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乡下小镇上只要有三个酒鬼，就能让一家小酒吧维持下去，虽然我和表哥托马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可我们还是少一个人，对皮尔斯街上开“北极星酒吧”的凯利赫先生来说，这段日子实在难熬。

“接下来爱尔兰电力公司的账单就要堵到我的门口，”他说，“这非得把我逼疯不可。你们等着瞧吧，该死的保险单也要来了。可恶。”

他拿起抹布走到吧台边，打着细密的小圈擦起来，顺着木头结节和纹路走向擦来抹去，凯利赫先生干起活来一丝不苟，夸张的小动作像是对这个世界的嘲弄。据说，就算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要维持应有的体面。像凯利赫历代的祖先一样，凯利赫先生的嘴巴苦涩干瘪，闭得很紧，灰色的小眼被不公正逼出了疯狂的神色。

“我没遮没挡的，”他说，“这日子过得真是提心吊胆。我就听天由命吧，任凭四面八方的风往我身上吹。你们还会瞧见我的，孩子们，拎着手提箱，站在路边，拉长着脸。济贫院！这就是他们打发我这种人去的地方！”

挂钟估摸到了十二点，打了个激灵走了过去，仿佛这是个紧要的关头。在百叶窗外面的世界，天气看起来挺不错。树上有鸟儿，公园里有花儿，还有一年中到来的第一丝暖意。临近中午的小镇节奏迟缓，炽热的阳光亮得刺眼，似乎只是为了显露这个地方的窘迫。

“干脆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算了，”凯利赫先生说，“那样我至少还死得快点。”

“北极星”是个舒适的去处，这里有黑黝黝的木头，擦得锃亮的玻璃，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台，只为图个清净（声音开得很低很低），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地洒进来，你要是使劲看的话，还能瞧见远处荒凉的山丘。我和托马斯在高脚凳上坐着不动。论起脾气暴躁、满腹忧虑、睡不好觉，我们俩是十足的典范。咕嘟咕嘟的声音慢慢响起来，我喝完了放在面前的酒。

“你能给我再来一品脱吗，凯利赫先生？”

“当然可以，布兰登。”

“表哥呢？”

“我也要。”托马斯说。

凯利赫先生本人从不喝酒（再也不喝了），可他成加仑地喝奶茶，在吧台旁边狭小的私人领地里，常年有一把鸣音水壶叫个不停。水壶的哨音像是孤独的海鸥，又像是肺里传来的喘气声，组成了酒吧里的音乐。凯利赫先生起身去接黑啤酒。他拿起每个干净的酒杯，接到距杯沿七分之二的地方就停住，杯子巧妙地向着酒嘴处倾斜，让垂直流下的黑啤酒不会溢出来，然后他把酒杯放好，褐色和奶油色的泡沫翻涌交融，黑色的液体升上来，这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厌倦的魔术秀。

“这个国家的小产业要给搞垮了。”凯利赫先生说。

“你说的是谁？”我说。

“我们这种辛苦操劳的人，布兰登。我们就是拿着铁锹吭哧吭哧干活的人。什么都不懂！在这种地方，你只能落到这个下场。”

“真气人。”我说。

他拿走我们用过的杯子，压根就不瞧一眼，真是周到得体，然后把杯子放进整洁的洗碗机里，它们会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同伴。他给干净杯子斟满酒，利索地点了点头，放在我们面前，一张钞票滑过去，我们无声地动了动嘴唇，算是感谢。

“伦斯特宫的那些家伙比妓院还不要脸。”他说。

我们没有女人。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是个可怕的缺憾。母亲、女儿、恋人、妻子，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一个都没有，因为女人在这个郡算是大奖，说实在的，我们都不是大奖得主。正是由于缺少女人的缘故，我们把自己变成了老女人。我们每天相互取乐的法子，不过是念叨自己的病痛，发发牢骚，谈论天气的变化，议论镇上的陌生人。镇上不管有什么无关紧要的琐事，都逃不过我们的闲言碎语。即使一面墙上溅了点油漆，“北极星”里也会有人留意到。凯利赫先生皱了皱眉头，把长着老年斑的手伸到身后，摸索着肩胛的某个地方，他抬起眼睛瞅着天花板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肺里一阵凉疼？”

“凯利赫先生，你说的不是白热病吧？”

“没错，布兰登！”

