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老美在给我们找茬时总爱说一句话，那就是指责中国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个所谓的规则和秩序到底是个啥玩意，老美却从未给出过明确的定义，相反倒是每每故意含糊其辞，或者干脆理直气壮的摆出一副“懂的都懂，无需解释”或者“请不要假装不懂”的架势。

对此，我们给出的官方反怼，往往是指责这东西就是老美的霸道规则和霸权秩序。

这么说肯定没错。但老美一定不会同意，没准还会认为我们在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排除掉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这其实是不同文明在三观上的冲突。

用大白话解释，即以老美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挨打要立正”就是绝对的真理。而我们在数千年的民族发展历史中，早就被祖宗在骨子里刻下了不服不忿的种子——受啥都不能受欺负，就算挨了打，也得成天算计着打回去。

让我们心甘情愿的立正挨打？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所以在老美看来，我们就成了异类，就成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否则脾气更冲或者跟他撕巴得更激烈的大俄、小伊、小朝、小古之流，为啥就没享受到这一“优待”？

“挨打要立正”这句话，出自电影《古惑仔》中由吴镇宇饰演的靓坤的一句台词。原话是“出来混，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意思也很简单，就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老老实实认账。当然这句话放在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语境下，意思就是甭管你过去有多辉煌，一旦衰落了就得老老实实的给新霸主当小弟，不要整天想三想四或者琢磨着东山再起。

而事实上老美也并非全是瞎白话——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这一逻辑都是基本成立的。

二战的时候，德棍和小日子曾经想要上天，而且看起来很有上天的可能，结果被老美一棍子打落凡尘。然后怎么样了？曾经不可一世且铁血硬气得一塌糊涂的德棍和小日子从此乖乖的给老美当起了小弟，无论挨了多大的欺负都打落牙齿活血吞。就算偶尔有点不服不忿，只要老美随手敲打两下，就立刻变得比小兔子都乖。

这并非是德棍或小日子天生贱种。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嘤又如何？面对昔日自家的殖民地，大嘤除了乖乖的当跟屁虫和嘤嘤嘤外，哪有半点胆子在老美面前显摆自己的老资格？甚至为了表忠心，连看家护院的大杀器蘑菇蛋，都得心甘情愿的放在老美家里当人质。

哪怕现在成天梗着个脖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大俄，要是哪天老美突然改了性子决定收他当小弟了，你信不信那个猛男得不要不要的某大帝连个磕巴都不待打的立刻下跪认主，恨不能滴血认亲？

至于更遥远的古罗马、古希腊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要是今天的某个意大利人或希腊人高声疾呼要“大国复兴”，你信不信能笑死一地人？而且笑死的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

这个世界上，曾经被打趴下又想站起来，而且还真能站起来，甚至不止站起来了还想再飞起来，看上去真正要大国复兴了的，除了我们再没第二个。

所以我们不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谁是？谁配？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经给出过这样一个定论——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对此我的理解是，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中一个非常小众的、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文明，所以才能伪装成一个国家。

这恐怕与我们传统认识上的天 朝上国、万国来朝的印象，才是真正的格格不入。

大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已经68岁高龄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最后一版《皇明祖训》，在其中他钦点出了15个永久性的“不征之国”：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为啥要说这件事？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就算不同国家间关系好得可以合穿一条裤子，那也得彼此间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缔结个和平友好条约啥的。就算有国家或地区自认是个战五渣，想要取得个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也得弄个有公信力的国际条约护体才算数。反正这种涉及国际关系的事务，好像从来都不是谁关起门来自己就能定下来的。

但老朱就行——他大笔一挥，就赐予了15国免于遭受大明朝军事攻击的永久性待遇。而且这种待遇无须经过任何协商和谈判，甚至用不着通知对方一声。因为在这位洪武大帝看来，他只是在处理“家务”而非外事，至于那15国因此走了狗屎运，只是受这件家务事的余波影响罢了。而且这种待遇对老朱来说更像是一种赏赐和施舍，那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什么是霸权，什么是霸道？与之相比，老美的那种说打你就打你、说炸你就炸你式的霸权与霸道简直逊毙了。中国式的霸权与霸道，就是我往你脑袋上砸馅饼，都不带提前通知你一声的。因为我就是想砸张馅饼，至于砸你头上了，关我屁事！

