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在一个步兵中校领导之下，几十个日本官兵，又到我们这儿检查一次，据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训示我们，这里的房子，准备做师团司令部，让我们这些只剩二三十个不能动的伤兵，统统到东洲医院去，限两天以内，移让清楚，至于走不得怎么办呢？他不管。

一个宪兵少尉，那简直是一条蛮横而不通人性的猪，（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否则，我是要以战犯名义向军事法庭检举的）在那一批察看的人走了之后，他就威逼着要我们马上搬出，口里不住的"妈的皮"、"妈的皮"地骂着。

然而说的是这么轻松随便，我怀疑他知不知道这句话是骂人，手枪提在手里，"哗啦拉"地拉来拉去，好像真的如临大敌一般，大概他看出我是一个官长，有资格懂得他的话，而且能够替他传达命令吧？他直接的找到我来了，一面棍子在地下画着几个中国字，一面嘴里很艰涩地说着几句中国话："今天去，可以住院，明天，死了，死了！"

一面在地下写出病、院、死三个字。

"明天怎么样？"我问他。

"明天，死了，死了。"他说。

"什么死了？"我故意做作地问。

他"霍"的一声，把手枪掏出来，抵着我的胸口说："明天'八共'、'八共'，死了"。

我笑了一笑，"知道了。"

我答应他。

东洲，像长沙水陆洲一样的出现在湘江中间的一个孤岛，船山学院、高等法院都在此地，西面对岸就是黄巢岭，会战前我们曾到这儿侦察过一次地形，第6连在此地曾经作过一个星期以上的工。

四面环水，深不可渡，当然是集中营的理想地址了。

除去能够走得的健愈的人，都被征调去担任工作外，凡属轻伤的勉强能够走得的官兵，早在这里禁锢起来，我们这一批，只是因为不能走，故此没有去而已。

这天晚上，几个能走的人，已经一跛一跛的忍着痛，自动到那儿报到去了，只剩下我们不能走的一群，仍然是躺着等着，等着这祸事的来临。

和我住在一起的有190师的一个排长，一个无线电排的少尉班长，第二天早晨还和我开玩笑。

"营长，死了，死了。"他说。

第二天，八点多钟吧，从外面咆哮进来了，这只野兽，眼睛睁得红红的逢人便打，狂吼乱叫，活像刚刚钻出地狱门的恶鬼。

两个勤务兵，早到外面烂房子里躲避起来了，我只是坐在铺上，眼看着这恶命运的来临。

他大概知道我是这儿的领袖，应该多给一点所谓的厉害吧？

"砰"的一脚，把我放在床上的三块板子（副木）夹着的平时一动也不敢动的伤腿，一脚跺落床下，"哗啦"一声，一把把门板搭的床铺掀翻了，整个的把我掀倒在地。

"妈的皮，走！走！"手枪指着我的脸。

不能忍受的痛，我昏过去了，这时候，没有思想，不能讲话。

不过一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闭着眼睛，我懒得理他。

实际上，也只有等着死而已，站都站不起来，动也动不得。

走？走哪里去呢？有什么办法走呢？

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手枪，要把我拖到河边枪毙，外面江边，砰砰的枪声，显示着有几个先遭毒手了。

却巧，里面还有两个伤官，在爬呀爬的，似乎想走出他的视线，给他看见了，他丢了我，又赶过去"妈的皮"、"妈的皮"一脚脚，两个"哎哟哎哟"地叫着。

"走！走！"

在皮鞋脚的威胁下，两个痛苦着，勉力爬出去了，没有好久，就听到外面"砰、砰"两声。

一会儿，外面又是"走，走！"又是痛哭着，惨叫着。

又是"砰、砰"的几声。

听到那声音，无疑的是在江边，一定是统统赶到江边去枪毙的，看光景已经有上十个了，"为什么要拖到江边呢？在里面打了不就很可以吗？"

我还在怀疑。

一阵杂乱的皮鞋声，走进我的门口，"好了，轮到我了，记着几日几号，几时几十分，是我的逝世纪念日。"

我在默默地想。

突然，出人意外的，进来的是另外的一批日本人。

前头一个大尉，白皙的面孔，很文雅，白面书生似的，走到我的屋内，后面衣冠楚楚的跟着一群随从。

先前那个不通人性的猪——宪兵少尉，很卑怯地跟在后面。

走进门，一看到我，他站住了，"咕噜咕噜"的讲了几句什么，一个翻译走过来，询问我的级职姓名，我毫不隐讳地告诉了一切。

又是"咕唧"了几声，译员传过来了：

"某某少尉这种野蛮与不人道行为，是违反帝国政策与皇军纪律的，我们应当惩治他，我们谨向贵官表示歉意，并请原谅。"

我笑了一笑：

"那应当感谢你们。"

走到我的面前，这位大尉似乎很客气地说了几句什么，随即伸出他的手，虽然译员没有来得及翻译，但是很明显的，他是想和我握手。

我毅然地拒绝了他，笑了一笑，"对不起，"我说，"我是战俘，我只能享受俘虏应得的待遇，而且我的上官没有给我命令，要我和我的敌人握手，对不起，我很抱歉。"