“疼得厉害。”托马斯说。

“就像捅了一下！”凯利赫先生说。

“哎呀。”我说。我们三个悲伤而无奈地点了点头。

“北极星”在镇子上的位置并不起眼。你沿着罗素山陡峭的斜坡走下去，经过加油站和美发店，低着头走过守卫身边，远离了小镇的商业区和车流，你突然向左拐进一条狭窄昏暗、没什么特色的街道，这就是皮尔斯街，从街上的沉闷无聊看得出，矗立在附近那位特殊的殉道者【可能指帕特里克·皮尔斯，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领导人，他在起义后被处决】有多么不受人待见。“北极星”是皮尔斯街上唯一的动静，每天只有一个小时，阳光会照进这个狭窄的山谷；现在到时候了，凯利赫先生从吧台后面走出来，把百叶窗全放下来，挡住了阳光。他是个小个子，身材瘦削匀称，脸色蜡黄，五官扁平得令人印象深刻，像是在悬崖上雕凿出的黑色阿兹特克人，外人说不清他的年纪，不管四十三岁也好，七十四岁也罢，你都不会感到惊讶，他走起路来有点像查理·卓别林，左摇右晃，步子迈得飞快，可你压根不会提起这一点。

“天气相当不错，凯利赫先生。”

“看起来挺好的，布兰登。”

“头天晚上我们喝倒了。”

“昨晚天气真是糟透了。”

“北极星”里有五张镀锌的桌子，整齐地摆着啤酒杯垫，他挨个从桌子上拿起杯垫，虽然都没有用过，可他还是换上新的，动作活像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牌。他回到吧台后面，清了清嗓子，发出嗯哼的声音，身上流露出完成小仪式的满足感，不过现在只余下微弱的光芒。

“山上那些家伙怎么样？”

“还行，凯利赫先生。”

“至少还不错，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胡里根的生意垮了？”

“我说了。”

“他们拿这开玩笑？”

“是啊，凯利赫先生。”

“下场可真惨。”

“我本来以为他能勉强撑下去。”

“确实不行。”

“就算这样，也很难得到同情吗？”

“你要是倒霉了，那家伙可不会笑话你，布兰登。”

“那把胡子对他没什么用处。”托马斯说。

新闻快报压过了古典音乐的声音，说的是暴力死亡、非洲暴行、石油短缺，卡斯特尔岛有个寡妇买到幸运数字中了彩票大奖，我们听得很认真，虽然“北极星”远离尘世，但绝不是与世隔绝。

“伤感古怪的生活，先生们？”

“说得婉转点，凯利赫先生。”

黑啤酒的劲头就要上来了。这是今天的第三杯酒，喝酒的速度现在要慢下来了，早上的忧虑烟消云散，我们已经过了内疚的钟点，向着微醺的下午前进。就连托马斯也变得快活起来。这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像是远处的狗相互撕咬，但其实是身体里让人讨厌的动静，不过我也拿不准，究竟是我还是表哥的胃里在响。正儿八经地喝酒，这辈子死心塌地地喝酒，毕竟是个辛苦的体力活。

“就算这样你还要撑下去吗，凯利赫先生？”

“你永远不能垮，布兰登。要是垮了就全完了。”

《爱尔兰时报》的填字游戏登场的时候到了，通常来说，我们仨做起字谜来得心应手。托马斯准保让你大吃一惊。整个上午，他像石头那样坐着不动，然后突然吐出“歹意”和“傲岸”之类的字眼。不过今天填字游戏被抛到了一边，因为“北极星”要迎来一场骚乱。门开了，魅力女郎走了进来。

魅力女郎走路的姿态十分优雅，举止洒脱。她的手上戴着珠宝，颈间也点缀着珠宝，穿着精致的羊毛衣服和高筒皮靴，披着绿色天鹅绒的斗篷，衣服的质地与用机器晒黑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魅力女郎走到我们身旁的高脚凳边，优雅地坐了上去。

“你们好啊，小伙子，”她说，“你们有什么红酒？”

“北极星”绝对没见识过这种魅力四射的派头，更别说用这副低沉沙哑的嗓音讲话，凯利赫先生满脸通红，赶忙行动起来。

“夫人，”他说，“恐怕我拿不出多少上等货色，不过我还是找找看吧，找找看。”

