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西山，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以纪念五十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846个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若隐若现。

由于叛徒出卖，超过1100名赴台“红色特工”牺牲。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大多还在保密之中，不被世人所知。

戴筱萍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后代之一。

作者徐越牛在上海找到他，鼻梁上架一副深框近视镜的戴筱萍，文质彬彬端坐着，不紧不慢回忆父亲离家时的那一幕。

那一切，就像昨天才发生。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

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

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

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特工队伍中，有一个瘦长脸，浓眉毛，眼神深邃，身着黑色西服的年轻男子，是我的父亲。

他，叫戴龙。

那年我才4岁，记得是个秋天的午后，家中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身着黑色西装的父亲走了进来。

他来不及喝一口水，对着奶奶和母亲急匆匆地说，部队很忙，我有任务，不能在家久待。

随即，他抱起我亲了又亲，久久不舍得放手。良久，才红着眼眶说，爸爸要走了。

见父亲要走，我紧紧搂住父亲的脖子，扭动着身子叫唤着，爸爸勿要走，爸爸勿要走！

父亲还是走了，是哭着走的。

母亲心中还是隐隐有些不安。特别是看着父亲走到门口，又转身不舍挥手时，母亲心中更是惊疑：他要到哪里去？他现在属于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

年轻时候的父亲，目光坚定，眼神深邃

父亲走后，就没了消息，连一封家书也没有。

母亲一边照顾白发苍苍的婆婆，一边抚养年幼的我，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生计，因劳累身体早早垮了。

时间一久，政府把我们一家定为“失踪军人家属”。那时候，家里如果有一个政治身份不明的人，日子是很难过的，我们一家被迫从江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一个老房子。

母亲心想，既然政府认定是失踪，那说明人还活在世上，她四处打听。可就是没有下落。

奶奶经常逼着母亲去找，年幼的我不懂事也常常哭着问，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我要爸爸！

江苏老家戴家圩也一次次来人，查问父亲的下落，因为父亲的失踪，老家亲人的政治前途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我们戴家很多至亲都去了海峡那一端，渐渐有人怀疑父亲很有可能也跟去了。失踪军人还涉及台湾，那就是无休止的质疑和审查。

如果父亲真去了台湾，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叛变了？

看身患重病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找到父亲，好问个明白。

1964年，我马上高中毕业，要准备考大学了。上大学必须得填写政治条件，我不知道该如何填写父亲的身份，他已经失踪了整整15年。

没有办法，我写了封信给在北海舰队的叔叔。

信发出后没过多久，叔叔特别赶来上海。他特别诧异：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哥哥的消息？

原来，因为父亲的原因，叔叔也受到了政治审查，他要求组织到哥哥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

好在叔叔的单位出面，父亲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

“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不是叛徒，是革命烈士。”

叔叔这句话，对于我和母亲犹如晴天霹雳！

母亲悲痛欲绝，她不敢相信日思夜想的丈夫竟然已经不在人世。等父亲回家，是母亲这些年活下去的动力。

我没有享受过父爱，对父亲记忆模糊，我只是心疼母亲过得实在太苦了。但一想到4岁那年和父亲的分别，竟然是永别，我也哭了。

叔叔想不明白，这么重大的消息，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家属。我们也想不明白，十余年过去，竟没有接到政府的一纸通知，一张证明。

父亲的牺牲有什么不能告人的隐情吗？

我的父亲因为家境较好，6岁上私塾，13岁考入满墩高级学堂，期间还学习了法文。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投笔从戎，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随部队到浙江福建一带作战。

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荣归故里。后来当过靖江县县长、丹阳警察局长、华东警校处长，江阴、无锡、常州三市联防主任，可想而知，他的关系网十分庞大。

像父亲这样的青年才俊，一直是两党争取的对象。就在他任江阴要塞司令办公室主任时，和共产党地下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至于父亲何时参加地下党，早期从事了哪些秘密地下活动，至今无人知晓。

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1949年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江阴要塞在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了起义。父亲公开换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成为解放军华东军区重要干部。

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母亲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深明大义的。