是不是觉得哪里不对？

小日子那边的丰臣秀吉就觉得很不对。这厮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前后统一了那个小岛子之后，就有点膨胀了，觉得天大地大都装不下他了。于是这个身高一米五的日本硬汉就给朝国王李昖写了封信，畅谈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理想。

啥理想？简单说就是丰臣秀吉想跟朝借道，然后先灭大明，再征服天竺，继而称霸欧亚大陆，就算统治下全世界，以他的才华来说也是绰绰有余的：

“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 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续善邻国宝记·卷一》）

然后就爆发了万历抗倭援朝战争，大明揪住小日子一顿锤，直到把丰臣秀吉锤死了才算完事。不过按照大明朝怼天怼地怼空气的一贯揍性，被人欺负了肯定是要报复回去的，哪怕打不赢宁可再挨一顿揍也得豁出去拼一把，更何况这回挑衅了他的还是菜鸡般的小日子？

然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啥？谁让老祖宗把小日子定成了不征之国？天大地大祖宗最大，心里就算再憋屈，那也得憋着。

这就是中国式霸权的基本逻辑，即家事（国内）最大，其他的都得往边上靠着——崇尚“美国优先”的川普要是知道了，弄不好会有惺惺相惜之感。

其实这种逻辑即便到了今天仍有迹可循。比如我们的官方动不动就要重申一遍——我们们永不称霸，承诺不首先使用蘑菇蛋。

然后就像老朱搞出的那个不征之国一样，大家伙的反应都是——你又忽悠傻子呢吧？谁脑子进水了才会这样自废武功、自残手足？

前阵子在某国际论坛上，某坡县国防部长公开表态希望我们要当“仁慈大国”，不要威胁他国。排除掉替他主子当传声筒的因素外，其实也是这种不信任态度的典型表现。

对此，我们的官方回应依旧是老调重弹，说穿了就是完全无视。这和朱元璋自说自话弄出来个不征之国的逻辑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做我的，与你何干？

而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简单来说就是三个要素促成了所谓“中国式霸权”的诞生，即家国情怀、大一统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

首先是家国情怀。请注意，家国情怀这种思想理念从来都是家在前、国在后的，这与近现代以来我们强调的集体意识是有着一定差别的，但却根深蒂固的烙印在我们的基因里。

那么什么是家国情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卷七·离娄章句上》），意即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整体。那为什么家在前国在后呢？因为在道德上要求所有人都舍家为国，在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可要说家国一体、为国就是为家，是不是就能让更多的人所接受了？

也正因为家前国后，这一认识才能被历代国人充分接受并付诸行动。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的各大王朝中，开疆拓土之功莫过于汉唐。为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国利益高度统一。解释起来也很简单——在两宋之前，历代中原王朝的基本盘都摆在黄河流域，集中了超过八成以上的人口和财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掌握着话语权和舆论导向的世家、士族们的老窝，也是沿黄河流域一字排开，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那些盘踞在草原大漠上的游牧骑兵们，只要放开马蹄，几天内就能跑到他们的家里杀人放火。

所以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着想，汉唐的世家豪族们也得拼命的撺掇朝廷把那些讨厌的异族人撵得远远的，并且还得在家门前弄出块宽大的缓冲区以防万一。所以汉唐两朝只要有一口气在，东北、塞北以及西域就是必争之地，像卫青、霍去病、窦宪、李靖、李勣、娄师德这样的世家子弟或既得利益者就会抛头颅、洒热血的去开疆拓土，去扬威域外。

