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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左风流”这一词语既有地域上的指向性，也有一定的文化、文学意义。“江左”，也叫“江东”，是长江南部的一个区域。
“江左风流”是指以王谢为代表的魏晋文化个性和书法，以及吴越地区“贵于清绮”的文学特征。
徐祯卿以“散华流艳”的诗风，与唐寅，祝允明，文徴明，被誉为吴中四大才子。弘治十八年，徐祯卿中了进士，留在京城，李梦阳等人的倡导下，他的诗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与年轻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他依然保持着“江左风流”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几乎与李梦阳和何景明分庭抗礼。
祝允明是徐祯卿的好友，他曾说过：“魏汉之别，北学离群。”《明史·文苑传》中，徐祯卿“登第后，与李梦阳、何景明同游，而弃其年少之作，而趋汉、魏、盛唐，而不失其风范。”《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有徐祯卿的诗句“于七子”。
徐祯卿的诗作与他的一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可以从早年在吴中居住二十七年到进士及六年后去世。
其前期的作品深受吴中文化的影响，其作品的内容多是悲怆，其风格呈现出瑰丽的色彩。其形成的原因，与其学习六朝、刘禹锡、白居易有关。
首先，“江左风流”个性的形成与其长期受到六朝文学的影响有关。李梦阳指出，南都士子尚习六朝诗词，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尤其是顾璘、朱应登等追随他的人，更是充满了六朝的风范。吴中和南都是江南名胜，六朝时期的吴中诗人也必然会受到其影响。
从徐祯卿的角度来看，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上。从其诗中的零星议论，可以看到徐祯卿对于六朝文学的偏爱。
徐祯卿在六朝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效何逊咏倡家》，就可以看到“帘栊”、“花雾”、“暗牅”、“新竹”、“虚堂”、“落钗”等景物。如“淅淅”、“明明”等叠词也有古诗词的韵味。
徐祯卿还创作了《榆塞叹》、《步出西阊吟》等与六朝诗歌风格相近的作品。
其次，积极地接纳刘禹锡和白居易的诗作，也是徐祯卿早期诗作中“江左风流”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若说徐祯卿早年的诗作受到六朝文学的熏陶，形成了“散华流艳”的风格，那么，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作的接纳，也使得他的早期诗风更为清丽。
学习白居易，是吴中的一种传统。白居易是晚唐陆龟蒙、宋代徐铉、范成大、高启、吴宽、王鏊等。明末清初，吴中士大夫更是习武“白”，吴中“四才子”等吴中的诗人，大多都是模仿白居易的。
和沈周，唐寅，文徴明不同，徐祯卿的诗是白居易的伤感和悠闲，在他的诗歌中，有一种悲凉的、悲凉的感觉。
徐祯卿对于刘禹锡诗的接纳，主要表现在乐府诗、七言、七言绝句等刘氏《竹枝词》等具有民歌特色的乐府诗中，往往从句法、意境两个层面进行。
将刘禹锡的诗中的内容和意境转化为《漫城》中的“童言无忌”，后一句是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中的“牛衣独睡，谁为钟情哭泣”，来抒发自己的悲凉，但却比刘禹锡更有一种年轻人的激情。
徐祯卿在年轻时，也时常模仿刘禹锡的诗句，比如《无题》，就是他模仿刘禹锡的《怀妓四首》（第四）。徐诗颔联继承了刘诗首联的意思；这首诗是模仿刘句的“嫦娥归”。徐祯卿不但将“拟梦得”二字写得清清楚楚，还将刘禹锡的诗句融入了整篇文章之中，显示出他对刘禹锡的诗风的理解和认同。
对于刘禹锡的七言诗，徐祯卿表示了由衷的喜欢。《过故宫六首》、《悲故宫二首》、《淮阴怀古三首》、《沛中二首》等诗作，都是以“七绝”为基础，以“史迹”、“史记”、“叙说”、“抒发”、“刘禹锡”等。
特别是《过故宫六首》，以刘禹锡的“怀旧”为题材，以古代为题材，表面上是在感叹古迹和历史，其实是在感叹张士诚的战败。
徐祯卿早年的诗词有“江左风流”的风范，举人入京后，受李梦阳的指点，投身于文坛，摒弃了以往的清丽脱俗，走上了北方的豪迈之路，向着七子派的主流诗风迈进，开创了一种新的诗坛。