父亲最后回家告别是1949年10月，当时五星红旗映红了黄浦江，上海已经解放。

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非常艰难甚至失利，对台情报工作越发急需。

很快，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难民、香烟小贩、商人、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迁台大军，同时也揭开了两岸情报战的序幕。

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老资格的中共干部蔡孝乾，他是台湾人。

此时，父亲也被海军联络处任命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

母亲找到相关单位求证，单位说当时一共派出8名干部到台湾进行地下工作，有人叛变后，全部遇害了。

因为之前叛徒没有抓到，一直不能确定牺牲详情，无法通知。而后来，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通讯地址，没法通知。

不管这个说辞是否站得住脚，单位立即给我们开了烈士证明书。红色的烈士证书上，还印有毛泽东主席的签名，那在当时是至高荣誉。

年代久远、字迹发黄的烈士证书

印有沪烈字第004151号的烈士证书上，写着戴龙的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

随同那张纸，母亲还领取了450元的抚恤金。

15年的苦等，一个人换来一张纸。母亲一路哭着回到了家。

而我却只想知道，父亲到底执行了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的？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花了大半辈子。

父亲坚决服从组织的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他怀揣五封密信，用于到台后联络上王瀛成等潜伏者。而成立情报小组开展工作，由他全权负责。

王灜成长期在上海从军，是国民党空军飞机修理厂检验科二级检验员，中尉军衔。上海解放前，他在解放区工作的儿子特别来到上海，在城郊的一座道观偷偷见了面。

儿子劝他回老家苏北，他不肯，但没说原因。临分别时，儿子只好送给他一本《革命人生观》的小册子。等上海解放后，儿子赶往上海，却发现他已经不知所终。

王灜成可能是最早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上海城破之前，就跟随国民党部队乘船南下。

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父亲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

父亲在广州、香港见到了党负责人，他们向父亲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

随后，父亲领取了四千元港币作为活动经费前往台北。他的入台通行证是伯父代办的，伯父时任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通行证上父亲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

利用在台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对父亲的要求。派遣赴台的干部中，不少人都在台湾有亲属朋友。除了伯父，父亲还有好多亲戚在台湾。

父亲到台北后寄住在信义路三段一个本家叔叔家里。这个叔公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比父亲只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父亲以化名领取了台湾身份证。

全新的名字，全新的身份，在这个全新的环境开始谍海搏杀。

当地湿热的气候繁衍了台湾高大的槟榔和油棕，也孕育了四季盛开的艳丽花卉。但此时，台湾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

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想守住这最后一道堡垒，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惩治叛乱条例》等多项条款。

面对严峻的形势，父亲冷静面对。他和王瀛成取得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

对1500名赴台特工来说，此时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考验，也是更为严酷的信仰较量。

他们压根没有想到，最先叛变的人竟然会是他。

常年忧愁和操劳使母亲倒下了，她患上糖尿病，全身浮肿，唯一心愿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骨。

但两岸的剑拔弩张，让母亲的心愿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何况，只知道父亲牺牲了，有没有留下遗骨，都还无从知晓。

记得有一年我大学放寒假，从成都回到上海，一进门，只见母亲一人坐在破旧的木椅上，神情呆滞正独自流泪。

见到我，母亲很高兴，立即站起来用一个木凳垫脚，取下一只挂在屋顶的竹篮，篮子里是她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饼干和糕点。

可是竹篮拿下来一看，我们都惊呆了，全部被老鼠吃完了，留下发霉的碎末。

我和母亲抱头痛哭。我知道，这是母亲花了很长时间为我准备的，是她长久的期待。

可现在，一切为重逢做的准备都成了泡影。就像当年我们等待父亲一样。

好不容易我大学毕业，又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学生没有一个分到华东的名额。母亲鼓起勇气给父亲生前的单位写了一封求助信。

东海舰队没有忘记父亲，出面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我分配到上海一无线电厂任设计工程师。

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寻找父亲遗骨，临终前她紧紧拉着我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去台湾，把你父亲的骨灰找到，把他送回来，我等着他。”