那为啥宋明等朝就对这些地盘不怎么感兴趣了呢？因为唐宋以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以及人口中心开始东移、南移，同时以南方庶族地主为主的士大夫集团也取代了士族门阀成为了影响国政走势的最主要的力量。这些人对北方地区遭受异族侵略缺乏切身之痛，同时一旦朝廷要去收复失地或开疆拓土，必然会加大南方财赋之地的负担，因此他们就会本能的跳出来反对。即便像赵匡胤、朱棣之类的猛男皇帝能压住他们一时，但也甭指望姓赵或姓朱的不肖子孙能压住他们一世，所以这些王朝最终必将走向内敛保守的不归路。

所以家国情怀这个东西，是好是坏还真难说，但无疑对我们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其次是大一统观念。简单说，大一统意识就是对“自古以来”四个字的执念。这种意识几乎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且是由中国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造就的。

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就是将北京、南京、西安三个城市连线画出来的那个三角形所囊括（及周边）的地区，跟秦朝的疆域差不多。这个地区地形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耕。而且周边天险林立，只要拿长城一圈就安全感爆表，想出门去开疆拓土一下也不费多大劲。

但这块地方的坏处就是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种绝对的安全感就不复存在了。就像北宋，因为死活拿不回燕云十六州那么巴掌大块地方，从此赵家皇帝就再也没睡上过一个安稳觉。哪怕将朝廷财政支出的80%都铺到军费上，哪怕屈辱的奉上岁币试图花钱买平安，最终也没逃过一个靖康之耻。相反与其境遇相仿的明朝，正是得益于国防圈的完整无缺，即便到明末穷困潦倒到边军都开不出饷，但只要吴三桂不献出山海关，满洲人就只能蹲在关外干瞪眼，死活就是过不去。

这样天大的好处，就使得国人对大一统的执念愈发的根深蒂固。而且与家国情怀一样，这个东西甭管贫富贵贱，跟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甭管哪个时代在路边随便揪出个人采访一下，几乎就找不出大一统的异见者。

相反在西方、主要是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他们的“中原”基本没有土，而是地中海。因此像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方文明以及文艺复兴，都是围着地中海搞起来的。

大海里可没法种地。不过地中海是被巨大陆地环绕的内海，沿岸总能种地吧？还是不行。因为海岸、岛屿这种的地形，非常容易遭到海上之敌的袭击，而且无险可守——你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刚要收割就被人抢走了，你还种个什么劲？所以农耕文明在欧洲根本没前途，人家只能靠海吃海，搞起了商盗文明。

行情好或者遇到了硬茬子，我就是商人；行情不好或者碰见了软柿子，信誉卓著的商人瞬间就化身成穷凶极恶的海盗。所以西方就崇尚欺软怕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是人家从祖宗开始就烙印在骨子里的基因。

但商盗这玩意，都是活在眼前，毕竟随时的一场风暴或火并都可能让一切化为泡影。所以欧洲人缺乏安全感，因此笃信宗教；所以欧洲人喜欢活在当下，对过去和未来基本没啥执念——我们都听说过无数欧洲人曾疾呼过重现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荣光，但99%都是过过嘴瘾，或者说挂着羊头卖狗肉。

甚至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东方民族，也大体如此。比如像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突厥、蒙古、满洲之类，都曾兴盛一时，但迅速又归于平庸，甚至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对“自古以来”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执念。

典型如五代——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曾占据中原，但对于盘踞在南方的十国，只要乖乖的称臣纳贡、尊其为天下霸主就心满意足了。相反等到汉人郭威、柴荣和赵匡胤当国后，甭管李煜、钱俶们如何的卑躬屈膝，都无法阻止他们欲一统天下的执着脚步。

至于理由，赵匡胤曾经说得很明白：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开宝八年》）

也正是这种执念，才使得我们的文明传承数千年而延绵不绝。

至于伦理道德观念，那就更不用提了。毕竟自古以来，我们的老祖宗哪怕是去打家劫舍，但只要能找到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是替天行道、是讨伐不臣。