他从酒吧里放的各种红酒中分别挑了一瓶，那种三百三十毫升、铁皮封盖的小玻璃瓶；要是黑啤酒喝得太多，到了可以排山倒海的地步，我和托马斯就会在深夜里改喝这种红酒。饮红酒、灌烈酒的那些晚上，我们都很少跟人提起。

“说真的，”凯利赫先生说，“我应该把你拜托给这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行家。”

我腼腆地点了点头，伸了伸脖子，看我的嗓子好不好使，虽说声音有点哆嗦，可还是出声了。

“这瓶梅洛酒还算不错，”我说，“智利产的。”

“哦？”她说，然后拿起瓶子来仔细打量。她对我露出了亲切的微笑，两条长腿在羊毛褶皱下面交叠起来。丝袜摩擦发出沙沙声，就像一道闪电打在屋子里噼啪作响，我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薄汗。

“跟你说实话吧，这瓶黑皮诺很平庸。说真的，相当……平淡。这三瓶酒里，我差不多要选解百纳。这瓶酒倒不是那么张扬，口味很普通，可是没什么毛病。有几分……”

“丰满且醇厚。”她说着轻轻抿了抿嘴。

“可以这么说。”

“挺可口的早餐酒。”托马斯说，你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冒出来抖机灵。那女人朝他露出了更俏皮的微笑。

“那我就听你的。”她说着拿起瓶子拧开瓶盖，修长的手指动作迅速，令人眼花缭乱。

如今嫉妒在镇上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我此时的恶劣心境，是包围着我的寒冷薄雾。可嫉妒也像一首熟悉的老歌，不管是镇上的每个公共酒吧，尼古拉斯街上所有的低级酒吧，酒店里弥漫着麂皮味的寂静酒廊，还是城堡大道上所有的音乐酒吧，你都能听到这首歌。收音机里说，有个复杂的锋面低压槽从大西洋向陆地移动。祝它好运。

“这样的天气，”她说，“你不知道要不要穿件外套什么的。季节变来变去。”

“季节可没什么选择，”凯利赫先生说，“你从哪儿来的？”

她说了一个西部小镇的名字，那地方离得太远了，我们猜想那里的日子应该过得很艰难，只是想象不出那个小镇的生活都有什么不如意之处。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凯利赫先生说。

“走了条不起眼的小路。”她说道，向凯利赫先生眨了眨眼睛，而凯利赫先生的神色就像圣诞节那样被点亮了。

她打听起镇上租房的情形，我能感觉另一个自己在高脚凳上跃跃欲试。我们跟她讲起可能会有什么房子出租。

“你说的是一晚上，一星期还是多久？”

“那可说不准，”她说，“我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念头会冒出来。你有过那种经历吗？你睡醒时有没有想过，要是掉头就走会怎么样？要是突然转向会怎么样？”

乍看上去，她似乎化了精致的妆，可是在“北极星”这个快活的下午，只要稍加打量，就能看出她脸上的瑕疵和破绽。睫毛膏略微晕染到眼圈，唇膏也涂得很潦草，让她看起来有种令人忧心的气质。这暗示着并不让人讨厌的刺激，因为“北极星”的白天过得很慢，黑夜追逐着白昼，却也只是小跑而已。

“你能给我再来一品脱吗，凯利赫先生？”

“好的，布兰登。”

“表哥呢？”

“当然也要。”

“你呢，小姐？”

“好啊。”她说。

凯利赫先生露出了他惯有的嘲笑。

“我得说，你看人的眼光真差劲，布兰登。”

“啊？”

“她可不是什么小姐。”他抬起手指晃了晃，我迟迟才明白过来，她左手的中指上戴着宝石，闪闪发光。她自己看了看，貌似高傲地亮出了戒指。

“其实，”她说，“我分手了。”

另一个我在高脚凳上觉得头晕目眩。

“真是遗憾啊。”凯利赫先生低声说，大着胆子插话后，他又变得规矩起来。

“啊，”她说，“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点了点头，三个人阴沉得像是猫头鹰。我们点了点头，仿佛我们觉得爱情的残酷变数不算什么新闻。我们点了点头，仿佛我们对失恋的心碎与痛楚深有体会，好像我们都在凌晨四点走过城堡大道，淋着冰冷的雨，竖起衣领挡住寂寞的风。哦，我们可不会为破碎的心付出什么。

“婚姻就像一张旧唱片，”她说，“不停地转了好多年，然后划了太多的伤痕，没法听下去了。”