我不敢忘记母亲的遗嘱。

但关于父亲，我手上只有一张发黄的小照片，上面是两兄弟在部队时的合影，右边一位就是他。

父亲（右一）和叔叔戴麟的合影

父亲瘦长脸，浓眉毛，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脸色刚毅，神情坚定。我一次次看那张照片，把父亲的形象刻在心里。

后来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直到退休。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到台湾寻找父亲的心愿一直没有变。

老家的亲戚一次次来上海探望我，他们关切询问父亲的事迹，村里正在修家谱，说要把父亲的英名刻在家谱中，要记录他的事迹。

我拿着父亲的烈士证书，一次次去民政部门求助，每一次回答都是“不清楚”或者“不知道”。

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工作人员不了解情况。因为海峡分离，彼此难以交流。因为政治的原因，双方有许多隔阂。

我每次都这样安慰自己，但我不甘心，拖着病体到父亲的原单位去查询。接待的年轻军官说：“这件事很难，现在无法答复你。”

求告无门，我真想大哭一场。

那时候没有微信群，和我一样求告无门的红色特工烈属们，只好在上海静安公园悄悄约会。就像当年父辈们从四面八方悄悄汇聚到台湾一样，我们也悄悄聚合在一起。

因为父辈共同的命运，我们情同手足。一边打探有关情况，交流得到的零星信息，一边提出种种有用和无用的建议。

大家的心里都憋着一句话：这是为什么？

父亲在台期间所从事的任务有详细记录和公开报道，只是在大陆看不到。

先是策反。

这可能是情报人员最古老的工作方式之一。选择策反对象极为重要，父亲先从老同事老同学入手，以找工作为由，其实是寻找可靠人选。

那是两个不同阵营的信仰较量，只凭关系好是不行的，得小心试探对方心底最隐秘的想法。

在台北街头，父亲遇到了原“重庆舰” 的海军下士刘鸣锺，久别重逢，两人越谈越投机。他的两个哥哥还是父亲的老同事，更是分外亲切。

刘鸣锺虽年轻，但很有头脑，曾被送去英国受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当了逃兵离开了军舰。后来带着家眷到台湾谋生，成了台北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小日子过得不温不火。

刘鸣锺对台湾当下的现状很不满，他感叹早知道“重庆舰“一到上海就起义，也就不跑了，干脆跟着投靠共产党了，好歹光荣一把。

父亲一听，启发他认清大势，紧隨潮流，聪明的他不停地点头。建立信任后，他向父亲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有关情况。

他很欣慰，争取一个同志，就意味着解放台湾时少牺牲一支部队。

除了策反，更重要是收集情报。

多年后我才看到父亲的卷宗

父亲通过访老友、叙旧情，打听到了许多熟人地址，他一个一个走访，说是拜托找工作，其实是了解敌情。

情报工作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胆量，更要有慎密周详的策略和综合研判的能力。有时侯，把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重大消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分解成好几种意思。

父亲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仔细的判别、研究和归类，整理成有价值的情报。

很快确定了台湾有6个侦察电台，同时也搞清楚台北警察驻训情况、高雄海军力量、舟山陆军布防、基隆军港舰船等情报。

这些信息已足够向上级报告，但如何送出去却成了父亲头疼的事情。

此时，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信息。他告诉父亲，有一个同学现在高雄空军五十五电台当台长，他已接触多次，了解了电台的工作和人员情况，弄清了台北的飞机种类和数量。

王瀛成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发展的重点人物，只要策反成功就可以向我军直接发送情报。他把儿子送他的《革命人生观》一书，送给了这个老同学。

父亲也和这个台长见过面，可是经多次工作没有成功，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断了。

父亲很急。手中的情报关系到解放台湾的大局，必须得想法把情报送出去。

敌台策反不成功，自已的电台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起来，只有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

这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容易留下证据。

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六月的一天，父亲从台北来到屏东，他若无其事地跨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抄写工整的电文。

电文不长，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电报掛号是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

反复推敲的电文是极其复杂的，既要把情报内容报告上级，又不能泄露机密，还必须简短明了。这就要靠密码来翻译。上级交代给父亲的密码有成密和周密两种，并规定了标指和换码的方法。

涉及到陆海空军的内容，是用隐语代替的。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

由于电报字数不能太多，父亲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为了解除外人的疑虑，后两次的电报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