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对于国人影响之深刻。这玩意固然弄出来了一大堆的伪君子，但也给我们的立世、行事定下了个准则，起码有个底线，这是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的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

就像现在的某国正打着天选之民的旗号理直气壮的屠戮妇孺，搞得天怒人怨。但其实这种事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民族都干过，只有我们除外。

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始终极端不起来。因此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没法否认毛病也不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的舆论环境。遥想就在七八年前，网上舆论充满了正能量，谁要是发几句牢骚都会被群起而攻之，动辄被斥为“公知”。可最近几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于是阴阳怪气的论调就越来越多，无论啥事都能被寻觅出莫名其妙的槽点。比如我们的航天发射成功了，就有人说关我月薪三千的毛事？如此奇葩言论下边居然还有大把的人跟着起哄架秧子。

所谓的世态炎凉，莫过于此。

于是很多人就觉得我们自己很糟糕，动辄自我批判，还自诩为清醒理智。比如有人搞出来个“酱缸文化”，更有甚者在上个世纪初还有学者居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是汉字，于是大力倡导“中文拉丁化”，搞出了一大堆不知所谓的鬼画符。

这些玩意无疑才是真正需要批判和摒弃的，但真正的根源所在，还是自十九世纪中期后的“百年国耻”所致。

毕竟在此之前，我们一向是以天 朝上国自居的。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几千年间，我们自己内部可能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但对外却一直是副骄傲的、就是瞧不起你的德性：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哪怕是在我们曾最落魄、最卑微时亦是如此——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人攻打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在这个汉家江山接近覆灭的当口，宰相文天祥被迫屈辱的出使元营，试图给自己热爱的祖国和效忠的君王争取一点时间，结果却被元军主帅伯颜蛮不讲理的拘捕扣押。在那个举世将倾、丝毫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绝境里，文山先生却仍满腹豪情的对自己的血脉和文明充满了信心和骄傲，而且还充满鄙视的指出任何试图染指华夏的异族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而且人家还能一语成谶：

“一马渡江开晋土，五龙夹日复唐天。

内家苗裔真隆准，虏运从来无百年。”（《文山集·卷十八·二王》）

几千年来我们祖先的头颅都未曾低下过、脊梁未曾弯下过。但为何近代以来也不过百年左右的低谷，就让那么多不肖子孙顽固的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自家的圆，然后就奋不顾身的扑上去想抱住洋大人的大腿？

最常见的观点就是痛骂自己不争气还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清朝，其实这是不合理的。面对经过工业革命加持的坚船利炮，以及数千年从未出现过的“西洋景”，清朝不行，那么换成汉唐宋明就行了？

只要王朝不改，儒家的牌坊还高高在上不可动摇，谁来都是那个熊样。经常看到有人幻想要是满清没入关，明末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路开花结果下去，等洋人来了会如何如何——这简直是最幼稚的笑话。为啥资本主义会在江南萌芽？因为朱家皇帝已经管不了这块地方了。但凡大明朝廷还能说一不二，你还萌芽，就算冒个泡也得一把掐死。

唯我独尊的皇帝陛下容不下这个玩意，打不过异族就忙着折腾自家和别人家老婆闺女的士大夫更容不下这玩意。所以哪怕满洲人打不过山海关，得了天下的是李自成、张献忠，或者朱由检能逆转翻盘，甚至干脆就是朱元璋、朱棣转世复生，要干的这一件事也是赶紧把这玩意掐死拉倒。

从秦到清，城头变幻大王旗两千年，皇帝不知换了多少家，但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规则以及基本秩序，其实还是始皇帝搞的那一套打底——把爱新觉罗家的辫子剪了再穿上玄衣纁裳、戴上通天冠，你再管康雍乾叫秦四百、五百世，看上去也没啥违和感。

五千年的文明不绝，当然是个巨大的奇迹，更是个巨大的幸运。但老祖宗教导我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长时间的辉煌历程，长时间的东方不败，使得我们更喜欢去“以史为鉴”——凡事都照搬老祖宗的作业，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除旧布新。