然而，他的转型并非完全，在“江左风流”的去留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1.从“江左风流”到新
弘治十八年中举人，徐祯卿在京城与李梦阳相识，他的诗风也随之转变，“渐臻老成”。与李梦阳等人交往之后，徐祯卿的诗学倾向和诗风并没有立刻改变，相反，他的诗风有了一种探索和争论的历程。
在徐祯卿的诗风转换中，李梦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祯卿虽敬慕李梦阳，但他的诗作并未直接将其作为回顾性的对象，而在他和李献吉的持续争论中，他对秦汉的敬慕，近于盛唐。
弘治十八年（1505年），李梦阳在《与徐氏论文书》中写下了徐祯卿想学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行径，颇有微词。徐祯卿在李梦阳严厉的指责下，以《与李献吉论文书》一事，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文言之贵，在于人”，而不是别的。
他的《佚题》诗作也印证了《与李献吉论文书》的看法：“吾虽甘于李左车，却不能以身相争。”顾予多看无量，这一点不愿下太多。徐祯卿在李梦阳由“初犹崛强”到“心倾意写”的转变中，其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
而且，李梦阳还专门指点了七子派的诗作，让徐祯卿受益匪浅。徐祯卿在献吉的教导下，渐渐抛弃了他的早期诗歌风格，将视线投向了汉魏、盛唐，并大力倡导和提倡文学复古。徐祯卿对李梦阳的崇拜，是他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官职地位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却是他诗风转变的主要原因。
七子派的人大多都是进士出身，也正因为如此，徐祯卿才能认识李梦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其实，很多吴中的士子，都是靠着科举考试才进入诗坛的，比如吴宽，陆深，张泰，邵宝，这些人，都是在科举考试之后拜入李东阳门下的，诗风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地理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徐祯卿由吴入京，其诗中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他在京的《燕京四时歌》为例，与徐祯卿早期的诗作比较，京师的诗具有广阔的视野，所选择的意象多是“天柳”、“建章”、“银冰”、“金塘”、“赤日”、“葱岭”、“玉门关”、“蓟门”、“代北”、“燕山”等。
徐祯卿的春色，再也没有了“万古垂杨青色，春城落英缤纷”，而是“天柳垂丝拂建章，千片银冰落金塘”，“垂杨”、“天柳”、“落花”、“银片”、“金塘”等，都具有极强的意蕴。
另外，徐祯卿诗歌风格的转变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徐祯卿的个性，一方面是因为吴中的“文弱书生”，徐祯卿的“温文尔雅”，在李梦阳的逼迫下，在李梦阳的几次争执中，在官场上的挫折，都让徐祯卿对自己的复古倾向进行了调整。
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也比较多变，敢于尝试和尝试。徐祯卿在加入七子派后，也对仙释有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探讨过摄形法，被王守仁称为“学凡三变”。
再加上徐祯卿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他的复古风格的改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徐祯卿是吴中的读书人，他从小就在追求“江左风流”的同时，也在反省。居吴时期，他在《谈艺录》中赞扬了汉魏，并对陆机等两晋文人雅俗化的诗风表示不满。
徐祯卿认为，“学魏诗与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汉之武，其流也在魏’，而不是陆机那样的‘雅’字，文多质少，所谓‘陆生之知，魏诗之糟粕’。”
郑善夫在为徐祯卿的《迪功集》题跋时，曾说过：“十岁习古文，已有章法，二十岁时对吴声略有厌恶，后又改为汉魏盛唐名著。”正是这种对汉魏诗风的渴求，使李梦阳大为欣赏，并将之纳入了怀旧的行列。
徐祯卿在加入“复古”之后，就开始了对汉魏盛唐诗词的研究，但是在具体的诗学上，他与李梦阳等人的诗学却有很大的不同。