这些名字，都是密码和暗语。

父亲很忙，他总想多干一些工作，和1500个赴台的勇士一样，父亲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台湾解放了，就可以回家团聚了。

他不断地扩大交友圈子，工作对象从军队扩大到商界。由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的情报，他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

然而，就在父亲全力以赴开展情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过来。

这个人叫焦静秋。

他不仅和父亲是江苏警校的同学，后来还是父亲的部属。去台后，两人常有交往，焦静秋虽在军中就职，但他表现得对现状极度不满，经常发表对抗政府的言论。

父亲先是静听他说，后来随声附和几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父亲认为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在以后的接触中，他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

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他看起来都比之前策反的刘鸣锺更为拥护共产主义。

不久后，焦静秋偷偷透露，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击，同时批准他去上海接家眷来台。

父亲觉得这是一次传递情报的极好机会。

他和王瀛成商量后，觉得可行，于是准备把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通过焦静秋送到上海东海舰队的直接领导手里。

想到这里，父亲欣慰地笑了。

焦静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蒋介石最为得意的情报机构。

他才是父亲真正的对手，俩人开始了特工之间的较量。

就像父亲没有忘记组织的任务一样，这么多年，我也从未敢忘记母亲的嘱托。

萦绕在我心头的，始终是：父亲！父亲！父亲！

但时过境迁，不仅是大陆，台湾也选择性遗忘了那段白色恐怖时期。

直到1993年，在台北六张犁，一个上山采摘野菜的人，偶然发现一片乱坟岗，这里竟然掩埋了两百多个被处死的政治受难者的遗骸。

同年，台湾《中国时报》发布288位“台湾地区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人名单”，戴龙、王灜成皆在其列。

6年后，有台湾学者在一家报社的档案柜底，发现了一袋写着“敌伪”字样的照片，打开以后，却是一幅幅血淋淋的枪决照片。

其中，就有红色女特工朱枫受刑前最后的留影。照片里，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神色平静而淡然。

2000年，这张照片被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杂志上，感动众人。

朱枫英勇就义前的最后留影

十年后，一架运送朱枫骨灰罐的飞机从台北直飞北京，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专程在机场接机，随后朱枫的骨灰罐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朱枫老家浙江宁波镇海建设了朱枫纪念园，朱枫骨灰迁葬老家，倍享哀荣，叶落归根。

朱枫的死和赴台特工最先叛变者有直接关系，也直接导致了父亲任务最后的失败。

“红色特工”秘密赴台后，刚开始并不算活跃，也未引起国民党台湾情报站的重视。随着大陆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台湾地下党领导人也陷入过度乐观之中。

1949年12月，中共台湾省工委甚至发出了“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的”。

台湾省工委在提交中央的《攻台建议书》中表示，最佳的攻台日期是1950年的4月。在大陆，第一任台湾省委书记这时已经任命，只等着赴台上任。

很快，台湾的街头巷尾竟然冒出了一份红色刊物《光明报》。

在舆论宣传上吃了大亏的蒋介石，看到刊物后气得青筋暴露，马上召集三大情报机构：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三大情报机构负责人开会，要求即刻侦破。

原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谷正文接受任务后，一个礼拜不到就破案了，四个台大的青年学生被抓个现行。

蒋介石得知后太兴奋了，当即奖励保密局三十万。此前，保密局三千多人，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薪水。

被抓的四个大学生没有判刑，审讯了一下都放回去了，但在审讯时，其中一句话却引起了谷正文的注意，那就是“老郑怎么样？”

行动组抓获老郑时，谷正文正在川端桥下钓到一条大鱼，谷正文突然一惊暗想，老郑难道是大鱼？

看到老郑第一眼，谷正文就确定了自己的猜想，他第一句话忍不住感叹说：“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老郑诧异道。

谷正文直言：“你身上的那股傲气，就是长征老干部特有的标志。”

老郑看了看自己的装扮——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显然老郑对自己的着装很满意。

这种满意让谷正文心中一喜，他知道老郑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只要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就可以主宰他。