靠着墙，我又躺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当面给他难堪呢？

当时并不知道，这在事后想起来，大概有三点原因：

第一，因为受那个野猪凌辱得太痛恨了，于是加深了我仇视敌人的心理，我简直以为日本人就是这么不明人道的民族，不值一提；

第二，愈是遇着阶级高的，或者知识分子，我的架愈大，愈表示不屈不挠，杀了我都可以，这似乎要表白自己人格，不要被他看不起，甚至因为了自己而整个被人轻视了中华民国的军人；

第三，看这位大尉倒是个知识阶级的人物，我倒试试他的修养、风度，充其量你不过恼羞发怒，一枪毙我而已，反正我已经不存什么奢望了，还有什么可怕呢？

他，这位大尉，他的脸红得像血泼的一样，只是"嗯，嗯"的几声，向后倒退，真是出他不意地会受到这样侮辱，但他没有翻脸，又"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什么，似乎又在打那位少尉的官腔。

最后，那位翻译向我说："太君的意思，房子是要让出来的，但请你不要着急，我们会想办法请人抬你到东洲去的，请放心！"

下午，190师的二十几个轻伤刚健愈的士兵，由几个宪兵率领着，带着门板、绳杠，把我们仅有的不能动的重伤员抬到东洲去，一路上，亲眼看到残砖碎瓦，断垣颓壁，与几个月前荒淫繁荣情况相比，真是人不胜"荒草幽径，衣冠古邱"之慨，我又想起戴书记"希望有一颗异常庞大的炸弹，把整个的衡阳，一下炸得粉碎，消灭，哪怕连我也炸死在内"的那句话。

走到五桂岭，那正是我原阵地的前缘，山坡上曾作为我指挥（所）的大堡垒，还无恙地矗立着，秘密堡垒的前面的铁道线上，还斑斑的看得见鲜红的血迹，黄巢岭，我们住过好久的汉成铁工厂，已经炸成平地，没有一点迹象可寻，多么繁荣的黄巢岭工业区，现在只看到一些断砖烂瓦，疮痍满目，整个的衡阳被强奸了，"哦！衡阳，忍耐着吧，总有一天，你会是我们的。"

天黑以后，才到达河边候船，掠过河面的晚风拂在身上很感到寒意了，但在受惯了辛苦的我们，对这一点不舒服当然是家常便饭，不值一道。

等过河，到达船山学院，已经是露湿征衫、月上柳梢的时候了，我除在上岸时在码头斜坡上跌了一下，受了一会儿痛苦外，总算安全到达了，而和我同住在一个房子的一起抬来的190师的那位刘排长，竟在上船的时候，因为和日本宪兵口角，被他推下水去与波为伍。

还有听说当上一次他们许多能够走的伤兵，被押到此地时，有许多因为自己爬不上船，就被敌兵以刺刀刺死，踢落水中，以结束其痛苦命运，这真是在死的方式上又创造了新纪录。

多么宏大的船山学院，虽然在夜晚，我没有看到它全貌，但就仅我看到的寝室一角，也就可以推测到它是多么富丽堂皇了，几百个刚健愈或尚未健愈的伤兵，编成两个中队，由较高阶级的管理着。

到达的当晚，本来我是应当抬到所谓"医院"里去的，但我听说那里不独没有药，没有米，而且根本没人负责，我也很怕到那里会更受到他的凌辱，那倒不如饿死瘦死在自己人面前好得多。

经过一再要求，才得到他们允许，把我抬到西北角那一间小房子里，又开始度我恬静的但又十分寂寞的生活。

鬼子不像以前那么搜索凌辱了，每天也可以有几个认识的人来谈谈说说了，精神上的威胁，的确比以前解了好多，但生活的压迫仍然不能舒一口气，令你时时得受到饿死的威胁。

那里面的待遇是怎样的呢？

每天把健愈的能够走动的伤兵编起来，由敌兵押解着，带到外面去打谷，回来以后，按着人数，发给每人一小碗毛谷，不管你吃不吃，更不管你够不够，当然谁还问你是怎么个吃法，与吃不吃到嘴的，像这样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尽了他的责任。