陌生人的这番话，让“北极星”的吧台上有种不自在的感觉。我们的黑啤酒还没有接好端上来，她已经把第二小瓶解百纳喝下去不少。

“你们种地吗，伙计们？”她说。

“很难这样说，”我说，“在这个时候。”

“失地农民！”凯利赫先生说。

“别理他。”我说。

“你拿走了眼下的好处。”她说。

“傻瓜才不拿呢。”我说。

当然，这些年我们过得很不错。附近的土地不怎么样，甭管怎么看都不怎么样，但是能清楚地看到荒凉的山丘，河里满是长虱子的鳟鱼，足以吸引人们来到这里。我们把他们想要的土地卖给他们，这里有不少闲置的土地。

一辆卡车开过去，震得摆放整齐的玻璃杯吱嘎作响，凯利赫先生痛苦地闭了会儿眼睛，看得出他忍住没有骂出声。

“这么多车，”他说，“他们就会从这儿抄小路，你看见没？他们上了城堡大道，就进入交通舒缓区。这些混蛋卡车司机，整天抄近道！不好意思，说粗话了。这样，还怎么让交通舒缓下来？”

“措施到位就行，”她说，“你是不是要问我，过这么多车有什么好处？”

她耸了耸肩。这是个友好的举动，好让坐在廉价椅子上的我们明白，她佯装的困惑不过是开玩笑。她是那种我们并不全然陌生的女人。在寂静的小镇上，有些女人强烈渴望激情和刺激，即使这只会带来麻烦。这样的女人往往是某个地方唯一的生命悸动。我们被她搅得心神不宁。凯利赫先生的嘴张得合不拢，感情起伏得厉害，仿佛她是从狼群中带回来的圣女。托马斯的胖脸涨得通红，显然他心里转着各种念头。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在梦里见到她。

“把所有的车从路上赶走，”她说，“所有的卡车和吉普车。用这些玩意生起篝火，烧得像火把。看着车烧起来，等着油箱爆炸。攻占县议会，撕毁道路平面图。再也不会有转盘，也不再有停车带。不管谁走到有机械说明的车辆旁边，都要被摁到墙上，趁着天没黑毙掉。想象一下，伙计们，世界再次放慢到人类的节奏。我们可以徜徉漫步。那会怎么样呢？”

“这女人，”托马斯说，“很合我的心意。”

“听着，”她说，举起三根手指，指着我们的酒杯，向凯利赫先生眨了眨眼，“从犀牛弗林身边逃走的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坐在车上。”

“谁？”

“我丈夫。”她说。

“那你们……现在是分居了？”

“没错，”她说，“从今天早上大约四点半算起。”

她把第二杯剩下的解百纳一饮而尽，开始喝新的一杯。她从精致的蛇皮钱包里拿出一张钞票，放在桌子上。

“先生，你自己来一杯吗？”

“谢谢，我不喝，”凯利赫先生说，“我好多年不喝了。”

“哦？”

“喝酒对我不合适，有位医生给我出了个难题，他说我活不到四十岁。”

“现在你活到了这个岁数，”她说，“这么做值得吗？”

“不清楚。”他说。

我们稀里糊涂地挨到下午。古典音乐台到了让人昏昏欲睡的钟点，奏起了最缓慢的挽歌和最梦幻的乐章。可以听到山顶小镇上响起了星期四惯有的动静。车门关得砰砰作响，就像这个地方特有的音符。过不了多久，孩子们就要从小学里出来，外面会传来急促轻快的脚步声，还有接连不断的嬉笑打闹声。我们都认识这些孩子。我们会看着他们长高，然后离开。岁月来了，岁月走了。你坐着张望的时间越长，这个镇子的生活就越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闪，黑暗中最微弱的一线光。在节奏慢的地方，时间却过得最快。

“你还没看到他，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她说，“上年纪的大笨蛋。顶个该死的大脑袋。体格壮得像成年人，说到底还是个小孩。”

“这是常有的事，小姐。”

“你叫我乔西好了。”她说。这名字真衬她，有狂欢节的味道，更多的酒端上来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来杯喜力？”她说，“我嗓子疼，可是不行，听着，我还是照老规矩吧。要么喝葡萄酒，要么喝啤酒，不能掺着喝。”