这个老郑就是蔡孝乾，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

他很快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地下党的全部网络，一千八百多人被捕，一千一百多名壮烈牺牲，已经完成任务准备回大陆的朱枫被逮捕，中途吞金自杀未遂。

毛主席给他们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父亲赴台的直接领导人虽然不是蔡孝乾，但随着蔡孝乾的叛变。蒋介石发布和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和各种戒严法、戒严令。

敌我之间渗透与反渗透的攻防日趋白热化，父亲的行动更加艰难了。

我每天都在关注着朱枫的报道，关注着时间的进展。我坚信，朱枫回来了，组织上不会不管父亲的，决定去找组织。

舟车劳顿，我来到了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向门卫通报自己的名字，说明来访的原因。

很快，一位同志出来接待我，谈了半天说，我们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目前无法答复，我们尽量帮忙。

我只能表示理解，似水流年，人事代谢，六十多年过去，经办人不在，新来的年轻人不了解情况。

更何况，两个曾经敌对的阵营，能不能握手言和，谁也不知道。

就在这时候，我从《宁波帮》杂志看到一份名单，里面有父亲戴龙的名字。随后联系上了杂志徐主编。

这才得知他因受邀参加朱枫骨灰回葬故乡的隆重仪式，萌生出一个念头，要帮另外一千多个埋骨异乡的红色特工叶落归根！

徐主编亲自执笔，在2011年6月的期刊上醒目地刊登了《寻亲告示》，和《寻亲告示》同时刊登的，还有376位受难者名单。

只可惜寻亲结果并不理想，自觉在网上填写寻亲表格家属的，只有不到5个人。原因我想由于保密措施，许多后代并不知道他们父辈牺牲在台湾。

我已年近古稀，唯一希望就是找到父亲的遗骨，将他接回来，千万不要让我伤心去地下见父母。

不久后，有读者联系杂志后找到我，说她因为寻找父亲的下落，刚从台湾回来，她在台湾查到了戴龙的坟墓，在台北六张犁二墓区。

我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受难者烈属，大家都为我高兴。确实我是幸运的，静安公园聚会的这些苦命孩子，我是第一个找到父亲墓地的。

我答应大家，到台湾后会帮助了解更多的情况。

我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定势，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向政府报告，有困难应该依靠组织解决。

我先去了民政局，民政局的官员说：“这个问题上面沒有政策，我们不好答复。”另一位官员摇了摇头：“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

无亲无故的台湾朋友为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可管理我们烈士亲属的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肯伸手帮助我们呢？

我想不通。鼓足了勇气，铺开纸，向国家民政部部长提出了疑问和请求。

这一招果然有效，区民政局来电话说：“你写到北京的信有批复了，请到办公室来一下。”

写给部长的信躺在静安区民政局的办公桌上。小姑娘笑眯眯地对我说：“批准你去台湾了。”

我问及经费能否解决，小姑娘同样微笑着：“因为没有先例，上面没有政策，能不能通过民间组织来解决？”

这一次，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像当年父亲义无反顾离开一样，此时我们父子有了同样的目标——到台湾去。

急切的心情也让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不堪一击，我病倒了。

但耐不住相思之苦，我安排女儿和女婿利用元旦长假先行台湾，让他们先去祭拜父亲，打探迁坟的路径。

台湾的朋友带着女儿来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张犁。天下着雨，暮霭中，他们在墓园中寻找。

年轻人，你们要找谁？不远处，打着雨伞的一个中年人问。

女儿哭着说，找我的爷爷，他叫戴龙。

中年人走过来了，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吧？请跟我走。

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戴龙之墓” 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

鲜红的字下是长满青苔石碑

女儿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放声大哭，爷爷，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雨下得更大了。

2014年5月，我身体刚刚好转，也迫不及待踏上台湾的旅程。从上海到台北，飞越960公里的路途，是父亲当年的目的地。

虽然是第一次到台湾，但不知为何我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单。这里的小路，印有父亲的脚印。

我的第一站是位于台北最南边的马场町纪念公园，这里曾经是1950年代台湾处决政治犯的刑场。

父亲在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祭拜完，我们一家又赶往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感谢这些从未谋面的朋友。在这里，我才看到父亲六十多年前的判决书和有关案卷的复印件。