因为生的诱惑，于是大家又为着一碗谷而奔走了，两块砖，或者草鞋底对着地砖，当着砻，又当着碓，在搓着揉着，嘴当着风车，又当着簸箕，在吹着、扬着。

燃料呢？就地取材——拆房子，始而楼板、栏杆，继而梁柱、屋壁。

没有好久，眼看着偌大的船山学院，又快变成一片瓦砾了。

面盆、饭盒、茶缸、烂罐，甚至换药的浓盆、残烂的尿罐，都被用做临时的锅灶，纷乱杂陈，各自各个的煮着。

菜，当然早就给人遗忘了，那个自己能收藏到有一点食盐，撒一点在百分之九十是水的饭汤里，那已经是非常值得人羡慕的盛馔，慷慨点的还会拿他请客。

也许敌人自己也看不过去吧！

过了一些时间，他们又特别允许每班派出一个人由敌人押着，每天到外面捡捡柴火，找找菜。

那已经是秋末冬初的时候了，还会有什么菜呢？

运气好的能搞到一点空心菜、南瓜，运气不好的，只能带来些辣椒秧、番薯叶。

饿死的人究竟有好多？当时我不清楚，就是到现在也无从统计。

我只知道，每天都得抬出几个，埋掉几个。

然而并不是没有一点奇迹，另一面惊人的挥霍，无比的阔绰，也会令人不能相信。

那时候钞票之多，所谓游资的充斥，金融的活泼，要是令一个经济学者看到了，真要以为这是天堂之国。

厕所里当手纸用的尽是些关金十元钞票，满坑满谷，填径塞道，也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惜损失，或暴殄天物，初来的时候，一支草纸裹烟叶的卷烟可以卖到三五千元，一只辣椒，可以卖到一二千元，一个冬瓜可以卖到几万元，一两茶叶可以卖到七八千元，一场小小的赌博动辄就是百万元的胜负。

可是久而久之，钞票已经失掉他的价值，与草纸为伍，再也没有人把它当作很宝贵很珍视很了不起的神圣不可替代的幸福之神了，这时候，假使要有什么交易，那就只有以物换物。

我幸而好，在来的时候，带来有两炒米囊的米补贴一点，每天吃一点比较稠一点的粥，还是照常一样的盐水，洗洗伤口，勤务兵每天工作不懈。

又是一个多月，中秋节悄悄地过去了，没有欢乐，没有庆祝，听不到欢呼畅饮，看不到喧哗嚷闹，更奇怪的是也没有看到月亮，原因是那天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也许多情的月女也懒得渲染这太平吧！

带来的米，补贴完了，仅靠发下来的一点谷子，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伤口日间恶化，一天重过一天的腐烂着。

生命到了绝望关头，眼看着已经山穷水尽，必须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候了，但究竟怎样结束这微弱的生命呢？

要别人帮忙，供给你自杀的利器吗？事实上绝不可能。

而自己因为不能下床，投水吗？走不到河边，悬梁又不能站起来，除此以外只有绝食这一途了。

经过一再考虑之后，我决定采取荣升天堂的捷径——绝食自杀。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遭遇同一被俘命运的方军长，将于10月10日——国庆日，到这儿集合残余官兵，训话。

这会是真的吗？任何人都半信半疑，我呢？也就耐心地等候这奇特事实的出现。

从被俘后，这精悍的、骁勇无匹的方先觉军长，一向被幽禁在天主堂里，听说生活供应还不很差。

但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行动是极不自由的，在这极端刺激之下，他像神经病似的，过着极不谐和的生活，有时大吃大喝，有时痛哭谩骂，有时咆哮怒吼，有时乱打乱闹。

一些负责看守他的所谓卫士，所谓顾问，都被他羞辱得不敢接近，离开远远地监视着，但也无可奈何。

这一次，大约也是阻挠不住他强烈的要求吧！出人意外的，谣言竟成了事实。

十几架中美混合大队的P40、P51式的飞机，在天空盘旋着，不时的还扫射一排机枪，投下几颗炸弹。

残破凌乱的队伍，就在这时候集合起来，"不要怕！不要怕，飞机是我们的！"他嘶哑地喊着。

大家都在暗暗的好笑，然而，看到他那神经似的热烈的神情，又不无可怜，"是我们的，但也会炸死我们的啊！"

宏壮悠扬的党歌，很生疏的钻进我的耳鼓，挺在床上的我，被一阵兴奋的激动不自觉地坐了起来，庄严灿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辉煌的徐徐地升到天空，跟着传来清楚的近乎嘶哑的口号："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

这是多么悲壮的动人的情绪啊！我很怀疑——就连到现在仍然是疑窦莫释，那时候哪里找来这凑手的国旗呢？

日本人同来监督的人很多，为什么不加以阻挠而让这样做呢？

也许是众怒难犯、无法阻止吧？

训话开始了，我没有参加，也就没有听到所讲的内容，听参加的人说，一开始先来一个痛哭，天真的像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接着，就来一阵大骂，他说"……你们的帽子都到哪里去了，党徽都到哪里去了，（真奇怪，那时候存在的人，不知怎的个个没有帽子，就是有烂帽子，帽花也不知什么时候失掉了）拿掉帽花，日本人就不杀你吗？……我是不会出卖祖宗的，我只有一个老子，不会再找一个老子的，衡阳四十几天的战斗，打破抗战以来保卫战的纪录，我还对不起国家民族吗？我的名誉还不够吗？我还不可以死吗？我还不算成功吗？我今天不死，自然有我不死的价值，有我不死的意义……我不会做汉奸，不做亡国奴，我至死是抗日军人，到死也要和日本人打仗！"

方先觉

说得太多，而且太激昂兴奋了，致成一面哭，一面讲，好不容易才被两个日本人把他扶下来，当把他拉出的当儿，他一面走着，一面还高喊："方先觉会做汉奸吗？笑话，笑话，岂有此理！"

队伍解散了，在他巡视营房的时候，一阵皮鞋马靴声，正走近我的门口，我再也忍耐不住了，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啊！

"军长！方军长！"我拼命地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