所以面对完全搞不懂是咋回事的洋鬼子的所谓“妖术”，奕山能想到的破敌利器也只有狗血粪尿，否则你还能让他想到啥玩意？也正是因为历史太辉煌、祖宗太牛批，所以一辈子埋头故纸堆中的饱学宿儒们，甚至坚持认为只要祖宗没见过的玩意哪怕就在眼前活蹦乱跳，它也是不存在的：

“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世载堂杂忆》）

奕山和徐桐倒霉，赶上了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是换成别朝的同行，难道就能好到哪儿去？

所以我始终认为，所谓的百年国耻是我们注定要经历的一劫。因为我们的历史太悠久，传统的笆篱太坚固，靠自己根本无法打破，只能寄望于外部的力量。

哪怕这注定是个极端痛苦、屈辱的过程。但不经涅槃，哪能重生？

很多人提起百年国耻就痛心疾首，但要是把目光放到宏观历史的维度，其实这码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当这是我们头一回衰败、危机、挨欺负？当然不是。类似的例子不能说多了去了，起码也不乏先例，而且这回也不是我们跌得最狠最疼的——没准几百、上千年过去，我们的后人会觉得将这段经历称之为“国耻”，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的意思。

为啥这么说？我可以随便举出一堆的例子。

汉初白登之围后，匈奴人简直是骑在大汉朝的头上拉屎，而且一拉就是70多年。可那又能怎么办？谁让你打不赢呢！所以刘邦及其子孙只能屈辱的奉上财帛和公主，试图以此满足匈奴人的欲壑，可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匈奴人仍然一次次的南下，将无数大汉子民像猪狗一样掳回塞外，将无数的城镇、田地化为废墟，连刘家皇帝的皇宫（回中宫、甘泉宫）都无法幸免。甚至连吕雉这样的太后都被公然调戏，请问这算不算国耻？

还有五胡之乱。这场持续了135年、余波波及了277年的堪称我们民族史上最大的低谷，惨到了什么地步？有人说当时长江以北的汉人几乎被杀光了，这当然是种夸张的说法。按照后世学者的估算，在五胡之乱的头三年，北方汉民被杀掉的就有800万。

近代百年国耻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牺牲掉的军民就高达3500万，相比之下这个800万看上去也没那么触目惊心。可问题是当时的北方汉人总共也就1200多万，一下子就没了三分之二（相当于近代的3亿人）！而且这800万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不是被一刀宰掉就拉倒了，而是被当做食物活生生的吃掉了。

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伤疤之巨、之痛，莫过于此。

还有唐末至明初的这将近500年，更是个无比漫长的灰暗的时刻。哪怕两宋治术之完备、经济之富庶、文化之昌盛罕有王朝可以比拟，哪怕不惜用岁币、议和、割地、称臣来买平安，最终仍避免不了靖康之耻和崖山蹈海的下场，并使得华夏大地首次全部沦入异族之手。

哦对了，还有满洲人。按照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官方编制的《旗编审壮丁册》记载，当时的八旗壮丁仅有55330人，按照一丁对五口的比例，满洲总人口就是276650人。

而明末时的汉族人口，保守估计起码上亿——1:361的悬殊比例啊！361个人就算每人挠一把，都能让被围在其中的那个满洲人体无完肤了，怎么还让人家杀来屠去，最终夺了江山？

什么是丢人现眼？这就是了。

类似的遭遇，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玛雅、印加什么的也都曾经历过。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整个文明、民族就此一蹶不振，甚至消失无踪，更别提什么一雪前耻了，估计连他们自己都没想过。

但是我们就不一样了。

刘邦的耻辱，刘彻加倍奉还；五胡之后，还你个盛世大唐；文山先生断言“虏运从来无百年”，朱元璋就把这个承诺亲手兑现；近代百年国耻之后，我们即将迎来大国复兴。

所以说老美嘴里念叨的那个“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在别的地方都好使，唯独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不行。因为两千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一秩序的破坏者。

