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唯物史观理论对曹操与黄巾起义农民评价当中，另一种角度从“绝对人民本位”的史观出发，以是否符合人民绝对利益为参考标准，来对曹操与黄巾农民军关系及屯田制度性质进行论述。

在此种观点之下，曹操本人及其实行的屯田制度，对黄巾农民没有起到任何进步作用，而农民自身的力量与斗争则成为推动此时期，历史进步与生产恢复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因此，在此种角度下曹操的历史作用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起到历史促退作用。

在此种理论支配下，第一种角度表现为对曹操改编黄巾军行为持否定态度，以杨柄为代表，认为曹操改编青州黄巾为青州兵后彻底改变了黄巾军农民革命军的性质。

杨柄首先认为“黄巾等农民革命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是三国时代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曹操以诱降和强迫的奸诈手段对黄巾军进行改编后，黄巾军成为曹操军阀反动集团扩张势力的工具，因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

同时，曹操是以诱降和强迫的方式完成对黄巾军事组织的改编，被改编后的黄巾军也因曹操实行“士家制度”而成为奴隶，曹操以对农民军进行迷惑方式对黄巾军进行改编，“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阴险和狡诈”。因此，曹操改编黄巾组织，促使农民革命军事组织彻底变质。

第二种角度表现为认为黄巾军一直保持革命本质，而任何变质的表象都是农民军战术战略的运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罗耀久。罗耀久针对郭沫若认为黄巾军因缺粮已经开始变质，以及曹操及时对黄巾“组织化”从而实现黄巾革命目的的观点进行质疑，并对黄巾军是否变质进行争辩。

罗耀久认为黄巾军的变质表象都是其战术战略的灵活运用，而黄巾军之所以联合当时割据武装力量，是由于当时统一的东汉政权己经瓦解，地方豪强竞起争夺势力的背景之下，“农民军要保全自己发展自己的力量，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联合某一集团来对付另一集团，是完全必要也是可能的”，所以农民军依附豪强却最终倒戈，皆是其战术策略运用，甚至对于白波黄巾曾经保护汉献帝的行为，罗耀久也认为具有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同的战略目的。

同时，被曹操“改编”为青州兵的黄巾军也未能拥护曹操，其所倚重的亲信将领皆来自亲族子弟，或地方士族地主而无一人来自青州兵，这说明“曹操不信任这三十余万有黄巾改编的青州兵，不让他们的领袖继续掌握兵权，防止他们在有机可乘的时候叛变”。

曹操只是以怀柔政策对其进行笼络而恐生事变，这“说明投降后的黄巾与曹操之间还有矛盾，并非真诚拥护曹操无条件服从他”，从而证明黄巾军在被曹操改编前后农民革命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

第三种角度是从反动战争角度，来评价曹操的战争行为，认为曹操所进行的战争是导致黄巾农民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曹操是黄巾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此观点持有者主要是孙次舟。

孙次舟认为曹操是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地主军事武装，“曹操一开始就以镇压农民大起义而扩大了他的反动地主武装，并建立起了封建割据地盘”。

并且曹操在进行封建割据战争中，更以屠城杀降为其特征，“由于曹操在不断地进行扩大地盘的战争和纵兵滥杀的结果，当时中原的劳动力就大为折耗”，可见，曹操是一个“镇压人民起义和争夺地盘而放手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而曹操因为人口锐减而被迫采取抑制豪强措施与豪强世族争夺人口，“原来'重豪强兼并之法'，主要地是为了和大地主争夺民户，目的是为了'甲兵强盛让农民著籍于官府，不许逃依于'豪强'，以便括以为兵”。因此，曹操所主导的军事战争以及抑制豪强等措施，都被认为与人民利益处于绝对的对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