死了，不见面的话呢？倒也省得麻烦，要说是我还能够再见天日。那我是要彻底清一下的，我和你携手去见见委座都可以。我总要求个水落石出，除非你伴着我们同死……笑话！要是这样，守土将士，何必要与阵地共存亡呢？你走好了！"

他没有话讲，慢慢走出去了，但走不敢走，不走又着急，又没办法，事情僵住了。

政治指导室的卢干事（这里是我能够知道的我姥姥唯一的一点工作的经历）鹤云，这是我一向很少见到的一个有胆、有识、沉毅负责的女工作同志。

听说每次撤退时候，她总是冒险留在最后，时常和敌人接触，尽力抢救伤兵。

这次她又在最后赶上来了，冒着大雨，伞也不打，衣服湿透了，一个人跑来跑去。

找乡公所，找院长，找杜大队长。

一面又来安慰我们不要害怕，就是敌人来了，大家宁可一起死，也不会遗弃走开的。

最后由杜大队长派了两支枪，医院去两个人，上山抓夫，结果半天抓来两个老婆婆，硬要她把我抬起，冒着大雨，当晚赶到月子江，但也只有出来几个而已，其余那几十个不能动的伤患，下落不明了，估计还不是被刺死的刺死，饿死的饿死，直到复员回来，还看得到一堆一堆的白骨。

医院里对于我总算是特别优待的了，由那天起，每天尽先派出两个民夫，把我抬着先走。

另外派了一个医官，负责押送着，每天翻山越岭，冒着炎烈的太阳，与一天几次的大雨，经过惊惊惶惶的忠城，纷乱沸腾的鹤子，是5月16日吧！到达安远县所属的新田，院部所在地。

住了不上半个月，风声又吃紧了，此地包围在大山当中，消息隔绝，交通梗阻，万一敌人真的马上来了，又将怎么办呢？

为了要应付临时困难起见，在卫生大队派人协助下，又把我抬转到住在寻邬的第七后方医院。

第七后方医院，就是南雄八十五医院的改称，院长已经更换过了，这间医院比较要好得多了，从院长以下所有的官佐士兵，都还有点服务心与责任感，至少还说得做了一点事，虽然还谈不上理想。

袁毓万——中山大学医学士，七后院中校医务长，是我在后方医务机关里很少见的，一位热心负责的工作人员，除去他学术的造诣想象丰富深湛，称得上他的职务外，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那服务的热忱与工作的道德。

不唯在他职务范围以内，很胜任愉快的而又戒慎恐惧，小心翼翼的尽了他的天职，甚而更进一步的超出他职责以外，研究努力解除伤患的痛苦，负起良心道德的责任，此外，他那和蔼可亲的风采，与诚挚无伪的态度，像晓风初日般令人亲之不厌。

在接触的广东人里面，没有见过这么诚挚无伪的人。

见面不久，我们谈得很合适，很投机，竟像多年的老友似的，在他的帮忙与关心协助之下，总算解除了我不少的痛苦，得到莫大的便利。

经过袁医生悉心研究检查之后，证明伤口里面腐骨还没有消除，这样不再吃一次痛苦，如何能有愈合的希望呢？

在入院十几天之后，由袁医生做了一次手术，取出大小二片腐骨，但结果仍然没有收效。

几天以后，照常炎肿化脓，袁医生有点困惑了，除去自己不断地检查思索外，更不厌求详地请求其他有经验的医生，来共同研究参考。

休息一段时间，在征求得我的同意之后，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这次比较重得多了，（听看到的人说，血流盈盆，刀刮伤骨悉悉有声）恢复知觉之后，两三天不能动弹，不能饮食，紧接着又发了一次疟疾，因为热度增高又影响到伤部炎肿化脓，早晨换药时候，纱条一抽，脓汁像壶口一般向下直流，袁医生又有点慌急了，于是每天早晨亲自替我换药，一天几次探望。

医院里比较珍贵一点的药品，差不多开给我一个人服用完了，另外，袁医生把自己私人的比较名贵的药品，他拿给我注射，于是炎肿渐渐消退了，浓汁渐渐减少了，终于9月27日那天，打开绷带，伤口完全愈合了，14个月，426天的病榻生活，于今宣告结束，我高兴得要跳起来，袁医生也愉快地笑了。

正在我伤部健愈的时间，刚刚抗战胜利结束，双喜骈集，实值得无限欣慰，由那天起，我开始整顿我的思想，抖擞我的生活，策划我的远景，恢复了家庭及好友的联络，也就是重新踏入这人世间。

由复员归还曲江以来，已经年又半了，伤腿伤部虽愈，行动障碍仍大，看情形，是不会有恢复正常的希望了，极目烽烟，缅怀天责，念着"三十功名尘与土"、"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句子，心里真比爬行在热锅上的蚂蚁还要着急、难受。

蒋鸿熙

胜利之次年（即1946年）于曲江二十九后方医院休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