所以，我才坚定的认为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中一个非常小众的、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文明。

那为啥别人都能认栽，但我们就偏偏从来不认？

这要从历史、文化、环境等方面展开，恐怕几万字都写不完。这里就说一点，那就是贵族传统。

我们都知道三哥家有个奇葩的种姓制度，让人天生就有高低贵贱之分，而且牢不可破。但事实上这不是三哥搞特殊，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等级制度，哪怕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小日子和小棒棒也不例外。

而等级制度，就源于贵族传统。

当然这玩意我们也有。但区别就在于，我们可以有，但陈胜说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以我们有过世卿世禄，有过九品中正，有过士族门阀。当甭管有啥，你最好都能当个人，否则一定会有人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当个人。

这样的人，可以是陈胜吴广，可以是樊崇王匡，可以是张角褚燕，可以说孙恩卢循，可以是赵广葛荣，可以是窦建德孙安祖，可以是王仙芝黄巢，可以说方腊钟相，可以是徐寿辉陈友谅，可以是李自成张献忠……当然也可以是项羽、刘邦、刘秀、曹操、刘备、孙权、李渊、朱元璋。反正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能永远的霸着那个位置，必须得轮流坐，说不定哪天就轮到我。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上，王朝更替简直像家常便饭，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的那些国家加一块，改朝换代的次数也赶不上我们一家。

但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前提是，无论怎样兴衰浮沉，都只是一家一姓的命运。而我们的民族和文明则始终延绵不绝，即便屡屡经历苦难波折亦然如此——还是那句话，从宏观历史的维度，近代以来的百年国耻，不过是沧海一粟，千百年后可能就不值一提了。

就像我们在南北朝以及隋唐时的先人提起五胡之乱可能会心有余悸。但放在今天，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或者即便知道也完全无感的人还不是大把的存在？

但放眼人类文明史，我们的这一特质就显得极为另类了。

汉谟拉比死后，古巴比伦就瓦解了；孔雀王朝瓦解后，印度半岛就再没被统一过；同样的托勒密王朝灭亡了，古埃及文明就断了传承；古希腊后来成了古罗马的一部分，而古罗马则在一片内讧中分崩离析，再也找不回昔日的辉煌。

今天，在那些古文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最出息的在国际上也就是二三流的角色。想要重现先祖的荣耀，在可预见的未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唯独我们例外——在过去的数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毫无疑问的东方霸主。在今天，我们依然是虽无名却有实的东方霸主，没准哪天还能混成地球老大，虽然我们的官方还在天天念叨着我们永不称霸。

为啥我们这么特殊？

答案已经写在前边了。因为家国情怀，因为大一统意识，因为伦理道德观念——这些由祖先烙印在基因里的东西，给予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让我们能在每次摔倒之后，都能再站起来、走起来、跑起来。

没这些东西，就会像其他那些古文明或曾经的霸主一样，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躺着了。

偏偏在过去那个发展日新月异的一百年里，我们恰好失去了话语权。于是所谓的国际规则就成了那帮喜欢认命的家伙嘴里蹦出来的玩意，好像还必须得放之四海皆准。

所以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当老大的天然享有特权，其他人甭管是老二老三都得乖乖听话、任打任骂。就算要改朝换代，也得等老大衰老了、不行了，再找个舒服的地方躺平了，其他人才能来抢班夺权，否则，你就是“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破坏者，人人得而诛之。

可偏偏，我们认的从来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摔倒了，就一定要站起来，而且怎么站起来、走起来、跑起来，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别人少插嘴。

所以我们不是破坏者，谁是，谁配？

所以所谓的百年国耻，终将是我们的文明史中的沧海一粟。那些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所谓清醒者，也终将是我们后人口中的笑话和傻蛋，就像我们今天提到中行说、张宾、刘豫、秦桧那样。