李梦阳、何景明等力图建立“气格雄浑”的风格理想，可以说是将王孟的典型风格剔除；而徐祯卿的“盛唐”，更多的是李白和孟浩然，以及杜甫，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徐祯卿更多的是模仿李白的诗词。
徐祯卿不但拿李白作比较，还经常将李白的七言诗词与他的七言诗作相结合。另外，徐祯卿对李白诗作的注释也很多，这一点在郭云鹏的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就有许多。
徐祯卿在模仿李白的同时，也从孟浩然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五言。这一点从《酬边太常于燕山见忆之作》中就能看得出来。这首诗的第一句，是从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学来的，下联是和“青山郭外斜，绿树村旁”很像。
徐祯卿晚期的诗词，继承了李白的诗句，继承了孟浩然的文风，将“江左风流”的诗风，变成了一种空灵的诗风。
2.“江左风流”的变迁
徐祯卿在学习汉魏盛唐诗学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对六朝的接受，与吴中士大夫的交往也没有中断，这是他晚期“江左风流”的一大因素。
另外，官场的遭遇也对徐祯卿的诗学转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徐祯卿入仕后，六朝诗文的“师”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二谢。徐祯卿对谢灵运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仿拟、化用上。
谢灵运的诗作《学谢灵运赋华子冈诗赠赵建昌》便是其一，徐祯卿在诗题上就明确了他的意图，不但模仿了他的形体，而且还把他的句子也搬了出来。徐祯卿也经常引用谢朓的诗词。
在徐祯卿的晚年，除二谢外，还经常会拟化沈约、鲍照和徐陵的作品。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和他的亲信，都指出徐祯卿在汉魏、盛唐的道路上，也是从六朝开始的。
徐祯卿对六朝文学的影响，也从他的结交中得到了体现。从徐祯卿在京的交友来看，他对李梦阳的诗学并不是很感冒，吴中文化对他的影响并不大，这也是他“江左风流”的特点得以保留的原因。
在京期间，与徐祯卿交往频繁的有两种人。他在吴中结识的许多诗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尤其是徐缙，临终前，他还嘱咐过他。徐祯卿在京待的时间并不长，在他入京后，于1506年被派去湖湘编撰外史，此后两度前往潇湘，在吴中来回奔波。
在归京的这段时间里，他与吴中的唐寅等人一起吟诗作对，与吴中士大夫的密切接触，是徐祯卿晚年诗作中“江左风流”的特点消失了，但却没有完全消失。
徐祯卿的仕途经历，除了在诗词上的接受和结交之外，也对其“江左风流”的诗风特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朝正倡和集》中徐祯卿的诗词中可以看出，徐祯卿在官场上屡遭挫折后，情绪低落，其词中流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客居京师的边缘感，对吴中的想念。
加上七子的“复古”倾向，以及徐祯卿对政治与诗词的失望，使得他放弃了“旧”，成为他“弃文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祯卿的诗风变化，在京城和吴中的南北间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徐祯卿的诗风转变和诗学的探索，为沉寂的南北诗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徐祯卿的诗风由汉魏到盛唐，他崇尚李白和王孟的自然清新的诗风，他的诗学经历与世俗的区别，丰富了明代中叶文人的文学风格。
以李、何为首的七子派，学的是盛、唐李杜两家。徐祯卿兼师盛唐，薛蕙，蒋山卿，王廷陈，高叔嗣，华察，皇甫汸，都学着徐祯卿的样子，在明朝的诗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徐祯卿倡导复古、融合南北诗风的诗学探索，进一步拓展了七子派的影响，吴中文人也纷纷效仿七子，倡导复古。
徐祯卿在明、中两代文坛上，不但与李梦阳、何景明分庭抗礼，更是招揽了吴中众多才子，再加上王世贞等七大才子的支持，吴中风雅之风，也随之改变。
在徐祯卿短短的一生历程中，他的诗歌创作与思想极为丰富，其诗歌风格的变化也更为复杂，其文学经验与批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