那些泛黄的证书，详细记录了父亲在台湾从事的地下工作。

蔡孝乾叛变后，台湾中共情报网络倾覆，父亲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情报处的怀疑。

焦静秋就是按照幕后人的指使，故意接近父亲，发表反时局言论，以赢得父亲的信任。

敌我双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设置陷阱。

终于，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他告诉父亲，他已拿到了去大陆的通行证，近日即将离台。他问父亲有何事要办，尽可吩咐。

父亲故作镇静说，没有太大的事，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

父亲信任他。

父亲将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一小卷交给了焦静秋，让他带往上海。

父亲的计划没有错，只是他看错了人。

拿到了密信的焦静秋，转身交给了他的上司。

父亲、王瀛成、刘鸣锺等很快被逮捕审讯。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将其列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 涉嫌23人一网打尽。

刘鸣锺被捕后，估计自己难免一死，他说共产党人被枪毙的时候都会喊“共产党万岁”，自己不是共产党，只能自己给自己喊一声“刘鸣锺27岁”。

1951年1月18日早晨，父亲等人在台北街头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被押赴马场町行刑。父亲双手双腿被打断后，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他的英勇形象感动了台湾民众。

笫二天的台湾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消息。我当时想不明白，这样公开报道的消息，大陆为何会封锁十余年？

我看着案宗出神，吴石也好，父亲也罢，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完美理想主义者。

我只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

互助会的人看着出神的我问：“戴龙是匪首，很有名气的，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呢？”

他们不会相信，台湾政治受难者名单和墓地公开十多年了，大陆大多受难者家属都无处知晓。

有人又问，你们领到了多少补偿费？

什么？补偿费？沒有的，一分也没有。

哦，我们发的叫抚恤金，450元，我母亲在世时每月有五元。

大家愕然。

我才得知，台湾当局1998年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凡符合条件的，可以得到六百万至四百万台币的补偿。只是，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只能呆呆听着，百感交集。

带着城隍庙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点，我去看望伯父。见到大陆来的亲人，伯父老泪纵横：“你阿爹游街的时侯我看到的，……真惨啊！你阿爹这个案子，我们台北的戴家……有九个人受牵连啊！”

来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慨是六十五年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感动了苍天，迁墓的前一天，雨竟然停歇了。

我笫二次来到六张犁，这是台北东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这里举行。

点香，燃烛，烧纸，供上水果鲜花，带着孩子们一齐跪拜，告慰父亲：爸爸，我们接你回家！

地很湿，挖开表土，下面是烂泥和树根。

鬓发斑白的林先生用铁镐挖断树根，一锹一锹地铲土。他管理墓地多年，当年不少受难者是外省人，没有亲人收尸，政府就发七十元钱叫他们埋葬。

那时用的薄板棺材，外面用粉笔写上号码，有时一场大雨，号码冲掉了，所以造成了姓名不详。也有的因为水冲土掩，坟墓坍塌，遗骨散乱。

这么多年没有人管理，一片野树荒草，所以寻找和迁移都有难度。

我这才知道，当时大多烈士都是草草掩埋，像父亲这样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

只是年代久了，父亲墓里的遗骨不太完整，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林先生轻轻地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小心地一起装进大理石的骨罐。

林先生一边收拾遗骨，一边轻声说，戴老前辈，回家了！

我一路紧抱着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

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戴筱萍是极少数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幸运儿。

大多的人连父亲真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谁是父亲的上线，又是谁派他们去的台湾。

要想证明失踪的父辈是个坚定的革命者，难如登天。

这些无名英雄的名字也许终将无人知晓，为了使命和信仰而牺牲的人，不应该，也不会被忘记。

70多年过去，两岸关系依然复杂严峻，戴龙他们的理想还未实现。但两岸合力让他们遗骨返回故乡，既是人情义理，也是历史和解的重要一环。

北京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名墙上，还预设大幅空位，留给后面寻找到的历史失踪者。

今天，我们记录下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也是来反观和激励自己，一代人干好一代人的事，别忘初心。

总有一天，历史回家，人性也会回家。

编辑：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