“至理名言。”我说。

“你们都结婚了吗，小伙子？”她说，“我想没有吧。你们最好别结婚。少惹麻烦。”

“我愿意惹麻烦。”托马斯说。

“喂！”凯利赫先生说，“这话可不正经，汤姆。”

托马斯扑通一声从高脚凳上摔下来，他说漏了嘴，不免觉得难为情，便朝着洗手间走去。她转过头去看了托马斯一眼，舌尖舔了舔嘴唇。

“那个闷声的家伙怎么回事？”她说。

“他就是不爱说话。”凯利赫先生说。

“我早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教训。”她说。

我觉得自己内心一阵颤动，心跳加快了，凯利赫先生拿着抹布，顺着木头结节和纹路走向擦来抹去，我们都很紧张，挨到托马斯回来。

“跟我说说，”她说，“总是这么闹哄哄的吗？”

她把腿搭在一起又分开，屋里就像打下一道闪电；这天下午仿佛有穿红军装的士兵端着装好火药的毛瑟枪围着我，就听见我说：

“你能给我再来一品脱吗，凯利赫先生？”

“好的，布兰登。”

“表哥呢？”

“你会抛下我，让我继续过倒霉日子吗？”托马斯说。

“他也要，凯利赫先生。乔西呢？”

“为公路喝一杯。”她说。

气氛又平静下来。奶油色和褐色的泡沫融在一起，虽然我在寻找闲聊的话题，好由此引出话头，不过现在没必要了，因为有种东西在乔西身上显露了出来：她更充分地打开了自己的内心。

“我开车扭了脖子，”她说，“开了半夜的车，路况不好。可我一定要从那个混蛋身边逃走。这个大傻瓜灌了酒，他不准我从他眼前离开。接下来，我知道自己躺在车库的地上，被胶带捆着动不了。”

小学生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走过，似乎一身轻松，这是每天三点半的节日，镇上的吵闹声到了下午就会变样，加快了节奏，一种特殊的骚动会浮现出来，显得匆忙喧闹，人们匆匆赶回家，仿佛等待着什么，通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喝酒的速度也会加快。这往往是喝烈酒的时候。

“这就是胶带弄的。”她说着卷起袖口，露出隆起的伤痕和肿块，黄色的水泡和红色的血痕，发出轻柔的声响让人宽慰。那声音像是在说：在黑暗中轻轻地抓住她，把她拉向你。

“他说，你跟谁说话来着。我看见你和他说话了。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她耸了耸肩说，“我早该看出来了。”

她喝完了剩下的酒，满怀欣喜地看着我们，预示着共同的经历即将到来，她也会成为这个地方的常客。

“还有别的事，伙计们。”她说着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每一步都不拖泥带水。

“我十一点开门。”凯利赫先生稳重地说。

“好的，知道了。”她又向他眨了眨眼，转身走了。

“北极星”就这样得救了。在光线暗淡的午后，酒吧里摆着五张镀锌的桌子，挂着蒂珀雷里郡金蓝相间的旗子，还有三把高脚凳放在吧台旁边。黑黝黝的木头结节，纹路的走向。玻璃的光芒，墙上的挂钟，昏昏欲睡的音乐放个不停。四面八方的风和复杂的低压槽，都影响不了“北极星”。“北极星”就是个避风港。

END

作者简介

凯文·巴利（Kevin Barry，1969—）是近些年爱尔兰涌现的颇具创造力和个性的作家之一，被批评界誉为“爱尔兰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巴利出生于爱尔兰西南部利默里克市的工人家庭，曾就读于利默里克大学欧洲研究专业，1992年搬迁到科克市一住十年，为当地报纸撰写新闻稿和专栏文章，后来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巴利在爱尔兰各地和欧美多国有过长期居住、工作和旅游经历，但很多小说是以爱尔兰偏远地区底层社会的人物为书写对象。犯罪、颓废、堕落、迷茫、疯狂、伤害是巴利小说的常见主题。他的作品集严肃与幽默、忧郁与滑稽于一体，具有暗沉的喜剧基调。巴利共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即《博海恩城》（2011）、《披头士之骨》（2015）、《开往丹吉尔的夜船》（2019）。其中，《博海恩城》荣获2013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开往丹吉尔的夜船》进入2019年布克奖长名单。除此以外，巴利还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即《小小王国》（2007）和《黑暗临岛》（2012），也因此获得爱尔兰国内重要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